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息》一书初版于1650年，也就是在巴克斯特35岁的那一年。其实，本书的大部分是在此前的四五年写成的，因而它出自一位年轻人之笔，而人们却没有普遍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不仅是一位年轻人的作品，而且也是一位心力交瘁之人的作品，其原因不止一个。巴克斯特以自己的话描述了本书的成书过程：

健康时，我从未想过要写书，或以讲道之外的其他公开方式服侍上帝。但我一度因大量失血而身体极度虚弱，独自卧病于德比郡的约翰·库克男爵家中我的卧室里，除身边伺候的侍者外别无熟人，且被医生们判了“死刑”。那时，我开始就圣徒永恒的安息做更认真的默想，因为据我所知，我自己已置身于今世与永恒的临界上了。为使自己默想的思路不过多地分散，我便动笔就此主题写些东西，只是想写一两次讲道的内容……可我的病弱状态迟迟未得缓解，彼处又没有其他书籍供我阅读，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继续就上述主题写作，最终扩展为后来发表的大部头。

此描述写于1644年，即作者以为自己死期将近的日子过后约十五年，这与作者就本书的题献辞（日期为1649年1月15日）中所述是一致的。题献中写道：

我开始潜心思考自己的永恒安息之时，正在远离家乡的某处栖身。先前多年的虚弱之后，我因骤然失血一加仑而陷入极度的虚弱之中，身边无一熟人，除圣经外，手边别无书籍可供参阅，且在日日等候死亡的到来；我因极度虚弱，我的记忆力不佳，遂提笔开始为自己的葬礼草拟讲道词，同时助自己默想天国，以使余生和死亡皆不成为苦事。

正如他更详细的说明中所示，作者因施行当时流行的“潜水员救治法”而使身体状况恶化。他写道，他到库克男爵家时，“正值严寒多雪的季节。是严寒，加之其他偶然因素造成了我的鼻子出血。当血流到一两夸脱时，我切开了四条经脉，但无济于事。我又花了几天时间，用潜水员的其他救治法，也未见功效。最后，我做了一次彻底清肠才将血止住。大出血使我衰弱至极，外观大变，以致熟人前来探望我时几乎认不得我。”

无怪乎，他那时视自己为死期已近。正是在身体如此孱弱之际，他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但令作者的生活陷于困顿的还有其他原因。当时的大背景是英国内战正酣的几年间。巴克斯特“蒙上帝恩召”在基德明斯特的侍奉始于1641年，因其侍奉颇有成效，他发现自己的工作“结出了最丰硕的慰藉之果”，可战争的爆发已打断了他的工作。因该城内“凶暴之甚”，巴克斯特奉友人之劝撤出了基城，来到格洛斯特，经一个月的暂离后又回到基城。之后不久，因受到更多暴力的威胁，他再次撤离，直到六年后才回去。这数年间，作者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对此我们有必要简略提及。

他离开基城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奥塞斯特讲道时，听到埃奇希尔之战（1642年10月23日）的消息。次日上午，他“想见识前一天作战的现场”，便行至埃奇希尔，“只见约千具尸首遍陈于双方阵地”，还有不少尸体已经掩埋，而损失惨重的两军仍在对峙之中。巴克斯特一时不知日后该何去何从。

当时我真不知自己该走哪条路好。住在家里我感到不安；但特别是在当时，这方或那方的士兵们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仍只能听那些时刻可将我们当猎物的野兽的摆布。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朋友在身边：我不知有谁能接待我到任何安全之所规避，而且我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换得人们为我提供衣食所需。

在人们的劝说下，他搬到了考文垂，盼望着战事早日结束。他在清教徒牧师西门·金（Simon King）那里住了一个月。战火仍在延烧，他又搬到“地方官的宅邸暂住，并在那里为士兵们讲道”。传到该城的只有战争的消息，而传来的消息都令人心焦。

