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还是“书房”

如果注意在日常谈话中人们脱口而出的词汇，你会有许多惊喜的发现。这些发现可以揭示我们选择某一词汇背后的认知机制。也许“选择”并不是最合适的词，因为说话时词语都非常自然地脱口而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作出了什么选择。在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凯莉和迪克的例子。几年前，他们从波士顿来到侯世达家中小住，那时，侯世达已经从意大利回到了美国。凯莉和迪克都把侯世达工作的地方称作“办公室”，而侯世达则一直把它叫作“书房”。在忍受了几天的不同称呼之后，侯世达终于忍不住问他的客人：“为什么你们俩总说我的‘办公室’？你们都知道我管它叫‘书房’啊！”

两位波士顿客人被问住了，但是很快他们给出了几乎可以确认的原因：“在我们波士顿的家里，我们都在三楼工作（他们在家里开了一家小的公关公司），那是房子的顶楼，我们一直说那是‘办公室’。我们在那儿放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文件柜，还有公司成立30年来所有的幻灯片和录像等。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工作的地方是二楼，也是房子的顶楼，那儿有你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文件柜，还有你的书，等等。对我们来说，这个类比是显而易见的，完全不需要动脑子，一下子就跳出来了。所以我们觉得你工作的地方是你的办公室，再明白不过了。”

侯世达想了一会儿，回答道：“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小时候我在加州，我爸爸把家里的二楼叫作‘书房’，还是在顶楼。那儿放着他的论文、书籍、幻灯片、文件柜、一个机械计算器等。每天我都看见他在那里工作，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不过在大学校园里，他还有一个办公室。在那儿，他有更多的书，而他也常常在那里工作。所以，他的书房和办公室对我来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而现在，我也有两个工作的地方，在家里有一个书房，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园里还有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从来不会把这两个词搞混，总是会把它们区分开。”

至此，客人与主人之间的讨论就结束了。但是从中我们能发现许多重要的东西。首先，讨论的双方都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理解建立在与他们熟悉的场景之间的类比之上。这些类比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有一些差异，如三楼和二楼的不同，早年的幻灯片、录像和书籍的不同，公关公司和学术工作的不同，计算器和电脑的不同，等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都保留了其中最重要的本质内容：两个类比中的双方都包含了日常工作场所、与屋子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存放着工作所需要的资料，等等。这两个类比中，选择词语来描述工作场所时，人们只需要和一个自己熟悉的场景作类比，而非我们一般所推测的那样，给一个实体命名时，需要利用由此人一生中所见的几千个不同成员而形成的那个复杂而又抽象的范畴，如办公室。虽然我们本以为人都是这样识别自己看到的事物，但事实上没人会用如此复杂的范畴来完成这个认知任务。上文谈话中的三个人，虽然每人脑中都有着非常丰富、非常抽象的概念可供他们使用，但他们完全没用这些概念，而是作了一个非常具体而实在的类比，找寻他们熟悉的场景。办公室这一概念有无数个原型，比如公司职员的办公室、牙医的办公室、医生的办公室、律师的办公室等，而这些办公室跟凯莉和迪克脑中所想的毫无关系。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办公室。这和提姆脑中最本初的妈咪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他脑中的概念妈妈在他成年时已经变得非常丰富了，但毫无疑问，自己的妈妈多年来始终是进行类比的重要源头。他的妈妈从未消失。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发展。那两位波士顿朋友一年后又到侯世达家小住。这次他们时不时会用“你的阁楼”来描述书房。侯世达再一次感觉惊奇，于是又请波士顿的朋友解释。他们回答说，在家里他们也常常把三楼办公室称作“阁楼”。对他们来说，“阁楼”完全不是那个一般都乱七八糟、灰尘满地的地方。恰恰相反，他们家的“阁楼”是一个非常干净、每天都在使用的地方。因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类比，这个类比把一个新的地方和他们所熟知的一个地方联系起来，而非以一个非常宽泛、融合了许多地方的抽象范畴为基础。

如果凯莉和迪克在朋友的房子里看到了一个真正阁楼的“原型”，里面全是蜘蛛网、发黄的报纸、积满灰尘的老家具、躺了十几年的老油画等，那么“阁楼”这个词仍然会一下子进入他们的大脑，因为他们的大脑中不仅有自家阁楼这个概念，也还有常见阁楼这一概念。后者则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想象出一般的阁楼。如果凯莉在一本悬疑小说中读到这一段：“年迈的姨妈颤抖着，爬过又陡又窄的楼梯，慢慢地摸向屋顶阁楼，就是为了找到那个金子做的小雕塑，但是过了45分钟还没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凯莉几乎不可能联想到自家房中用来办公的阁楼。

侯世达的书房被他的客人称为“办公室”和“阁楼”的故事，告诉我们：指引我们说出正确名字的就是那些潜意识的类比。这个故事说明在范畴化和作类比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事实上二者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