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Edge最佳系列”的第一本，它的关注点是“心智”。我们很高兴能在这本书中呈现来自Edge.org的18篇文章，其中包含编辑过的访谈、受委托写作的文章以及转录的谈话，很多内容在网上配有视频。虽然网上的演讲无疑具有它的价值，但书籍，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仍是呈现重要观点的宝贵方式。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向公众推出这一系列丛书。

在这本书中，前沿的理论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神经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语言学家、行为遗传学家以及道德心理学家探讨了思考“心智”的新方式。

在《计算器官》中，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目前大多数有关心智的假设已经过时几十年了。他提出，人类心智是非常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用达尔文的话说就是“极其完美、复杂的器官”。而这种基本的认识并没有进入主流的学术视域。

在《肉身哲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科学家乔治·莱考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类是神经构成的生物。大脑从身体其他部分获取输入，我们的身体形态及其发挥功能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用以思考的概念。我们只能思考大脑允许我们思考的内容。”

纽约大学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在《平行记忆：将情绪放回大脑》中支持“我们必须将情绪放回大脑，与认知系统整合起来。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研究情绪或认知，而应该把它们当作心理的两个方面，一起进行研究”。

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在《性选择与心智》中指出，人类心智不是作为生存机器进化而来的，而是作为求偶机器。他认为为生存而进行的自然选择不是推动进化的唯一动力，有一种被达尔文称为“性选择”的过程同样重要，它是通过选择配偶进行的。米勒提出，人类心智能力中最令人难忘、最令人困惑的能力是求偶能力，它是为了吸引和取悦性伴侣进化而成的。通过将以生存为中心的进化观转变为以求偶为中心的进化观，米勒试图为我们阐释如何理解心智的奥秘。

英国开放大学名誉教授兼神经生物学家史蒂芬·罗斯对心智与大脑的关系非常着迷。在《拯救记忆》中，他概括了理解这种关系的方法，那就是寻找方法来解释行为、思想或行动的改变，这些改变会以某种方式体现在生理机能、生物化学过程以及大脑结构变化等可以进行生物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如何理解学习和记忆上。

进化理论家弗兰克·萨洛韦在《人格是怎样形成的》里写道：“在过去20年里，我的职业兴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开始，我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主要的兴趣是探究关于科学发展的历史问题。在试图理解科学上富有创造性的成就源自哪里的过程中，我逐渐对人类发展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尤其感兴趣的是达尔文的理论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人格的发展。现在我认为自己除了是一名历史学家外，还是一名心理学家。”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学家拉马钱德兰在他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人类进化“飞跃”背后的推动力量：镜像神经元及模仿学习》中写道：“我在这篇文章中会探讨在猴子的前额叶皮质中发现的镜像神经元，以及镜像神经元对人类大脑进化的潜在重要性，这是近10年来‘未被报道的’（或至少是未发表的）最重要的发现。我预计，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的重要性就像DNA之于生物学的重要性。它们都能提供统一的框架，帮助我们解释许多迄今为止仍无法通过实验进行研究的神秘的心理能力。”

理论心理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教授尼古拉斯·汉弗莱在《值得拥有的自我》一文中写道：“我正在思考的是，极其丰富的主观当下为自我提供了一个新领域，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世纪初，伟大的逻辑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取得了显而易见但至关重要的观察发现，那就是第一人称的主体必须是某样事物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问，什么类型的事物能当此任？什么类型的事物具有充分的形而上的重要性，能够为自我提供体验的基底？如今我提出的答案是：具有内在深度与丰富性的现象性体验似乎最能为自我提供体验的基底。”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在醋桶里，你成不了甜黄瓜》中提出：“如果将可怕的工作条件和外部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邪恶的桶。无论把谁放进去，都会产生这类邪恶的行为。五角大楼和军方称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丑闻是几颗老鼠屎毁了一锅好汤。这是本性论者的分析。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我，以及很多实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同事都一致认为，这种分析是错误的。不是几颗老鼠屎毁了一锅好汤，而是邪恶的桶腐蚀了好人。要解释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的虐囚事件，我们首先要分析作用在那些值夜班士兵身上的环境力量与系统力量。”

