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动因、特征与效应研究

陈恩 黄桂良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901.7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671.9倍，年均增长24.2%，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2.3百分点；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的比重为6.1%，比1984年提高5.8百分点。目前，内地对外投资规模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居首位，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我国内地对外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我国在全球地位的不断上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地对外投资的动因、区位、效应等方面。在动因的研究方面，Cai（1999）、刘阳春（2008）等学者运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来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既包括应对国际竞争压力、适应全球发展战略等外部因素，还包括开拓海外市场、寻求战略资源、学习先进技术等内部因素。在区位的研究方面，程惠芳等（2004）、Buckley等（2007）、李猛（2011）等学者从东道国经济特征的角度来探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认为东道国的距离、市场规模、资源禀赋、贸易联系等因素对吸引我国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Kolstad 和 Wiig（2009）、王建（2011）等学者则从东道国的制度层面来考察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认为东道国政治稳定、市场经济发展等制度环境也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效应的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贸易、技术、就业、产业等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经济效应。项本武（2007）、刘明霞（2010）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出口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

作为内地联系国际市场的主要桥梁，香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截至2013年年末，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累计为3619.5亿美元，占全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8.9%。为此，研究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动机、进入模式、布局特征等问题，对于总结内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到资料难以收集、数据统计不完整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关于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不多，探讨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将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深入分析内地对香港投资的背景与动因，总结内地对香港投资的演进历程与布局特征，并运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内地对香港投资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扩大内地对香港投资对策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二、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背景与动因

（一）内地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外投资净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经济社会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总量加速扩张，综合实力不断增强。1978年，内地GDP只有2141.6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5位；人均GDP仅227.7美元，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10，居世界倒数第二位。2010年，内地GDP增长至5.9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人均GDP达到4514.9美元，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48.8%），在世界排名第93位。2013年，内地GDP达9.2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42.9倍，年均增长率达10.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9百分点，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人均GDP达6747美元，是1978年的29.6倍，占全球平均水平的比例为64.3%，比1978年提高53.8百分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内地在香港投资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二）内地与香港具有紧密的地理、人文与历史联系

从地理联系来看，香港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位于珠江口东侧，北部与内地的广东陆路相连、水陆相通，距离广东省省会广州仅150公里，与内地可通过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相互往来。从人缘联系来看，内地有大批居民迁徙到香港，参与香港的开埠和建设，这些迁移到香港地区的居民与内地同胞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和民间往来。目前，在香港的人口构成中，华人占94%，有1/3左右的人口出生于内地。从文化联系来看，广东与香港同属岭南文化体系，文脉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目前，约90%的香港人以粤语为惯用语言。由此可见，内地与香港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的天然优势，这为内地企业在香港开展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条件。

（三）内地与香港形成一体化的经贸合作关系

早在明清时期，香港就是我国重要的外贸港口，是当时内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有效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推动两地形成相互依存、互补互利、休戚相关的经贸合作格局。从内地的角度来看，2013年，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额为4010.1亿美元，占内地进出口总额的9.6%。目前，香港已成为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转口贸易平台。从香港的角度来看，2013年，香港与内地进出口贸易金额为38913.8亿港元，占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1.1%。其中，与内地的转口贸易为19244.6亿港元，占香港转口贸易总额的54.9%。目前，内地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量稳居香港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的首位。紧密的经贸关系，为内地对香港投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服务香港社会、稳定香港经济的社会政治动因

政治因素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对香港投资的一个特殊动因。香港主权回归前后的一段过渡期内，受中英双方出现政制争拗、国际反华势力“兴风作浪”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港人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前途的信心不足，曾一度出现“移民潮”。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中央政府借助香港中资企业的力量，通过收购香港当地的破产企业、参与香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加大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以增强香港民众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例如，1984年中银香港、华润集团、招商局共同出资4.7亿港元收购面临倒闭的香港最大的电子公司Conic Investment，使数万名员工免于失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85年以3.5亿港元收购濒临破产的嘉华银行，随后于1990年又以10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有限公司20%的股份；1986年，招商局收购了破产的上市银行——友联银行（Union Bank）。

（五）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优势，服务内地的生产制造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建立了以金融、贸易、物流为主体的服务型经济体系，逐步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1981—2012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由1112亿港元迅速上升至18725亿港元，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67.5%提高至91.9%，服务业出口额由218亿港元增长至7640亿港元。在此背景下，内地企业投资香港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利用香港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体系，促进香港服务业优势与自身生产制造业优势的有机结合，以增强生产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第一，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开展资本运作活动，获取香港以及海外优质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产经营优势。例如，2003年8月，京东方（BOE）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冠捷科技26.36%的股份，以取得其光电技术。第二，在香港开展投资，依托香港发达的商贸体系建立海外经营网络，实现境内外营销市场的有效结合。例如，1996年TCL集团兼并香港陆氏公司彩电项目，利用香港的平台搭建了海外经营网络。第三，在香港建立起与海外营销相配套的运输、仓储等中介服务体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活动。例如，华润集团、招商局等企业先后在香港投资集装箱码头、空运、仓储等与贸易有关的中介服务行业。