我住在那里时平安无虞，如同在干爽的室内听着户外风雨交加。我们每日听到的都是关于这场或那场战事，这兵团或那兵团打胜仗或打败仗的消息；两次纽伯里之战，格洛斯特被围，惊心动魄的普利茅斯、莱姆、汤顿拉锯战，威廉·沃勒爵士的胜败；纽瓦克失守，博尔顿的大杀戮，规模最大的战事是约克一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听闻此一方、彼一方的悲惨消息便是我们每日所做的事，以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人前来告诉我，某个兵团胜了或败了，哪方打败了对方或被对方打败；“你有没有听说这消息……”这往往就是我每天听到的第一句话。在那些血腥的日子里，谁能杀死最多的敌人，谁就最光荣，情况实在是糟透了。

困扰着巴克斯特的还有属于他个人的挂虑。在什罗普郡，他父亲虽远谈不上干预敌对的双方的事，却在被皇家士兵洗劫之后，投入了利勒舍尔的监狱。

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5日）的消息，为巴克斯特带来了一次大变动。在一次参观内兹比战场之后，他造访了位于莱斯特的国会派军队总部，一是为打探军中某位老友的下落，二是为了解他更为关心的事。他十分担心军中的信仰状况，因为他听说克伦威尔军队的士兵正在一些危险观念的威胁之下。问题倒不在于军中有恶行，这类问题很少或说根本不能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有市场，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同时还有对这些观念过于随意的表达。他就此写道：

我发现军中有不少诚实的人判断力很弱，又对某些事务知之甚少，却被诱发出争执的态度，而且太热衷于为这种或那种观点辩论；时而为国家民主，时而为教会民主，时而反对某些祷告形式，时而反对婴儿洗礼……为之争论最多、最烈的还是他们所谓的“良心自由”，即民事管理职能无权以强制或约束的手段决定任何宗教事务，相反，每个人都可以在宗教问题上不仅自由地信守，而且可以自由地传讲、行事。

巴克斯特认为，他从中觉察到一种不仅对法律和秩序，且对教会和国家都十分严重而紧迫的危险，军中比较极端的势力一旦控制了局面，就有可能打开革命行动之门。

如此情势将巴克斯特引向了一项新的严肃使命。友人华雷上校的兵团为他提供了军牧一职，他接受了聘任；因为他相信，其他福音执事未能在军士的属灵需要方面尽责，而他自己也因忽略了如此情势而未曾履行这一责任。也许有所作为的时间已过，巴克斯特的幻想也很快破灭，陷入了绝望——最出人意外的是，事情从一开始便如此。

刚到部队，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很冷淡地迎接我，我在那里期间，他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也从未给过我一次机会到军官们议事、开会的总部去，我的计划因此大部分都落了空。他的秘书还宣布，有位改革宗的牧师要到军中来唤醒军士们，以解救教会和国家。

他由此察觉到那里存在着对他的敌意。华雷上校虽然欢迎他，但其他人因此就更不理睬他。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巴克斯特目睹了多场战事，变得心力交瘁。最终是健康的崩溃结束了他在军中的辛劳，到末后，他相信自己了悟到，就此为止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反对此事的定意再明显不过了……我后来发现，这次大受痛苦是上帝对我的怜悯；因为他们是那样强大有力，乃至我若想在自己的尝试中获得小小的进展，都会在他们的狂暴中送命。于是我最终离开了军队。

是在此意义上辛劳无果、心力交瘁的情形下，巴克斯特来到了位于德比郡墨尔本的约翰·库克男爵家中，也是在此情形下，他写下了《安息》一书。了解此背景很重要，因为这是读懂本书许多章节之门径。“由身心疲惫而来的忧伤或多或少地可见于全书，特别是一些最具如此特征的章节。”

