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生命·记忆——序《唐代碑志文研究》
2017年媒体有一条热炒的新闻：在今蒙古国杭爱山找到了汉军灭匈奴的纪功碑，即著名的《封燕然山铭》，作者是史学家班固，杭爱山就是汉时的燕然山。自从班固碑文名世后，“燕然勒功”也成了历代士人建功报国的梦想，如宋代范仲淹词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虽然历经近两千年的风霜雨雪，这块石刻的字迹因石面严重风化而漫漶脱落，但许多字仍依稀可辨。正是这块摩崖石刻，向世人证实了这场曾改变了世界格局的战役的存在。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托金石之不朽，庶德音之长烛”（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的意识。
中国历史上碑志文十分发达，特别是汉代以降，一直繁盛不衰，尤其是墓志的写作，差不多成了历代文人一个重要的衣食来源。翻阅古人的别集，都少不了这一类的文字。在中国文化中，虽然古人设想了神鬼的世界，想象有灵魂的存在，但是在骨子里似乎并不大信，至少不全信。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树碑留名呢？立碑实为备忘，如果灵魂不死，也就不存在忘记的问题了。而要将事功行状传之后人，必须借助于笔下的美文和坚固的载体，于是也就有了碑志文。碑志如此为人看重，实在是因为它关联着人的今世来生，生命短促，而人又总是期望不死，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不朽”情结，这些都集中地凝聚在了碑志文上。
在传统文化观念里，这一生命价值观以“三不朽”说最著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实“立德”“立功”“立言”，都需要借“言”才能“虽久不废”。但此“言”则必须借助于某种介质才能传播于人间，流布于后世。在未有文字时，“言”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人的一张嘴，“三皇五帝”的功德得以流播，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但人的记忆本身不像人的生理基因，无法一代代地遗传，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主体的消亡，所记之事难免会淡忘失传，或变形失真。文字的产生，使记忆有了凝固的可能，不过前提是必须有某种可供书写的介质。历史上出现过的介质形态大概有：金石、甲骨、陶瓷、竹简、布帛、纸张、磁盘等，其中当以金石最为坚固，即使“陵谷迁易”，也不会朽烂。然“金”器（青铜器皿）虽坚，却昂贵难得且工艺复杂；而山石则自然生成，取之不竭，刻写也相对便易。于是，“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文心雕龙·诔碑》）。不过，刘勰“以石代金”之说令人生疑，对于古文字我没有研究，但总觉得顺序应该是先石后金。
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秦国的“石鼓文”和中山国的“监囿守丘刻石”，年代要晚于青铜器上的“金文”。不过，如果把摩崖也看成是碑刻的话，“石文”产生的年代应大大早于金文。在不知青铜器为何物的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在山石上刻图示意了，如我国境内现已发现的宁夏贺兰山区的黑山岩画、四川九寨沟地区的“土伯御龙”岩画、云南沧源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等。这些图画，笔划简单抽象，有很强的符号性，有着一定的叙事意义，实质上它担负的正是“文”的功能；后来的汉字便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文字的创造应有两个主要目的：交流和记忆。而记忆则需要把信息长期储存起来，这就需要某种坚实的介质，在还没有铜器和陶器的时候，山石可算是世界上现成的“不朽”之物了。然而事实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汉字形态是“甲骨文”，而不是“山石文”。在广州的古采石场莲花山上有一块山崖上刻有5000多个甲骨文字，但它是今人建造的一个旅游景观。这不禁让人困惑：已经懂得了在山崖上刻画表意的先民们，怎么会想不到在上面刻字记事呢？
事实上，从一些远古遗存来看，“石文”确实应该早于“金文”。衡山岣嵝峰上的禹王碑是否真实存在，至今仍是一件扑朔迷离的悬案。不过，两千年来文献典籍中的不断记载，恐非全是空穴来风，南宋人何致的发现和碑文拓片更是难证其伪。据何致的拓片看，碑文共77个字，形异奇诡，古奥难辨，状如蝌蚪，或为许慎《说文解字》所谓“虫书”。此碑是否为传说中的“禹碑”且不论，但碑上文字，古文字学家比较肯定地认为是秦统一前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流行的文字。据报道，近年当地的一些新发现也倾向于证实拓片和禹碑的真实性。
退一步讲，即使禹碑只是个“传说”，也无法否认上古时期这类石刻的存在。河南新郑具茨山被认为是“黄帝故里”，在这里近年人们陆续发现了3000多幅岩画，画面内容以抽象的符号、线条为主，极少有具象的内容，专家认定这些岩画属于早期石器时代文化，“跟人类早期文字可能有一些联系”。福建华安县汰内乡汰溪仙字潭上有一段摩崖石刻，像画又像字，传说为仙人所篆。1935年，广东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赴闽考察，认为是古代图象文字。《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发表刘蕙孙论文《太伯奔吴与先吴史事试探》，认为“其中一些字的结构与造字的思想意识，颇接近甲骨文、金文”，并辨识出其中12字，据此推论这些岩画应为“周代吴国前期部落战争中的纪功刻石”。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可见，刘勰也意识到了碑铭产生时代之早，对于“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他并不怀疑。其实褪去神话外衣，穆王纪石之事与禹王碑事一样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此外，在贵州、广西、新疆等地都发现有被认为是上古时期当地少数民族的“类文字”岩画。实际上，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在古代希腊和古代埃及，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就已经出现了写有文字的石刻。在世界各民族早期的书写载体中，山石可以说是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