在拉马钱德兰的第二篇文章《自我觉知的神经学》中，他写道：“自我是什么？神经元的活动如何引起了人类有意识的感觉？尽管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但我相信可以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如今，自我似乎越来越不像是整个大脑的整体属性，而是来自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特定的大脑回路。不过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回路更关键，它们的作用是什么。这是自我‘转向内部’的一面，也就是它的递归性，这使它具有了特殊而矛盾的性质。”

在《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解释了“第三种幸福”的含义：“知道自己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并将它用于比你更宏大的事业上。没有捷径，这就是生活。可能会有让人产生快乐的药物，也可能会有能让人获得积极情绪的药物，但不可能有让人体验到心流的药物，而且不可能有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药物。”

法兰西学院实验认知心理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的《数字到底是什么？数字意识的大脑基础》指出，数字就像颜色一样：“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独立的、可移动的物体，能够从中提取数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这能帮我们追踪捕食者，或选择最佳觅食地。正是因此，进化才将简单的数字机制配备到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大脑里。在动物的大脑里，这种机制非常有限、粗略，对于越大的数字，表征越粗糙；而且只涉及最简单的算术运算，也就是加法和减法。相比之下，人类具有卓越的天赋，发展出了加工语言和符号的能力。这使人类能发展出对大数字的准确表征，以及进行精确运算的运算法则。”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在《同征择偶理论》中写道：“我的有关性别差异的文章相当温和。我没有贬低环境因素，只是说不要忘记生物学因素。对我来说，这听起来一点儿也不激进，但对性别研究领域的一些人来说，这也过于极端了。他们只想用环境来解释，完全不需要生物学。我可以理解这种立场，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改革中，这样的立场很重要。但是从科学角度看，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吗？是时候把科学与政治分开，只用证据说话了。”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在《弓形虫：操纵人类行为的寄生虫》一文中写道：“我的实验室开始关注一种寄生于哺乳类动物身上的寄生虫，这是一种叫作弓形虫的原生动物。如果你曾怀过孕或者周围有人怀过孕，那么你一定知道要小心处理猫的排泄物、猫的垫子以及与猫有关的所有东西，因为它们可能带有弓形虫。你是不会想让弓形虫进入胎儿的神经系统的，那将是一场灾难。”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知道，儿童是这个宇宙间最棒的学习‘机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在《神奇的宝宝》中写道，“但他们就像蜂鸟一样，始终是未解之谜。我们知道蜂鸟能飞，但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知道婴儿能够学习，但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学习的。”

在《意识标志》中，斯坦尼斯拉斯·迪昂呈现了他最近的研究。在过去的12年中，他的研究团队运用了所有可用的大脑研究工具，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到脑电图、脑磁图，甚至将电极插入大脑，以了解大脑的意识机制。现在他们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在一次次的实验中，他们观察到了相同的意识标志，在一个人说自己意识到一条信息（比如一个词、一个数或一个声音）时，这些意识标志会同时显示出大幅的改变。

已故心理学家兼行为遗传学家、明尼苏达大学前名誉教授戴维·吕肯，在《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还会相信激进的环境论》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任何理性的人在看到证据后，都会赞同人类在天资、人格特质、兴趣和癖好，甚至一些社会态度上的差异，有30%～70%是遗传差异造成的。然后，接受这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接受生物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有害的思想，这是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上的阻碍。”他的观点来自他的著名研究，他比较了基因和环境对4000对双胞胎心理的影响。“先天因素通过后天教养发挥影响。”他以此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基因的影响非常强，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沿着基因决定的路径发展。”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道德心理学与对宗教的误解》中解释道：“你可能觉得契约社会显然更好，它是现代的、富有创造力的，也是自由的。而蜂巢社会充满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父权制的气息。作为一名非宗教的自由主义者，我赞同在如今越来越多元化的现代国家中，像西欧那样的契约社会有希望使人们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尽管对于欧洲能否解决目前的多元化问题，我们依然拭目以待）。我只想表明一个观点，那就是应该让契约主义暂时停下来。长期的调查显示，美国的宗教信仰者比不信教的人对彼此及慈善事业更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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