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霸”的含义

王字出现比霸字早。王，最初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中作，像一个无柄的斧钺之头，刃部朝下放置之形，而斧钺本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后象征权力，进而引申为最高的执掌权力的人。在《尚书》中，夏以前的尧、舜、禹都称为帝。夏朝开始称最高统治者为王，称以前的统治者为先王，此时，王或先王都是指具体的人，即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商周时期，由于尊天敬祖，先王之道、先王之制、先王之典逐渐成为后王应仿效的统治标准。此时，先王不再指作为人物的具体的王，而具有了抽象的意义，先王更多是和先王之道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和原则让后人来效仿。先王之道引申为先王所创立的政治原则、政治理念，它逐渐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内容成为抽象的、永恒的政治经验和法则，成为一切王应该遵守的原则。王也由具体的继承先人王位的某一人泛指一切统治天下的王，成为代表最高权力者等级称号的政治名词。春秋战国时期，“王”的内涵更加丰富，并进一步上升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由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开创的时代是如此的伟大，对文明发展所建立的功勋是如此的神圣，于是他们所建立的“先王之道”便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儒家所理想的王道。王道既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建立的道德理想得以实现的和谐社会，也指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状态的治国理念、治国方针。随着春秋战国霸道的出现和盛行，王道成为儒家进行社会政治批判的价值标准。在这样的语境下，在儒家那里“王”自然与“霸”相对，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概念，衍义成为具有道德理想和功德的圣王，这样一个与霸主相对的道德完备、功德完美的圣王形象，后来便成为历代统治者必须追求和仿效的典范。如果泛指的话，王的意义是很宽泛的，但是作为儒家王霸之辨中的“王”是有其确切所指的，指的是作为儒家道德批判和价值标准的“王”。

霸，本义是一种天文气象，金文中开始出现。《说文》提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声。”霸本义为月之光体，在殷周时均为其本义，并没有任何政治内涵。后来霸字与伯借用，互相通假，开始具有了政治含义。霸的政治含义的内容是从“伯”字而来。伯，本义为长，也是诸侯、方伯的称谓。作为诸侯之称，伯指一种等级称号，西周实行宗法制，分封诸侯，确立了公侯伯子男不同的贵族等级制度。至于方伯之“伯”，则指的是一方诸侯之长。上古社会，交通不便，地域广袤，统治力薄弱，天子很难实际统治全国各诸侯国，于是便指派具有威望和功勋的贵族为一方诸侯之长，代天子维持一方的平安，根据天子的旨意，或者依据国家的法度，负责征讨违反国家礼制的诸侯，抗击夷狄的入侵，保护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历史上周公、召公都曾担任这样的职责，文王在殷商王朝就做过西伯。传说中东南西北四方都有伯，代天子治理四方，所以成为“方伯”。方伯之伯乃为一方霸主，可以代天子行赏罚征讨，位高权重。于是在春秋时期，当周天子势力衰微、德行丧失、失去了诸侯的敬畏时，各方强大的诸侯便纷纷突起，发展国力，挟天子以令诸侯，渴望成为一方霸主。这样既可以维持华夏文明，安定一方诸侯，也可以满足其扩大领土人口的欲望。春秋五霸就这样纷纷登场，传统的礼制无人遵守，出现了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这种政治的混乱格局，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当时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反思，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对策，于是诸子百家蜂起论争，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对传统的先王之道与现实之中的霸主之道的考量和选择，王霸之辨由此产生。王霸之辨的“霸”就这样从古代社会政治中“伯”转化而来的。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势力强大，实力较大的诸侯成为诸侯之长，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等相继而起，被尊为伯。但由于周天子势力衰微，这个时期相继而起的五霸并没有正式的封号，只是凭实力号召和威胁各诸侯成为霸主。霸于是成为政治名词，但并没有霸政之义。在这个时期，王霸只是等级名分上的差异，并没有政治价值内涵上的对立。春秋时期的霸主虽然比不上西周时期那样尊奉天子，但相对于战国的乱世来说，春秋五霸兴灭国、继绝世，反击了夷狄的侵略，对于维护华夏文明还是有贡献的。所以，春秋五霸在先秦诸子心中的评价还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绝对的否定。但春秋五霸对礼制的破坏，对自身欲望的无所节制，不仅导致了自己国家的衰亡，而且也加剧了时代的混乱和痛苦。因此如何恢复往日西周的辉煌，如何认清现实的错误，便成为先秦诸子的时代课题，王霸之辨便由此成为诸子争论的中心。到了战国时期，孟子首先最为鲜明地揭示了王与霸的不同，并予以了绝对对立、势不两立的道德价值评判。