其实，碑石本身与金器、甲骨一样只是承载文章的介体，正如宋代孙何《碑解》所说：“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人假以载其铭耳。”据文献记载，在被称为碑的特制的立石上写字是比较晚的事；碑志文作为一种文体成熟起来就更晚了，一般认为是在汉代。实质上早期摩崖已具有了碑的功能，上面的刻字自然应是碑文，只是它不可移动，如同今天电脑里的硬盘。可以说，碑文起源和萌生几乎是与我们民族文明的肇始相伴随的。先民们走出蛮荒，有了思想，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生命的有限，也就有了“记忆”的要求，死亡的恐惧让他们产生了“不朽”的愿望。而取自大自然的碑石正可帮助他们达成这一愿望。尽管后世的碑文有着记事、纪功和志墓等不同的社会功能，但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备忘”，为了“永垂不朽”。数千年来，留存下来的形制不一的无数碑刻石铭，尽管碑主和立碑人身份各异，但它们共同的使命都是让短暂的生命化为永恒的记忆。这一块块碑刻，就是一块块历史记忆的碎片。
我这里之所以称碑志文是“历史记忆的碎片”，一是说它所记录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个体；二是说它的记录只是历史客观真相的一部分，并非完整的记忆，甚至可能是不准确的记忆。这与碑志文的体制特征和撰碑人的写作态度有关。
古代文人似乎很看重碑文的撰写，这可能是因为写碑有诸多好处，既可炫才于时，又可随碑不朽，还能得些润笔，何乐而不为呢？据说一些知名文人的润笔相当可观，如唐朝的韩愈专为名公巨卿写碑铭，“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杜牧撰一碑，可得采绢三百匹。一旦有了利益的驱动，就很难保证碑文的“纯贞”了，于是也就有了韩愈的“谀墓”之讥。从历史的角度讲，碑文的记忆原本带有一种“选择性”的特点。碑作为“铭器”，按刘勰的说法撰写时要“选言录行”。《礼记》称其文要“称扬其先祖之美”，那些“不美”之事自然就要隐去，“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体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碑文不要求历史的真实性，刘勰谈到碑文写作时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什么是“史才”呢？《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作史必须有担当精神，敢于秉笔直书，对天下负责。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以《史记》为典范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作碑志虽然要“资乎史才”，但史家这种“实录”传统却是难以贯彻到底的。因为碑志要“述功咏德”，用今天的话叫弘扬“正能量”，所以“文直”不太符合碑体要求，“不隐恶”简直无法做到，但“事核”、“不虚美”则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碑志文不可突破的底线。不过，在人情和利益面前，守住这个底线也不太容易，后魏隐士赵逸曾抨击当时碑志文的“事妄”与“虚美”:“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见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在古代的碑志文中，这种“谀墓”并非是个别现象。
这样看来，作为历史记忆“储存”的碑文，其“记忆”并不全面，有时也不准确。因为它所记只是碑主光鲜的一面，只是其生前的盛德鸿懿，无法看到一个也有缺点、过错，甚至罪恶的完整的人。特别是那些帝王将相，无不是“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他们手上的血腥是完全看不到的。在这点上，碑文远不如史书来得真实。也难怪，古代那些至高无上的帝王，对于史官还总有几分畏惧，但从没有听说有谁害怕撰碑人。因为撰碑人一般都是由墓主家人嘱请，实为代言人。即使墓主生前恶贯满盈，其孝子贤孙也必寻其善而彰显之，否则似乎失去了其承继祖宗血脉的“合法性”。可见，了解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王朝，其自身的述说和评价固然重要，但万万不能把这些看得太认真，凡是自我作“史”的东西，可信度都要打些折扣。比如祖传的“家谱”之类，往往是不靠“谱”的。碑文也是一种自作之“史”，虽然死者无法从墓中站起来挥毫自美，但文化和历史已为他准备好了代言人，还清楚他想说什么。
对于权势者来讲，最快意的事大概莫过于找人树碑扬名了，所以中国古代从不缺“御用文人”的位子；他们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那些吃饭砸锅的“死磕”史家了，这也是“文字狱”及以言获罪者不绝如缕的原因所在吧。这些手上不干净的权势者，往往太相信手中的权力，以为让天下人“道路以目”，他们的铭传诔碑就能成为信史。同时，他们又要用禁毁、囚絷、杀戮等手段，刻意遮掩那些暴行和丑闻，从而制造出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想想历史上那些悬案，确实很可怕的。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底烧了哪些书籍，杀了多少书生？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到底有无屠城之事？建文帝到底去了哪里？清雍正帝继位到底怎么回事？历史留下了多少这样记忆的空白，其真相由于统治者的屏蔽，早就从民族记忆中抹去了。
不过，这些权势者虽然能将一些历史的记忆成功抹去，但他们最终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命运也是难以逃脱的，因为历史老人会像公正的法官那样，根据“零口供”进行判决。如秦始皇当年封禅泰山，刻石颂圣，其碑何其巍巍，其文何其煌煌，始皇帝自以为大秦帝国可传至“万万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秦朝二世而亡，其本人残暴血腥的声名也遗臭万年，到今天就连石碑上的字也被风雨剥蚀得只剩下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还有一种“戒碑”。《开元天宝遗事》载，有一叫卢奂的官员，在他的辖区，“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人称“记恶碑”。类似的还有“戒贪碑”“禁赌碑”等。今天南京日军大屠杀纪念碑，实际上也是这样一块“记恶碑”。这一类碑文是对一般碑文“功德”化选择的修正和补充。