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诗学文献的三种主要类型：诗话、诗论与诗法

到底什么是诗话，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它的流行时间是从宋代开始而贯穿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无论在此之前是否有相关因素的出现，那些性质相近的著作一律不可称之为诗话。不论是钟嵘的《诗品》还是孟棨的《本事诗》，均不可径称为诗话。二是其根本属性是有关于诗歌的事件。因为“话”在宋代语言中就是故事的意思，无论诗话是受了宋人“说话”的影响还是“说话”受到了诗话的影响，都不会改变“话”是故事的内涵。当然，诗话的纪事不同于史书，它必须与诗相关，同时又必须出之于轻松有趣、自由活泼的文笔。欧阳修认为他的诗话是“集以资闲谈”，司马光则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将此二人的话合起来，就是记述关于诗之事以供闲谈乃是诗话最主要的特征。稍后的宋人许顗又加以发挥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尽管增加了“辨句法”和“正讹误”的内容，但纪事依然是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尽管后来随着诗话的演变，其所包含内容日益丰富复杂，但如果完全没有纪事的成分，均难以列入诗话的范围。鉴于此，现代学者蔡镇楚为诗话定了三条标准：

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序跋中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

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

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

从此种标准出发，则吴文治《明诗话全编》中所收大部分都不属于诗话的文字。蔡镇楚还以此标准进行了论述对象的选择，比如其诗话史在明代部分没有论及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但这一标准依然受到现代风气的影响，规定必须是“诗的专论”，是“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其实这并非是必须的，其核心在于记述有关于诗的事，而不一定专门论诗。诗话可以论诗，可以教诗，可以评诗，可以作诗，但都不是必需的，而是在纪事时连带涉及的。正是由于太过于注重论诗，所以他还是将徐祯卿《谈艺录》、胡应麟《诗薮》这些基本没有纪事的论诗著作算在了诗话的范围，从而其标准依然失之于宽。

具体到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显然与宋代应该有所不同。明代的诗话是产生于当时的社会土壤与文学需求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内涵与特点便有了新的拓展与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侧面便是系统化与理论化色彩的增加。但是，在对明代诗话的认定上，至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失误，从而导致其范围界定的模糊不清。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误将诗法著作纳入诗话之中。诗法是有关作诗规范与技巧方法的著作，有时又被称为诗格或诗式。在现有的明代诗话总集编纂中，都毫无例外地将此类内容置于其搜罗范围而无一例外。其实这显然属于常识性的失误。其原因包括：第一是诗法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诗学著作体式，尽管此类著作缺乏理论深度，但却是普通人学习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入门书。至宋人陈应行将此类诗学文献搜集编纂为《吟窗杂录》一书，今人张伯伟则又广为搜罗，编为《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而宋人魏庆之所编辑的《诗人玉屑》，历来都将其作为诗论性质的诗话，其实它主要是汇集的诗体、诗格、诗法及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的文字，基本是较少纪事的。元代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诗话在宋代广为流行，但元代的诗话著作却寥寥无几，而诗法著作则广受欢迎。今人张健曾著有《元代诗法校考》一书，搜集诗法著作20余种。由此可知，诗法著作较之诗话产生更早而自成体系源流，因而诗话无法将其涵盖。第二是明代诗法著作中有许多都是对元代或更早的诗法著作的编纂，如赵撝谦编撰的《学范》、朱权刊刻的《西江诗法》、怀悦汇集的《诗法源流》和《诗家一指》、黄省曾的《名家诗法》、梁桥的《冰川诗式》等，都是对前代诗法著作的汇编或改编。可知此类著作的性质属于初学者的指导用书，目的在于诗体规范的把握与诗歌创作基本方法的训练，往往被初学者视为秘籍而广受欢迎。既然它与唐、宋、元的诗法著作一脉相承，就没有理由再将其归入诗话名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诗法的内涵与诗话差异甚大，即诗法著作基本没有“话”（纪事）之内容，而集中笔墨介绍诗歌之规范法式，其目的乃是便初学而非资闲谈，关于此一点，《四库总目提要》的辨析颇为细致具体：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此处除了明确将皎然《诗式》与说话分为不同种类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备陈法律”和“体兼说部”的不同文体特征。而且明人自身也对此有过明确的分类意识，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在集部类设诗文评类，并分为文式、文评、诗式、诗评和诗话五类，就是将诗式和诗话分为两个不同小类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今人将诗法类的诗学文献归之于诗话的做法既不符合其实际内涵，也不符合明人的分类标准。当然也有例外，胡应麟曾举出“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几乎全为诗格诗法类著作，如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共20种，这种混淆诗话与诗格的看法既可能是胡应麟的个人认识偏差，也与其当时未能亲自目睹这些著作内容有关，因为他在引过上述书名后说：“今惟《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末已亡矣。”胡应麟的长处在于辨析诗体，其看重的是诗体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辨析诗法与诗话之异同非其所擅长，更何况他并没有看到多少诗格、诗法类著作，当然不可能有真切的认识了。从文体分类的角度，藏书家的看法显然更具参考价值。

