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考据学的特点

以上谈了清代考据学的名称和内涵，再来考察其特点。清代考据学的特点十分突出：首先，是内涵全面而以传统小学为中心，小学又以古音学为关键。关于内涵全面，在讲内涵时已经谈到，关于以古音为关键，后面讲小学时再具体论述，现在主要谈以小学为中心的问题。清代考据学以小学为中心，表现在多方面，第一，清代考据家多数都精通或重视小学，不少人是著名的小学家；第二，清代考据学以小学的成就为最高，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观堂集林》卷八）甚至可以说清代小学奠定了中国近、现代语言学的坚实基础，例如现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关于虚词的研究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王力认为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论王念孙）；第三，小学成为考据方法的一部分，而且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顾炎武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按：指文字）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里把读古书与考订文字、考订文字与通晓古音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又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已见前）。这里不仅强调了小学在文献考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文字、音韵、训诂密不可分的关系。纪昀对戴震的小学成就及其对考据的影响评价很高，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钱大昕也是小学成就极高的考据家，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小学考序》）与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又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家学相承，都是以精通小学见长的考据家，龚自珍在《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中曾转述王引之的话：“自珍爰述平日所闻于公者曰：‘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龚自珍全集》第二辑）“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准确道出了王引之考据学的特点；如果把“经”扩大到“经、史、子”，那又是王念孙考据学的特点；而“用小学”属于方法，则是他们父子的共同特点。阮元《经义述闻序》说：“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这是从清初到乾嘉时期以小学为中心的考据学历史的简括总结，相当精要。至于晚清的考据学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古文献学家俞樾、孙诒让，都是继承乾嘉传统，特别是以继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相标榜的。如俞樾《群经平议自序》说：“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焉。……余之此书，窃附王氏《经义述闻》之后，虽学术浅薄，倘亦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孙诒让说他自己“年十六七，读江子屏（藩）《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元）公所集刊《（皇朝）经解》，始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认为“我朝朴学超轶唐宋”，十分景慕“乾嘉诸先生”，“深善王观察（念孙）《读书杂志》及卢学士（文弨）《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札迻序》）。其次，清代考据学集古代考据学之大成，发展成一个高峰。复次，清代考据学本身发展迅速，特别是小学方面文字、音韵、训诂的进步，尤为突出，参见第三章《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