我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民权利的扩大，权势者屏蔽历史记忆的机会必将越来越少，而其罪恶被刻上有形无形的“记恶碑”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在现代批判的历史哲学看来，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出发，并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根据历史教科书、历史知识、历史资料去认识过去的历史。因此，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历史的客观真相。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况且我们常常面对的是经过人为“选择”的历史记忆。了解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索求。对这些记忆“碎片”的拼接和对其缺失部分的追讨，仍然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逼近“如其实际所是”的历史，发现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对民族文化的存续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有价值的学术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碑文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也就有了它特殊的文化意义。
其实，对于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碑志文除了其“意义”探讨的价值之外，基于文学本体的研究，自然是不容忽略的工作。碑铭之文与甲骨之文的功能不同。人们在甲骨上刻字主要是出于占卜的需要，是一种实际应用；而碑铭之文则主要是为了展示和记忆，又由于山石上书写文字的成本更高，容量更小，势必要求在内容和语言上做出更为精心的选择和锤炼，只有那些被认为值得留存的美好人事，才会用洗炼而优雅的语言去记录它，同时还要用富于美感的字体去刻写它。这也使得碑志文天然地具有了某种审美特质。《文心雕龙》称汉代蔡邕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蔡文为诔碑文的典范，一般碑文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准，但这种美学品质则是基于碑文特殊功能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文学具有一种杂文学的性质，早期的各种文学样式同时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体，在实现其社会功用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审美效能。孔夫子曾谓“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碑文以“不朽”为期约，自然对文采，即文学性有更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碑铭文当是中国最早的叙事文学样式，也是最早的美文，后世的骈文与碑文或许就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古人对碑文的文学性看得很清楚，刘勰认为诔碑之文“盖诗人之则”（《文心雕龙·诔碑》），清人姚鼐也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古文辞类纂序》）。在被认为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60卷中，收录与碑志文有关的“铭”、“诔”和“碑”体文章就有4卷。
无疑，碑志文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十分重要的一支，然而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碑志文多是作为史料为考古学、金石学和文献学所关注；而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阈里，它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著述和学位论文。不过，与诗文词赋和小说戏曲的研究相比，碑志文研究总体上还是粗线条的、零散的。徐海容这部专著，作为这一学术领域重要的新成果，清晰而具体地揭示并描述了碑志文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发展的面貌和轨迹，它的面世必将引起学术界对碑志文的进一步关注，从而推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作者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海容是我教师生涯中所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入学时已是广东一家高校的讲师，他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后考入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韩愈古文。海容乡籍陕西渭南。在中国，陕西是一个承载民族记忆尤为丰富的地方，特别是在唐代，留下了无数的文化瑰宝，多少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都产生在这里。记得他曾讲，家乡的村边地头至今还可以看到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残碣断碑。也许正是这块古老土地上深厚的文化遗存和氛围，作为一种或许是无意识的心理动因，启发他当初提出了唐代碑志文研究这一选题。看着眼前洋洋三十余万言的书稿，想到他当年孜孜矻矻，发愤著述的情景，感到很欣慰。海容性情朴直真淳，学术追求执着近痴，待人富悲悯之怀，见不幸则戚忧心伤，还有着一种陕西人特有的犟劲。在这部探讨唐人生命记忆的宏著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于唐人生命意识深刻的剖析和理解，同时也不难体察到他感性人生的温润情怀。海容毕业时，我曾赋小诗赠别，录于此来结束这篇义杂语漫的序文，也祝愿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活力。诗云：
人生路远且徐行，沧海有容游巨鲸。
关陕残碑铺井陌，琼崖骇浪启航程。
随鸥江岸观潮汐，潜梦大唐论死生。
迷眼桃花迎面笑，一枝簪发慰痴情。
2018年元月于暨南园一叶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