以下片断便显示出那战争是多么令作者痛心：

四年间，我亲眼所见的景象是何等的令人心碎啊！在一次战役中，一位亲爱的朋友在我身边倒下；在另一次战役中，一位宝贵的基督徒因伤或死去而被抬下战场；我几乎没有一个月、一个礼拜不看见流血的景象，听见流血的消息。在天上却绝不会有这等事情发生。到那时，我眼前不会再满是在伍斯特、埃奇希尔、纽伯里、南忒维奇、蒙哥马利、霍恩卡瑟、约克、内兹比、兰波特等地所见的景象，也不会再为此——厮杀过后尸陈遍野——伤痛欲绝。请看英格兰的喋血四年，兴旺的国家几成废墟；请听全国多数城市、市镇、乡村，传出的只有战争的消息；请判断其中是否不存在悲伤的理由吧！特别是看到这可悲的结果：一场大好的变革，本可借此达到极好的预期，可人心却变得愈加愚昧。这难道还不该令人伤心不已吗？——对未来的担忧令我们揪心，这难道不比我们看到或遭遇的一切更糟吗？——想到福音正在远去，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如太阳中天陨落，可怜的灵魂情愿留在黑暗、贫穷之中，只能冒着极大的危险才能发出领人得救之光。想到这些该是多么的让人悲哀啊！

更令巴克斯特伤怀的是“我们可悲的分裂和毫无基督样式的彼此争吵”。他心里想到的特别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罅隙，他多么盼望两者能合一，以使双方能在合一的教会中同享福音的好处。在作者看来，入侵苏格兰是一场悲剧；克伦威尔呼吁全国为他的进攻获胜而禁食祷告，为他在邓巴打的胜仗而谢恩，这在巴克斯特看来也是可悲的事。以下章节便表达了他的如此感受：

身处战争年代，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该是多么甜美！我曾应许给自己的灵魂以充分的满足——那时我将享受和平，看到福音得到大力广传，所有法令都得洁净，真正的纪律能在教会实施，愚昧都得医治，一切逼迫全都停止，讥讽者之口被堵住——这些人以让世界充满对基督的偏见阻止人们归向基督。可眼下，我曾对灵魂应许的安息在哪里？曾期望带给我最大满足的，如今甚至成为我最大的悲哀。我们身边是流血，而不是和平；非但如此，事实表明流血的还是圣徒。曾受联合誓约约束的两个国家曾是世上基督影响力（就教义、敬拜的纯正而言）的一大组成部分，如今两国却彼此残杀，使无数人的灵魂无端离开其身体，而杀害他们的竟是盼望同他们永远在天国里欢喜快乐的人。

我们在另一章节中也发现了同样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些使我认真地这样说，也这样想：圣徒在荣耀中安息的日子该有多么幸福甜蜜啊！因为上帝、基督、圣灵只有一位，那时我们将受同一审判，将有合一的心，合一的教会，合一的侍奉，直到永远！那时不再有受割礼与未受割礼的、犹太人与外邦人、重浸派或婴儿浸礼派，以及布朗派、分离派、独立派、长老会、国教派等等之分；唯有基督乃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那时我们无须再犹豫该加入哪个教派或遵从哪种敬拜条例……可悲的是，连土耳其人和异教徒都能联手作恶，置身真理之中的基督徒们却自愧不如！……然而令我欣慰的是，如今对我投以冷淡目光的老朋友，终将与我在同一安息中快乐欢喜。

而使巴克斯特心力交瘁的另一原因——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深层的原因——则是他自身所经历的忧伤，他渴望着从中得到解脱。

我们的眼睛、耳朵里几乎全身都爬满了悲哀！有哪一部分能得幸免？各种担心啮噬着我，使我的快乐黯然失色，犹如冰霜冻伤了嫩芽；各种忧愁都在消耗着我，以我的精神为食，如在灼热的阳光曝晒下娇嫩的花朵凋谢……这安息无论有何可受健康无忧的人欢迎之处，我想必可更受像我这样的人欢迎；在过去的十年到十二年间，我几乎没有一整天不受忧患之苦。有多少疲惫的日日夜夜！有多少衰微无力的软弱！有多少急躁的工作效果蒸发！还有摆脱不掉的令人作呕的药物！而且每天都预期着病情恶化！从这一切之中得安息怎能不令人向往？为得到些许缓解，今生我有什么不愿付出，更何况是完全的医治？在永生中，我又当如何估量从今生的痛苦中彻底得解脱？我的痛苦若偶有间歇，其短暂几乎不足让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应对下一场风暴。一个大浪若是过去，下一个便会相继而来。黑夜若是过去，白日终于来临，但黑夜随即便会再来……噢，天上那蒙福的安息啊，在那里，除了持久的平安之外，再不会有这些相扰！