（六）利用香港“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以香港为中介开展国际化经营

与国际对外投资动因的一般规律相符，开展国际化经营、拓展海外市场是内地企业对香港投资的重要动机之一。香港经济体系国际化、市场化程度高，是内地企业走向海外的最优运营平台。在经济制度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建立了高度自由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外来投资的限制少。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13年1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19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营商环境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廉洁高效，法制透明，税制简单、税种少、税率低，基础设施完善，资讯流通便利，具有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在区位关联方面，香港作为世界投资中心，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市场规则、运作模式与世界接轨，是内地企业“借船出海”的理想之地。由于香港具有以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内地企业纷纷以香港为平台实施“走出去”战略。商务部统计显示，内地对外直接投资中有65%通过香港投向世界各地。

三、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布局特征

由于具有紧密的地理、人文和经贸联系，内地对香港的投资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一些官办机构开始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当时招商局、商务印书馆等在香港先后成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对香港投资迅速发展起来，其历史演进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服务型投资阶段（1949—1978年）。这一时期，内地主要在香港设立贸易企业，拓展对外经贸往来，进口一些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战略物资，以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第二阶段是扩大开放型投资阶段（1979—1996年）。这一时期，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在香港设立了一批“窗口”企业，大力引进境外资本、技术、设备、战略性资源等生产要素，密切与海外的经济往来，以支持内地经济建设。第三阶段是政策稳定型投资阶段（1997—2003年）。这一时期，香港由于先后遭受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的冲击，经济一度跌落低谷，出现国际资本撤离的现象。为此，内地加大对香港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填补外资撤离的空缺，以维护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第四阶段是中介平台型投资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时期，随着CEPA及其补充协议逐步减少内地与香港在经贸往来中的体制性障碍，内地进一步加大对香港的投资，依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以及“自由港”的制度优势，以香港为“跳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概括说来，目前内地在香港的投资呈现以下布局特征。

（一）香港是内地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

近年来，尤其是CEPA实施以来，内地对香港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香港长期保持内地对外投资最大目的地的地位。从流量来看，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统计，2012年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流量为512.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43.6倍，占内地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58.4%，比2003年提高18.2百分点。从存量来看，2012年年末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存量为3063.7亿美元，比2003年末增长了11.4倍，占内地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比重为57.6%，比位居第二的英属维尔京群岛高51.8百分点。

（二）内地超越英、美、荷等国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来源地

从流量来看，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统计，2012年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流量为2327亿港元，比1998年增长了10.5倍，占香港外来投资流量总额的42.8%，比1998年提高25.1百分点。从存量来看，2012年年末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存量为35683亿港元，比1998年年末增长了15.7倍，占香港外来投资存量总额的37%，比1998年年末提高24.7百分点。目前，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不仅超过了英国、美国、荷兰等国家，而且超过了世界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成为香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三）中央与地方国企是内地对香港投资的重要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中后期，内地把香港作为拓展对外经贸联系的主要桥梁和窗口，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县政府纷纷到香港投资，在港设立“窗口”企业。中央部委在香港设立的“窗口”企业包括中国海外集团、华电公司、中国统计咨询公司等，省、市政府设立的“窗口”企业包括粤海集团、华闽集团、京泰实业、华海集团等。目前，中央各部委在香港设立的“窗口”企业有60多家，各级地方政府在香港设立的“窗口”企业有40多家。这些国有企业成为内地对港投资的主要力量，在香港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在金融领域，中银香港还是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行、人民币兑换市场的主要做市商、人民币现钞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成为香港市场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之一。在生活物资供应领域，香港的蔬菜、肉禽、淡水、天然气等基本生活物资长期主要依靠内地供应，绝大多数业务是由在港设立的国有企业承担。目前，东江水占香港总供水量的75%以上，内地供应的活猪、牛、鸡占香港总供应量的70%以上，中资企业分销的各类成品油占香港市场总销量的25%以上。

