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键词研究的类型

当代中外学者，对关键词或者西方传入中国的重要术语的研究，一般而言，分为如下类型：

1.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例如王立达在1958年第2期的《中国语文》发表《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其中提到的“科学”“理性”“现代”“进化”“民族”“民主”“共和”“唯物”“唯心”“人道”“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很多词语就是典型的新学语或关键词；1958年，高名凯、刘正埮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对传入中国的日本新名词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编组，共收集了459个词；后来，1984年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印行，收录了源于日语的汉字词887条；而1970年增补的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1983年由谭汝谦、林启彦翻译时将其中的784个入华汉字新语补充为844个词。刘禾1995年英文版、2002年三联书店中文版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虽然提出被译介的现代性和重新思考东西方跨文化诠释与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但该书附录的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源自英法德俄语的汉语音译词等，与前述的论著没有质的差异。简言之，上述学者基本上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语汇的搜寻与归类工作，缺乏思想的提升与文化的思辨。

2.从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研究

其实，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载的《释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诠释的，以此为改良、革命造势。而其集大成者应该是1976年出版、1983年修订再版英文版、2002年出版中文版的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该书集中论述了131个在西方文化与社会中发生重要作用的词汇。他关注词汇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将见识融汇在词语辨析之中，但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因为他“强调历史意识，热爱文学艺术，没有他对历史和文学的出色理解，就不会有《关键词》”。1991年，汪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科学”虽然对近现代中国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但是“科学”又广泛地具备了传统的“格致”的功能，所以20世纪中国的思想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语言幻觉。意大利马西尼1993年英文版、1997年中文版《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就是从语言文化交流的视角去探讨的，其第一章“1840年至1898年的语言和历史”，就特别注意新教传教士、早期语言学校、外交使团、旅行者、商人、官员、翻译馆、文化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对语言翻译、传播和形成的作用，该书还专门简要分析了民主、主权、世界等词语；他认为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是间接的，日语对汉语的影响更大。后来方维规也从这个角度写了一系列论文，如《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第4期）、《“经济”译名溯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及《“In 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等。而冯天瑜和金观涛、刘青峰可谓是此中佼佼者。2004年中华书局印行了冯天瑜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该书从古至今，从西方到日本，对近代汉字术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非常具有历史感和整体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专门辨析了“民主”“科学”“民族”“政治”“伦理”“革命”“共和”“自由”“社会主义”等新语关键词，后来还专门在2006年出版了《“封建”考论》，为一个词写一本书，其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而其后金观涛、刘青峰则于200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该书以号称上亿字的数据库，以中西语义差异为切入点，对“科学”“民主”“共和”“革命”“社会主义”“权利”“个人”诸如此类的政治文化重要术语关键词，进行了条分缕析而又高屋建瓴的阐释。

3.用关键词阐释文学

这一种类型的研究方向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的学者如汪晖，用一个关键词（“反抗绝望”）对作家的精神结构进行高度概括，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谓明证。而另外的学者如朱寿桐，则用一个关键词对一个文学社团流派的特征加以综论，他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就以“情绪”“绅士”这两个关键词，言简意赅地概述了两个文学社团流派的特质。

2002年中国出版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年英文版，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中文版），它可以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气息、思辨气质结合，启发或呼应了我国当代文学学界的关键词研究。至少在2002年之后，中国出版了多本以关键词为名的文学研究书籍。例如洪子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关注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在其文学史研究的专著中也涉及于此，但是他2002年2月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文学关键词》（与孟繁华主编）。而陈思和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开始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等自创的关键词，以此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前言中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对该书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2002年10月，他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了《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更为集中地展现了他提出的关键词，并且增加了“世界性因素”这一关键词。洪子诚和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关键词与原来的源自西方的关键词不同，前者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只不过比较而言，陈思和提出的关键词例如“民间”略显空疏，而洪子诚主编选择的关键词不是他自创的，而是以历史性、整体性、通用性为标准，对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思想改造、文艺思想斗争、“双百方针”、歌颂与暴露、香花·毒草、干预生活、正面人物、集体创作、革命历史小说、政治抒情诗、文艺黑线专政、“三突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向内转、朦胧诗·新诗潮、后新诗潮、重写文学史、民间、生活、日常生活、民族性、文艺战线、写真实·真实性、重大主题诸如此类的当代文学关键词进行分析。就如该书类似前言的《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所说“我们所设想的‘当代文学关键词’研究，主要不在于编写一本有关当代文学主要语词的词典，以期规范使用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差异和分歧，进而寻求通往概念确切性的道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化’的理解，不把它们看作‘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隙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

当然，也还有学者追问从西方或日本传入的“新学语”、新概念、关键词的意义蕴含。例如李怡以其200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在重视文化交流的同时，注重作家“体验”，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例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个人”等）。他在201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中，除了对“现代性”“传统”“文学”“文化”“各种文体”“文学思潮”“创作方式”“批评术语”等概念进行诠释之外，还对中国现代文学演进的思想概念（如“民族”“世界”“进化”“新民”“心力”“个人”“自我”“民主”，甚至辟出“‘革命’词语的专门史”一章）展开细致深入的论述。作为一本类似词典的著作，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除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的文学、“三突出”、干预生活、“双百方针”、两结合、样板戏、题材决定论、寻根文学、晚生代、朦胧诗潮等土生土长的批评概念之外，其中绝大多数概念都有其国外根源，这一种“概念旅行”“理论旅行”显示了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影响深远。

简言之，无论是传入的关键词还是本土的关键词，都有研究之必要。而梳理了关键词输入的背景、关键词的定义、关键词研究的类型之后，顺理成章，我们选择了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启蒙”“科学”“人文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