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论及国内比较文学界对国外学界的了解情况时，我国比较文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这样写道：“在了解外国研究情况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空白点。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首任会长杨周翰教授也曾认为：“我们今天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一方面不普及，另一方面也不深入，对国外情况了解不多。”尽管这些判断大概于30年前做出，可结合相关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它们在今天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直到最近几年，王元化先生在上海接待法国哲学家雅各·德里达时，还对在场人员说，目前中国学界很有必要对国外哲学家、比较文学家进行系统梳理，对他们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上述几位国内比较文学先行者都是站在中外比较文学相互借鉴的视角，强调比较文学研究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美国比较文学家勃洛克则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认为学界应该对“法国学派”的先驱们进行关注，他认为：“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哈扎与伽列诸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作‘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忘掉他们是不公正的。”雷马克曾经这样写道：“历史滋养了人类知识唯一的根基。正如你要穿越茂密森林，攀越小丘高山，假如你从不驻足回眸，你绝不会知道你身处何处，亦不能再回到原点。总之，历史是不能遗忘的。”这告诉我们，不管进行什么实践，从事何种研究，我们都应该注重对象的历史。目前，国内比较文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研究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若是这样，是否有必要回头了解比较文学在“第二阶段”值得借鉴的经验呢？我们认为，只有对学科历史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而历史又是由人创造的，所以，通过研究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比较文学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无疑是了解学科历史的最佳渠道。

比较文学在经历一系列的萌芽、成为显学、“危机”、“死亡”、复兴、繁荣、再次危机之后已经走过了两百年左右的历史。其间出现了各种思潮、不同流派、多个中心，时至今日，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在后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研究者们面临着如何协调既保持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又“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此为2010年在韩国大邱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9届大会的主题）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研究者们在实践中的开放性、多元性与理论上的相对保守、单一之间的矛盾等。欲解决这些矛盾，我们一方面要面对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也要像上文雷马克所言，不时地反观历史，从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答案。为解决比较文学学科目前的相关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读经典著作，研究重要的比较文学家，切脉其重要思想，了解其基本主张，窥探其为比较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到论从史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像牛顿所说的那样：站在巨人的肩上，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