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志文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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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碑志文的研究内容及价值

一、选题缘起

碑志文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文体,其发源于先秦,兴起于汉,此后历经演变,体例完备,应用广泛,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诔碑》一节,并将之归入“有韵之文”,足见其重视程度。碑志文是刻在碑上的,碑是碑志文的载体。中国碑制从兴起到完备经过了相当的发展,自秦汉至唐宋元明清,封建王朝碑制政策各有不同,期间甚至几度禁碑废碑,但碑刻之风仍以多种形式绵延下来。立碑刻文,刊石铭功,树芳名,求不朽,遂成为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碑志文的功能走向完善,其分支更为繁富。按内容而言,碑志文通常分为记功碑文、记事碑文及墓碑文。其中仅墓碑文又可分为墓志铭、墓碣、墓表、神道碑、墓记、埋铭、藏志、塔铭、灵表等,名称虽然繁多,但内容一致,都叙写死者,就其一生进行总结,于人于事盖棺定论,抚慰死者亲朋,致礼仪之需,所以说墓碑文集悼念和安慰于一体,是连结生死最为紧密的文体,其兴起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丧葬习俗、碑刻制度、书学篆刻工艺等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学、金石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

碑志文写人记事追求真实可信,以史为据,具有传记文学的功能。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4页。以下所引刘勰之论,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书。就撰写主体而言,碑志文的执笔者都是文人,而其描写对象也多是死者,文人创作碑志文的过程,就是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探求、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和感悟的过程,展现着文人的才情个性和生活体会。就撰写客体而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碑志的描写对象不可避免有着这样那样的过错乃至劣迹,这给文人创作带来一定的难题。就写作范式而言,碑志文于人于事须进行记叙总结,评判论定,使已经远去的消逝的生命鲜活起来,彰显缅怀和哀悼之情,慎终追远,以满足丧葬礼俗的需要。因而碑志文具体写死者什么,又该如何写?既要照顾到描写对象及其家属亲朋的情面,为死者讳,有所顾忌,以尽伤悼之意、哀荣之礼,又要做到真实可靠、客观全面地记述,以取信公众、传之后世,达到作文立碑而求不朽的目的。所以说碑志文尽管是由文人创作的,但往往又不是简单的文人个性化的行为,其成文涉及到社会评判、道德衡量、文化风气及人情礼俗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功能定位和文体特征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学自身流变诸因素的影响,其创作体现着文人的写作技巧和名节品行,是最能彰显文人才情个性、生命感悟及社会认识的一种文体,具有重要的文体学研究价值。

碑志文与人类生命的存活、死亡,与历史现实、社会生活紧紧结合在一起,是时代文学的映射,其描写内容是对人生命运、事件经历的全面回顾和总结,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认知和体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活演进的深度领悟和思考,其表述方式是多样的、变革的,其文化意蕴是厚重的、深沉的。一篇优秀的碑志文,具有强烈的现实应用性和审美的文学性。其写人记事,抒情说理,不管从何角度,都离不开对人类生命的哀悼、留恋和赞颂,都离不开对社会生活的思虑、回味和感悟,都离不开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及对理想价值的追寻。而文学是人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碑志文的书写代代相传,多有流变,但不变的是碑志文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总和文学发展的大潮相连,其创作体现着文人的文化心理及审美需求。当然,这期间因具体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碑志文的文体特征和文学性也各有特色,就是同一时代,往往因为文人的才情个性、人生经历的不同,其碑志文也各有千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内涵。就此而言,碑志文不仅具有文献学、社会学的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还具有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基于以上考虑,兹以碑志文为本书研究对象。鉴于唐代文章的地位及影响,很自然,这一研究对象便是唐代碑志文的发展演变,以下就本书的研究范围、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内容做简要说明。

二、本书研究范围

碑志文,即刻在碑上的纪念文字,作为一类文章体式,其由来已久。如陆机《文赋》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于景祥、李贵银:《中国历代碑志文话》,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其后挚虞《文章流别论》、范晔《后汉书》都有对碑的文体分类及论述,刘勰《文心雕龙》阐释文体就设有《诔碑》一节,萧统《文选》也设有碑文、墓志两体。但至宋代,有学者针对碑作为文章体式的说法提出异议,如孙何《碑解》:“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人假以载其铭耳。铭之不能尽者,复前之以序,而编录者通谓之文,斯失矣。陆机曰:碑披文而相质,则本末无据焉。”[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八《丧具》,[清]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册,第358页。清人纪昀则认为:“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孙何纠之,拔俗之识也。”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7页。赵翼《陔余丛考》也说:“碑有序有铭,谓之碑文可也,碑铭可也,而直谓之碑则非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中华书局,2006年,第684页。近代刘师培承继这种说法,其《左庵文论》云:“树碑之风,汉始盛行,而东都尤盛,惟乃刻石之总名,而非文体之专称……盖凡刻石皆可谓之碑,而非文章之一体,与铭箴颂赞之类不同。惟以铭体居十之六七,故汉人或统称碑铭,碑则刻石,铭则文体也。”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实际上,我国古代的碑有着铭器与文章体式的双重含义,当然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过程。碑志文是刻在碑上的,碑是碑志文的书写载体,立碑刻文,以求不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一般而言,失去文字书写,碑就可能失去其存在价值。但一种书写载体在演进过程中,因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会突出某一方面的功能,并由此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一种较为稳定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常因其载体名称而得名,并为人们接受传扬。这种现象在古代文体发生中并不罕见,如石鼓文、甲骨文、钟鼎文、金文、檄文、诏令、札子、策论、乐词、判文等,而于碑志文表现尤为突出。故从《文赋》《文心雕龙》等以“碑”作为文体之名后,其说相沿已久,如明代文章学家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列“碑”,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列“碑文”,其实都是论述碑志文体的,由此可见“碑”之含义深广。至于孙何、纪昀、赵翼等人之论,其绳以古义,就其一端,未免太过拘泥,实不足取。

