二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北京天空的云层呈现出一片奇诡的红色，有人猜测是地震的前兆。没有明媚的阳光，城市显得灰蒙蒙的，无精打采。才到四点，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天很冷。黄昏的乌鸦在“哇、哇”地啼号着，给人肃杀的感觉。在用山门改建的传达室里，一位老校工边给火炉添煤，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当年赛金花就是在这里，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要杀戮无辜平民。在我的记忆中，瓦德西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仪銮殿（今居仁堂），赛二爷咋会跑到贤良寺与他会面呢？看来，北京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向他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清末贤良寺和翁同龢故居街区简图

今日的校尉小学、王府饭店到东方广场

1900年，李鸿章抵达北京，与西方列强开展议和谈判。右二为英国远征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加斯利爵士

李鸿章亲笔书写的对联

贤良寺内仅存的旧建筑。其背景上的大楼，是在海军衙门旧址上建造的王府饭店 姜鸣2002年摄

煤渣胡同是冰盏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西面与校尉胡同相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就在煤渣胡同，借神机营衙署办公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霉的。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