二是误将诗论、诗评著作纳入诗话之中。诗话当然可以论诗与评诗，但必须以记述有关诗坛之逸事掌故为主，纯粹的论诗与评诗则属另外类别的诗学文献。与宋代诗话相比，明代诗话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论诗成分的增加。比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提出了诗法盛唐而不废宋元、主于法度声调、倡言雄浑盛大诗风、贬斥模拟剽窃之习等重要诗学命题，对明代诗坛影响极大。其主要内容尽管已偏于论诗而非纪事，但依然记述了许多重要的诗坛掌故，其中不仅包含与当时诗人的交往逸事（如数则与好友彭民望的唱和交游），还有不少宋元以来的诗坛佳话。其中一则云：

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盖一时所尚如此。闻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见也。

这是典型的诗话内容，它既非评诗，亦非论诗，而重在记述流行于元代的诗人结社活动，以及对于作者时代的影响，属于诗歌史上重要的逸闻趣事。元代由于科举废止，文人在政治上被长期边缘化，不得不结社吟诗以抒发自我性情与郁闷不平，本来是那一时代文人不幸命运的体现。但在明人看来，却成了展现文人诗兴雅趣的风流之举，这大概与明代思想控制严苛，文人生活单调乏味有关，于是顿生向往羡慕之情。因此，无论《麓堂诗话》的论诗成分多么浓厚，依然无法与徐祯卿的《谈艺录》、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这样的专门论诗著作相比，所以这样的诗学著作也不应该被列入诗话的范围。

明人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在此可举二例为证。一是《澹生堂藏书目》所列诗话类基本全是严格意义上的诗话著作，而不包括诗论著作。其所收诗话共47种：《全唐诗话》、《诗话总龟》、《诗话汇编》、《六一诗话》、《温公诗话》、《石林诗话》、《苏子瞻诗话》、《刘贡父诗话》、《洪驹父诗话》、《陈后山诗话》、《吕东莱诗话》、《许彦周诗话》、《庚溪诗话》、《竹坡诗话》、《珊瑚钩诗话》、《紫薇诗话》、《周平园诗话》、《风月堂诗话》、《梅涧诗话》、《严沧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五家诗话》、《杨升庵诗话》、《诗话补遗》、《归田诗话》、《野翁诗话》、《蓉塘诗话》、《陆俨山诗话》、《都玄敬诗话》、《夷白斋诗话》、《存余斋诗话》、《虚拘诗话》、《定轩诗话》、《麓堂诗话》、《渚山堂诗话》、《豫章诗话》、《续豫章诗话》、《蜀中诗话》、《神仙诗话》、《客窗诗话》、《妙吟堂诗话》、《谢伋四六谈麈》、《王公四六话》、《木天禁语》、《诗家要法》、《杜陵诗律》、《骚坛密语》。其中有两部谈四六文的，最后三部则大约应归之于诗法一类，其他全是典型的诗话著作。像宋代《白石道人说诗》，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许学夷的《诗源辩体》等论诗著作一律未能列入，而胡应麟的《诗薮》则被列入了“诗评”类中，可见该藏书目对于诗话是有明确界限的。此处需要辨析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自明代后期始，该书就被学界视为南宋诗话的代表性作品，并由此建立起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重纪事闲谈的诗话传统和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重诗学理论的诗话传统，并认为越到后来这种诗学理论的诗话影响越大，以致改变了诗话的基本属性。但从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张健在其《〈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考辨》一文中，对该书的文献演变有详实的考证，其主要观点包括：1.宋代文献从未记载《沧浪诗话》之名，郭绍虞认为《沧浪诗话》有宋代版本的说法得不到文献的支持；2.元人黄清老首次将严羽论诗文字汇为一集，名称为“严氏诗法”；3.明代正德二年的严羽论诗著作单行本，名称为《严沧浪先生谈诗》；4.正德十一年刊刻的本子，开始将严羽的论诗文字取名为《严沧浪诗话》；5.以后的明清众多刻本，大都以《沧浪诗话》为书名。尽管本文作者声明还有个别现存的严羽诗集自己尚未过目，但他的论证基本是严谨扎实的，其结论也基本可靠。其中最可注目的是，元代诗法著作流行，故称其为“严氏诗法”，而明代前期则称之为“严沧浪谈诗”。正如《白石道人说诗》一样，是将其视为论诗文字而非诗话。至于后来被称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清诗话概念逐渐扩大化的大潮中所受裹挟的结果。其实，对于严羽论诗文字的性质，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台湾学者黄景进说：“比起宋以前的论诗专著，宋人的诗话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消遣成分。《沧浪诗话》与宋人诗话相较，显得极不调和，因为其中全是议论，并不叙说故事，学者们每以为这是诗话体裁演变的必然结果。”黄景进认为日本学者船津富彦所提出的《沧浪诗话》之体例乃是来源于唐代皎然《诗式》等论诗著作，较能为人所信服。根据张健的研究，这种“不调和”也就很自然了，因为它原本就不是诗话，而是专门的论诗文字。至于日本学者船津富彦的看法，其实也还可以商量，因为真正的诗学专论最早应该追溯至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乐府》、《物色》、《比兴》等文章。与《沧浪诗话》情况相近的还有现存谢榛的《四溟诗话》，其实在所有明代刊刻的谢榛别集中，其中的四卷论诗文字一律被标之以“诗家直说”，一直到清顺治年间陈允衡所编《诗慰》所收的谢榛论诗文字，依然叫做“四溟山人诗说”，也就是将其视为诗论而非诗话。直到清乾隆十九年的耘雅堂刊本，才将《诗家直说》改名为《四溟诗话》，后来却成为谢榛论诗著作的定名。