像这样的章节在《安息》一书中多有所见，不过仅此便足以显示出作者当时忧伤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精神受到的压力和搅扰是分不开的。倘若他心里平静，本书的主体结构虽毫无疑问会是同样的，但其主导全书的语气却会有所不同。

作者的这般心境对于解释本书的另一特征也很重要。有些出人意外的是，读本书并未予人以按情理预期的安宁。这并不是说书中毫无“平静流淌之处”，而是作者带领着读者在一个接一个的论证与呼吁的压力下大步前行。其原因之一是巴克斯特神学立场的特性，“他既非彻底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属于阿明尼乌派，但事实上他倾向于后者的程度大于己之所知……加尔文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他的逻辑不容他明确否认的理论，但他内心却无法抗拒相反的激烈主张。”在当时盛行的反律法主义思潮中，作者看到了一种危险，即上帝恩典的观念导致很多人将一切事都丢给上帝去做，从而助长了灵里全然的懒惰。他因此才强调得救过程中人的因素。尽管这对清教主义属灵观念的一大基本假设——即人的属灵生命完全仰赖于上帝的恩典——形成了挑战，但巴克斯特确信，在默想上勤奋操练，肯定是人为永恒该做的灵里准备的一部分。虽然他从不曾否认上帝的恩典，但同时也强调人的奋发努力并持之以恒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读者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得救最终是要靠人在属灵操练上的努力。使读者如此印象加深的是，被称为巴克斯特大部分著作特色的就此问题的反复强调；具体到本书中，则是出自他对人们灵魂的炽热情感。“他关心的是永远让自己的良心无愧。他也以同样的心讨论各种两难问题，各种顾虑及担忧：他生怕有哪些遗漏未讲，或可能因此影响他们永恒的福分，导致他们的灵魂灭亡。因此他规劝、讲解，并重复再三，直到他感到自己已无愧于他们的生命，并准备好在最后的审判台前与他们相会。”

出自巴克斯特神学理念的还有一种认识。他相信地狱就在生死临界的另一端；凡未经悔改而死去的罪人，都注定堕入地狱的永火之中。这是他的加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却源自于他相信是圣经准确无误的教导，他绝对相信如此，尽管他但愿并非如此。这说明了他的劝说何以总是如此迫切，想到此，我们不禁要引用书中的如下片断：

确定无疑的是，你无须多日就必进入到永恒不变的喜乐或痛苦之中，这难道还不能使你觉醒吗？找到永生之路的人岂非少而又少？在死亡之路上走的人岂非比比皆是？逃离地狱的永火是何等的困难？半途而废又是何等的容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惧怕，却以为天下太平，结果又会怎样？难道你仍然在那里无动于衷，无所事事吗？为什么？你究竟想要如何？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世界就要过去，世间的享乐正在消失，世上的荣誉正离你而去，世间的各样好处将证明于你无益。天国和地狱已离你不远，上帝是公义而忌邪的，他的警告是真实的，他行审判的大日子是可畏的，你的有生之年正在流逝，你的寿数几何无人能知，你已远远地落在时间后边，你混日子已混得太久，你的情况很危险，你的灵魂已深陷在罪里，你与上帝处于陌生状态，你在恶习中变得心硬，你拿不出自己得赦免的确据，倘若你明日就死去，你预备得怎样？你的灵魂离开身体时会带着多么大的恐惧？面对这一切，你难道仍要逍遥度日？你要细想一想，上帝为何忍耐这一切，还供你混日子所需？他的忍耐在承受重压；他的公义在克制自己；他的怜悯在恳求你；基督要为你提供他的宝血及其功效；你可以白白地得到他，得到他便得到永生；圣灵在劝说你；良心在控告你，催逼你；牧者在切切为你祈求，在呼唤你；撒旦正等待那公义断绝你的性命，他好俘获你。时间尚在你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