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内”与“话外”：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路径
近三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古代史话研究的整体进展，明代诗话的研究也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业绩。仅以文献整理而言，便有吴文治的《明诗话全编》，周维德的《全明诗话》，张健的《珍本明诗话五种》，陈广宏、侯荣川的《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以及瞿祐、李东阳、杨慎、徐祯卿、谢榛、许学夷等人的诗学著作整理本的出版。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中隐含的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明代诗话的范围应如何界定。比如吴文治的《明诗话全编》除了收录成为专书的诗学著作外，还大量搜集别集、笔记中的序跋等作品，以致明诗话几乎就等于明代诗学文献汇编。其实当这部书还在立项时就有人提出异议：“既然所辑大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中的诗话，而是辑自诗文集、笔记、史书、类书中论诗之语，则似改为‘历代诗论’较为合宜。”
待该书出版后更是质疑声四起。其实，明诗话收录范围的模糊混乱并不仅仅存在于《明诗话全编》中，可以说对诗话文体界限的忽视与混淆自清人起就已经开始，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明诗话全编》乃是此种演变的极端结果而已。二是尽管学界已经整理出如此丰富的诗话成果，但能够被学界所采用的却又相当有限。比如周维德《全明诗话》共91种，虽然遗漏尚多，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很多都没有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比如学界比较集中使用的依然是《谈艺录》、《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辨体》等理论性比较强的著作，而对《诗学梯航》、《冰川诗式》、《欣赏诗法》、《作诗体要》等书却很少涉及。既然难以被学界所采用，那么整理这些文献的意义又何在呢？其实如果加以深究，这两个问题乃是产生于同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诗话文体的单一化理解，即将所有的明代诗学文献汇编都归之于文学理论或者说诗学理论的研究资料，搜集目的在此，选择标准在此，使用价值亦在此。与此同时，也就忽视了它们当中所包含的文人交际、诗社活动、诗坛风气、文人素养、风气趣味等有关文学经验的丰富内涵。因此，无论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还是从文献使用的角度，都有必要对明代诗话的性质、边界、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并探讨其使用的方式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