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有关“诗话”内涵与功能的争辩

按照目前权威的说法，欧阳修创造“诗话”这一文体之后，直至清代，诗话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偏向于诗学理论。郭绍虞先生认为，从论事到论词，从轻松到严肃，从宗尚欧阳修“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到尊崇钟嵘立足于理论批评的《诗品》，是诗话本身发展的主要倾向。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所谓朝着诗学方向发展的诗话，在明代就遭到抵制，在清代也并未成为主体。

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早在宋代，诗话风格就有趋于严肃雅正的倾向，而其内容则逐渐脱离“闲谈”，而趋于“诗学批评”或“诗学理论”。

撰写《彦周诗话》的宋人许顗认为：“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徳，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所谓“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徳，录异事，正讹误”，这是许顗对当时诗话主体内容的概括；当然，所谓“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的内容，在当时的诗话中显然也不少见，但是许顗认为这些都是应该摒弃的。总之，讥讽诙谐，皆不可用；轻松活泼，也不足取，作者的个人情感色彩应该尽量消除，代之以客观严肃的诗学分析和史实记录。

按照这样的理解和发展趋势，“诗话”逐渐向“诗注”靠拢了，元人方回就已明确指出“诗话”就是“诗注”。可见诗话发展到了宋末元初，诗评诗注的内容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诗话的发展，似乎是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关诗歌本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问题。《国史经籍志》和《澹生堂藏书目》改“文史类”为“诗文评”类，并仍然将诗话纳入其中，显然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但是倾向于诗评诗注的诗话，其所谓的功能及其效果，是否真实可信呢？事实上明人对此并不认可，李梦阳首先提出尖锐的批评：

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廹，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空同集》卷五十二《缶音序》）

李梦阳发此言论，固然与其振唐音、复古调的文学主张有关，主要不是针对诗话。但是，偏重诗法、诗理和诗学批评的宋代诗话流行之后，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诗歌意象的削弱、形象的丧失、面目的枯涩，却是他真实的忧虑。而且这样的批评，并非是他李梦阳一个人的看法。李梦阳之前，李东阳在其《怀麓堂诗话》中就已表示过类似的思想。而李梦阳之后，杨慎对宋代诗话的批评更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升庵集》卷六十五）

所谓“诗话出而诗与言离”，就是说诗话造成了诗歌与言语的隔膜。原因何在呢？明末清初的张次仲，对杨慎此番言论曾经有过比较清晰的解释。他说：“宋人有诗话而诗不振，信乎，木泾公之言也！升庵谓有宋诸家之笺杜诗，句必有所指，篇必有所属，如商度隐语，岂复有诗哉？谓之不振亦宜。”（《待轩诗纪》卷首）诗为心声，心情复杂多变，想象神出鬼没，诗歌随兴而出，必然是流动、多变和不可捉摸的。一旦强为解说，且使人照样学步，必然丧失真性真情，丧失李梦阳所谓诗歌应有的“香色流动”。

“句必有所指，篇必有所属”，正是诗话演变为诗注诗评以后的鲜明特色。张次仲提到的“木泾公”，即周复俊，与杨慎、谢榛为同时人。可见当时认为诗话导致诗歌衰微的人士，非止一二。当然，将诗坛的不振，完全归罪于诗话的流行，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明人对于具有诗法诗格、诗注诗评等诗学色彩的诗话多持否定意见，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明人对于诗话的认识，早就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正德（1506—1521）初年，抄录并刊行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王铎，在序言中指责“近世所传诗话，杂出蔓辞”，认为唯有“严沧浪诗谈，深得诗家三昧”。而稍后于他的文徵明，在为都穆《南濠居士诗话》作序时则说，诗话的作用，正在于“玄词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而已”，甚至认为宋人所谓“诗话必具史笔”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他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诗话”这一名称的理解。

王铎认为，诗话著作就应当突出“诗”字，凡与诗学关系不大的趣闻杂谈，皆属“蔓辞”；文徵明则认为，诗话的妙处，正在于其“话”的功效，即能给人以谈资，供人茶馀饭后谈笑取乐。退一步说，即使是作为史实来记录，文徵明认为也必须摒弃史学家那种严肃的风格和严谨的条理。那么，既然强调“博见闻、资谈笑”，可见在文徵明看来，诗话并非严谨的诗学理论著作，应当保持的是“玄词冷语”，即诙谐幽默的随笔小品式的轻松风格。