中国古代的碑有多种功能和类别,其中用来记载历史事件,重在表彰人物功德的称作记功碑,如韩愈的《平淮西碑》,记叙唐朝为平定淮西等藩镇割据、维护王权一统而开展的一系列正义性战争,铺陈事件经过,重在歌颂宪宗皇帝及主帅裴度、将军李愬等人的丰功伟绩;用来记载历史事件,但不重铭功而重在记叙周详,以资史证及传扬后世,此类碑叫记事碑,如唐时《唐蕃会盟碑》,记载唐与吐蕃结盟的这一重大事件,将盟誓的具体经过及详细内容刻于碑上,以告诫子孙,代代遵守,昭示友好,万世相承;同样写人记事,但用作殡葬坟墓,以资纪念哀悼,这类碑称作墓碑。墓碑的分支很多,其中埋在坟茔里的称作墓志铭,树立于坟墓周边的有神道碑、墓碣等,描写对象都是死者,记叙其生平履历,才华贡献,以扬善隐恶,抒发缅怀和伤悼之情,如纪念李白的《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厚墓志铭》、纪念范仲淹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等,都属于墓碑文。无论分类如何,碑志文都是因碑这一具体载体而得名的,如《平淮西碑》和《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作为文化载体,属于刻石类铭器,前者由朝廷诏令刻立,后者由范仲淹家属刻制,均树之要津,以显扬不朽;作为文章,前者由韩愈书写,记功叙事,铭功彰美,后者由欧阳修书写,悼念亡友范仲淹,感慨深沉,情采飞扬。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将碑既看作具体的书写载体,又以之指代文章名称。

在记功、记事、墓碑三类碑中,墓碑的应用范围最广,也最为多见。自古及今,封建社会文人创作最多的碑文也是墓碑文,如韩愈一生作碑文76篇,其中墓碑文占71篇。欧阳修作碑志文110篇,俱为墓碑文。因而中国古代的碑,多指墓碑和墓碑文。如刘熙《释名》云:“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于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清]毕沅等:《释名疏证补》卷六,中华书局,2008年,第218—219页。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也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214页。二者所论,从起源到演变,从书写载体到文章体式,都针对墓碑而言,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碑作为一种书写载体的含义虽仍存在,但同时也接受了碑或碑文对墓碑文的专门性指代。自晋代后,人们所言碑,也多指墓碑。

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碑志文主要指墓碑文,将范围限定于唐代,是因为唐代乃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文化昌明,文人创作繁盛,成就突出。作为古典散文重要组成部分的碑志文,伴随着张说、苏颋、韩愈及柳宗元等大家的努力和文体革新运动的进展,在唐代历经变革,不断演进。有唐一代,碑志风气浓厚,碑志作家多,作品更多,兹据清人董诰编《全唐文》统计,共收录3035位作家的20025篇文章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第1页。,其中收录碑志文1573篇,今人吴钢《全唐文补遗》(共九辑),根据出土资料,另收入唐碑志文8000多篇吴钢:《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其中收录多为墓志铭,其中部分碑文内容简单,或仅有题名,而无实质行文,或有碑文而作者阙名。。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则收入碑志文674篇。如此估算,存世全唐碑志文当在1万篇以上,数量远超过秦汉魏晋,这就为研究唐代碑志文提供了有力的文本依据。当然,更重要的是,唐代碑志文思想纯正,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体例完备,功能定型及时代精神突出,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和文学审美情趣,其流传广泛,影响久远,成为后世碑志文的典范,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本书结合唐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作家创作心理,从文体流变规律入手,对唐代碑志文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研讨其文体形态、时代特征和思想内容,就其艺术成就作出综合性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探寻碑志作家的创作心态以及作品所体现的文人生命意识、价值观念,挖掘唐代碑志文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追溯碑志文同诗歌、传奇小说等文体生成、发展乃至相互演进的历史,并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文体演变的规律,把握时代文学的性质、特征及文学演进的规律,借此引发学界对于唐代碑志文研究的足够重视。

此外,就碑志文发展而言,其源远流长,分支繁多,历朝历代对碑志文的文体分类也不尽相同,直至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分文体十三类,其中碑志文体下含“碑、碑记、神道碑、碑阳、墓志铭、墓志、墓表、灵表、刻文、碣、铭、杂铭、杂志、墓版文、题名”十五类文章。姚鼐的文体分类繁简适度,多为后世取法,本书也以此为准,研究内容自然包括上述各类碑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