二是明代万历间人李本纬所编选的《古今诗话纂》所体现的诗话观念。本书共六卷，收有《选〈唐诗纪事〉》、《选〈初潭集〉》、《选〈鹤林玉露〉》、《选〈苏长公外集〉》、《选〈百川学海〉》、《选〈西湖志余〉》等有关诗坛逸事及论诗文字。这里牵涉到一个至今还存有争议的问题，即可否从历代笔记中重新搜集与诗歌相关的纪事文字为诗话的问题。从今人整理诗话文献的角度，也许应该遵从以古代专书为搜集对象的原则；但从历史的角度，则要看作者所搜集的内容以及所遵从的编纂原则而定其是否可以为诗话。从内容看，本书所选均为笔记，且全系记述诗坛相关掌故及诗歌评论，符合诗话纪事的根本属性。从编选原则与诗话理念看，作者始终围绕“诗”与“话”的核心要素而运作，他将所收诗话分为“话诗遘”、“话诗谑”、“话诗舛”、“话诗怪”、“话诗排”、“话诗祸”等六个方面，也许概括的还不够全面，但无疑全是围绕“诗”与“话”而展开的。关键在于其编选诗话之目的，叫做“能使诗脾乍醒，尘听渐清”，从而达到“不越谈丛而转移韵府，未脱说苑而潜进吟坛”的诗学目的。也就是说，诗话的内容不是要从理论上去论诗或者教人作诗，而是通过有关诗坛的种种历史事件的叙述，引起人们对于诗歌的兴趣，陶冶读者的心灵，从而达到既熟悉诗坛状况，又提升诗学修养的目的。从上述二例可知，至少在明代多数人的眼中，诗话是有其自身的内涵与特征的，不能与纯粹的论诗著作混为一谈。

既然明代诗学文献从实际状况而言不能仅用诗话一种体式加以囊括，那就应该根据其内容与文体特征进行重新归类。我以为起码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类：一是以纪事为主要内容、以资闲谈为主要目的的诗话类，从宽泛处说，包括像《何元朗诗话》这类从笔记中辑录的著作也可以纳入其中。二是以论诗为主要内容、具有理论化与系统性的诗论类，同时也可以将诗评一类的文字纳入其中。三是以讲授诗法规范为主要内容、具有普及性质的诗法类，其中又可分为诗格类的规范讲授与诗法类的技法传授。此三类可统称为明代诗学文献。其实，在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中，早已有人不再以诗话之名加以概括，而统称为诗学著作，颇足资以参考。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例言指出：“清人说诗，例有诗评（说）、诗式、诗格、诗话、论诗诗、诗句图诸种体例，今以民国以来渐趋通行之一‘诗学’一词通辖之。”明清两代尽管在诗学研究上有颇多关联，但区别也显而易见。清代在诗学上具有明显的集成性，总结前人成果多而自我创获少，所以其诗学理论研究以诗评概括之较为名副其实，而诗说可涵盖其中。明人理论多偏颇，又有较强之流派意识，但思想活跃、论说大胆，故其谈诗多有创造性，所以应以诗说的论诗著作为其主要特色，而将诗评涵盖其中，庶几符合诗坛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