战国中期，诸侯争霸愈加激烈，各诸侯国纷纷采取策略富国强兵以图称霸诸侯，霸的含义由单纯的诸侯之长发展为称霸的策略和措施即霸政。相对于霸政，以往的王政具有了道德理想、现实完美的政治意蕴，王政不是指具体的、客观的天子统治方式，而是指依据圣王之道实施统治的政治模式。王与霸的相对出现，既是指两种政治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指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和理念，因而王霸一词的连用便具有了一种道德价值评判的意味。于是，王霸之争便引起了思想家的讨论，儒家学者认为王道的政治方略不仅正当而且是理想的，以此统治将达到一种完满的社会状态，只要统治者克己复礼便能恢复西周的王道，于是王道由王的统治之道进而成为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道家则批判文武周公所建立的王道理想，法家则进一步发展霸道思想，以富国强兵、诸侯集权为根本目的，反对儒家不切实际的道德政治。

霸主以霸政统治的霸道社会，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是与儒家追求的王道社会相对存在的。孟子首提王霸之别，赋予王霸对立的政治内涵，王霸开始作为政治哲学中一组对立的范畴出现。从王霸范畴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王霸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具有以下几种涵义：

1．等级称号。王一般指天子，最高权力拥有者，历史上的三王，通常指的就是夏禹、商汤、周武王。春秋时有的诸侯在本国内也称王，如在《左传·庄公四年》中：“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木之下。”这里的王指的是楚庄王。春秋时代，天子衰微，楚国、齐国、秦国等僭越称王，但战国时代则列国国君皆得称王。霸（伯），指诸侯之长。《礼记·曲礼》：“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摈于天子也。”如召公封在北方，姜尚封在东方齐国，都是一方伯主。春秋战国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他们原都是周朝的分封国，后实力强大，成为诸侯之长，举行诸侯会盟，解决诸侯之间的纷争，讨伐不尊王室的诸侯，征讨侵略的夷狄，维护周王室的权威和稳定。在这里王和霸是分开使用的，是不同等级的称号。

2．政治治理之道。王者霸主的出现自然引起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考，成王成霸乃是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的政治梦想。回顾历史，如何再现先王的王道社会，如何使自己的诸侯国成为一方霸主，二者又分别以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王道、霸道分别是什么，哪一种更符合政治的本原意义等等问题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关注的中心。王霸概念由此进一步发展为王道霸道两个政治哲学范畴。王道霸道分别指王者之政和霸者之政，王者之政是指三代先王所施行的以仁义取天下、以道德治天下的仁政；霸主之政是凭借武力、刑罚、计谋、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治国方略。孟子认为王道是以德治使人心悦诚服，而霸道则是以力假仁，通过财富和兵力、权谋和野心，假借仁义名义企图号令天下，其动机和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一己之私欲，因而并不能真正得到民心的拥护，最终无法长久地维持统治。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行霸道可以使国家得以富强，但很难靠行霸道而得天下，况且财富、武力等手段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和拥有，不如依靠仁义德治赢得民心拥护的方式来赢得天下、治理天下。荀子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王道是以礼、德来治理社会，霸道则是以法、力。王道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霸道是次于王道或与王道相对的治国方式。相比昏君、暴君而言，圣王和霸主的治理模式都是对社会政治有益的。由于王道和霸道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治国方式，那么在评说某个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时，使用王道或霸道一词便具有了价值评判的意味，王道和霸道也成为了一种价值标准。

王道、霸道不仅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理念，同时也是统一天下的两种方式。在夏商周时代，行王道则得天下，行暴政则失天下。王道既是实现理想社会状态的治理方式，也是商汤、文武王统一天下的主要手段，正是靠着行王道，商汤和文王、武王才赢得民心，取得天下。在春秋时代出现的五霸，以及战国时期的七雄，主要的目的就是如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赢得天下。春秋战国的五霸和七雄不能说是完全失败，在乱世之中都曾各自称雄，但是最终都没有赢得天下。虽然秦王朝最终统一天下，但是在传统儒家看来，其业绩是不予承认的。王道社会肯定是天下一统，但是天下一统不一定都是王道，短命的秦王朝反而成为霸道失败的最好例证。正是有鉴于秦王朝的覆亡，汉王朝才最终选择了儒家王道理想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影响了整个传统社会。

3．社会政治状态。实行王政将会达到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即王道社会，以霸政统治的社会则是霸道社会。王道社会是传统儒家的最高社会政治理想，是儒者终身所追求实现的社会政治目标，是儒者坚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如《礼记·礼运》中孔子对大同小康社会的憧憬，孟子也多次提到使人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王道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将这种理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称之为“不忍人之政”，希望统治者通过内心所具有的仁心——不忍人之心，推广到整个天下，使百姓都得其利。先秦儒家所总结和信仰的这种王道理想，在汉代被官方所认可，于是儒家的王道理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想与价值标准。在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和社会现实政治的评判的同时，王霸之辨也自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

总之，在传统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王霸被赋予了多重内涵，它既指夏商周和春秋战国不同的具体历史时期，也指这不同时期所代表的社会政治模式，同时也指这两种不同社会的具体治理方针和道路，更高远的，它还成为一种政治评判的价值标准。王道社会既是儒者的人生信仰，又是历代统治者和士人所追寻的政治理想。

我们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所需要关注的是政治行为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制度所从出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及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社会的政治行为。所以本书主要在政治哲学视域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王道和霸道进行初步的探索，探求传统社会中对政治原则、政治方略的思考以及其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基础，以期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更好地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