文徵明一派的意见，在明代无疑占了上风。现存明人撰写的以“诗话”命名的二十九种著作之中，比较集中、单纯地谈论诗学的，只有《怀麓堂诗话》、《琼台诗话》、《颐山诗话》、《过庭诗话》、《挥麈诗话》、《小草斋诗话》六种。明代许多诗话的作者直言不讳地申明，撰写诗话，只是因为有“趣”有“乐”。为《豫章诗话》撰序的张鼎思就认为，当年欧阳修撰写诗话，“意在快耳赏心”。而大约生活于嘉靖年间的闵道充所撰《兰庄诗话》，皆录本朝诗人诗事，其《小引》说：“或时游艺韵语，意趣有涉，随得辄录，无所取材，只为捧腹具耳。”所谓“意趣有涉，随得辄录”、“只为捧腹具”，与文徵明“玄词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们不难发现，明人大多是把诗话当作野史笔记看待的。弘治年间胡道评价瞿佑的《归田诗话》，就说“大略似野史”。正德、嘉靖年间，姜南编撰的《蓉塘诗话》二十卷，其实是作者从其二十种笔记杂著中选辑而成，并非有意撰写诗话，因此显然不成体系，内容十分庞杂。嘉靖、万历年间人士杨春先编纂的《诗话随钞》，也抄自二十种著作，其中只有《存斋诗话》、《怀麓堂诗话》、《水南诗话》、《升庵诗话》、《蓉塘诗话》、《艺苑卮言》六种后来被归入“诗文评”类，其馀十四种都是属于子部类的笔记杂著。可见明代目录学家大多将诗话归入“杂文”类或“文史”类，确实是以当时有关书籍的实际内容作为依据的。

当时文人对于诗话的理解，就是“有关诗的杂谈”。他们认为诗话固然应该涉及诗歌、诗人、诗事，但是诗歌以外的杂事，也不是不可以记录。故取名“诗话”的著作，书中未必尽皆谈诗；未以诗话命名的，也可以并且事实上主要记载诗人诗歌诗事，如曹安《谰言长语》、徐伯龄《蟫精隽》等笔记杂著，其中大多也是记录诗坛的趣闻轶事，与当时的“诗话”著作并无差异。

直到明末，诗话、诗谭等仍然不是诗学著作的专用名称，不仅可以指笔记杂著，而且仍然可以指小说，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末刊本碧山卧樵撰《幽怪诗谭》六卷（残存一至二卷），就是短篇小说集。清初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将“诗话”类著作从“诗文评”类中剔出单列，分明也是看到了诗话与诗文评著作在性质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无法归到一类。

明人撰写诗话，一般不作为诗学理论著作对待；而当时人花大力气撰写的诗学理论著作，又大多不屑于取名为某某诗话。明代比较严肃的诗学著作，常常不以“诗话”命名，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诗家直言》、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王世懋的《艺圃撷馀》等。明代万历年间胡之骥的一番话，颇能说明症结所在。胡之骥撰有《诗说纪事》，其《凡例》称：“是编不敢以宋元及我明人诸家诗法、诗说、陈腐小说以为张本，恐涉迂谬胶泥，令人厌观，以为唾渖也。”可见在他看来，不要说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就是一般的“诗说”，也与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没有多大区别。

大概直到清代乾隆以后，诗话的“说部”色彩才逐渐淡化，这首先表现在书籍的命名方面。乾隆年间，胡曾耘雅堂校刻明人谢榛《诗家直说》时，将书名改成《四溟诗话》，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然，改变书名是清人的意思，未必符合谢榛的本意。不过我们从此事例可以推知，清代学者对于“诗话”概念的理解，与明人已经明显有所不同。清初以后，比较严肃、系统或单纯的诗论著作，以“诗话”命名的也多了起来，如吴乔《围炉诗话》、陈元辅《枕山楼课儿诗话》、徐增《而庵诗话》、薛雪《一瓢斋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赵翼《瓯北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都无法再与野史杂谈归并一类。值得一提的是，《姜斋诗话》和《带经堂诗话》，并非王夫之、王士禛本人编撰，而是后人辑录并命名的。《带经堂诗话》于乾隆年间成书，《姜斋诗话》成书不迟于道光年间，可见清人对于“诗话”一词的理解，逐渐着眼于“诗学”，而不再执着于“闲谈”了。

当然，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因此仍有不少清代文人坚持写作“以资闲谈”的诗话著作，清代所有以“诗话”命名的著作之中，以辑录诗事轶闻为主的仍然占了多数。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诗话逐渐脱离“说部”的改变，《四库全书》的编纂官终于没有选择《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的类目“文史”，而采用了焦竑《国史经籍志》的“诗文评”的分类名称；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不少诗话著作仍然存在着杂谈的色彩，于是予以小类的细分，指出了诗话“体兼说部”的特点。

其实直到乾隆、嘉庆年间，在许多文人学者的眼里，“诗话”在本质上与“诗评”等理论性质的著作不属一类，仍然应该属于杂史杂说，甚至还把它们当作话本小说之类的消遣娱乐读物。郭绍虞先生在《清诗话·前言》中也说：“清诗话中随笔式的以资闲谈的著作，其数量也并不太少……或则小部分滥，或则大部分滥，或多或少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著作。同光以后，这类著作似乎更盛一些。”恰恰证明了清代诗话类著作的主体，仍然是随笔性质的杂谈。但是，郭先生将一定程度上游离于诗学理论之外的诗话著作一概斥之为“滥”，似乎并不妥当，有必要给予辨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