（四）服务业特别是商务服务、金融业成为内地在香港投资的主导产业

从三个产业来看，2012年年末，在内地对香港的累计投资总额中，第三产业投资额占比为87.6%，分别比第一和第二产业占比高87.5%和75.3%。

从服务业内部来看，2012年末，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在内地对香港累计投资金额中的比重分别为39%、20.3%、16%、7.2%，四者之和超过80%，是内地在香港投资最集中的领域，表明内地企业在香港投资的最主要动因在于利用香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地位来拓展海外市场。采矿业是内地在香港投资的第二产业中占比较大、上升较快的行业。2012年末，采矿业在内地对港投资中的占比为8.6%，比2008年末提高6.7百分点，表明内地企业越来越注重利用香港的平台作用来获取海外战略资源。

（五）香港在内地对外投资中的中介和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走出去”的“练兵场”，香港在内地对外投资中的中介和平台作用日益突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调查数据，2013年年末，按照负责管理地区来划分的境外企业驻港地区总部中，负责管理内地经营的企业驻港地区总部有1128家，占全部境外企业驻港地区总部数量的81.8%，其中负责管理广东经营事务的地区总部占26.5%。按照负责管理地区来划分的境外企业驻港地区办事处中，负责管理内地经营的企业驻港地区办事处有1912家，占全部境外企业驻港地区办事处的比重为77.9%，其中负责管理广东经营事务的地区办事处占28.1%。

（六）广东是内地对香港投资最活跃、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最大的省份

广东由于与香港具有紧密的地缘、人缘联系以及密切的经贸往来，且处于内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以来都是内地对香港投资最活跃、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最大的省份。从对外投资规模来看，2012年年末广东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1.8亿美元，是内地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省份，比位居第二的上海多80.5%；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为5.8%，比上海高2.6百分点。而在广东对外投资中，香港是最主要的目的地。2011年，广东对香港投资金额为21.9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5.5%。从跨境资金流动来看，2012年，广东跨境资金流出规模占内地跨境资金流出规模的比重为17.6%，是内地跨境资金流动最活跃的省份。而在广东跨境资金流出规模中，流向香港的占比最高。2012年，广东对香港跨境资金流出量在全省跨境资金流出总量中的比重为50.8%。

四、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效应与问题

从理论角度来看，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具有以下经济效应：一方面，通过带动产业升级、获得逆向技术外溢、扩大就业、获取战略性资产等途径，促进内地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带动资金、商品、人员等生产要素在内地与香港之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然而，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引导，内地对香港投资在行业布局、地区分布、投资主体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增长后劲受到制约。下面从实证与经验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效应与问题。

（一）内地在港投资对内地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内地生产总值（GDP）、内地对香港的投资（ODI）两个变量，构造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内地投资香港对内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内地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WEO数据库，以美元现价为单位；内地对香港投资（ODI）的数据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时序长度为1990—2012年（1990—1997年数据根据已有的香港外来投资数据进行估算而得），按照年末汇率转化为美元。为消除异方差，取变量的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GDP、lnODI。

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lnODI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运用Johansen方法检验lnGDP与lnODI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lnGDP与lnODI两个变量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

计量结果表明，lnGDP与lnODI两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lnGDP=0.5944×lnODI+2.8898

t值（15.77）（42.96）

由方程可知，就长期而言，内地经济增长与内地对香港投资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内地经济增长对于内地在香港投资的弹性为0.5944。也就是说，内地在香港的投资每增长1%，将拉动内地经济增长0.5944%。

进一步建立lnGDP与lnODI的误差修正模型。计量结果见下式：

ΔlnGDP_t=0.1621×ΔlnODI_t+0.1265×ΔlnODI_t-1-0.0537×Δecm_t-1

t值（2.78）（2.41）（-1.29）

修正项ecm的修正系数（-0.0537）小于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的原则。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从短期的动态关系来看，内地经济增长（lnGDP）的短期波动受到内地对香港投资（lnODI）短期变化的影响。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0537的比率对内地经济增长做出修正。这表明，内地在香港的投资对内地经济增长形成了正向反馈机制，有利于促进内地的经济增长。

（二）内地在港投资对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内地投资香港（ODI）对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促进效应。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选取贸易结合度指数（Itra）作为衡量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紧密程度的指标，指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CTADstat数据库，时序长度为1990—2012年。为消除异方差，取变量的自然对数，记为lnI。

ADF检验结果表明，与lnODI相同，ln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稳的，而它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运用Johansen方法检验lnI与lnODI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lnI与lnODI两个变量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

计量结果表明，lnI与lnODI两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lnI=0.0862×lnODI+1.6109

t值（2.94）（20.04）

由方程可知，就长期而言，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内地对香港投资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结合度对于内地在香港投资的弹性为0.0862。也就是说，内地在香港的投资每增长1%，将拉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提高0.0862%。

进一步建立lnI与lnODI的误差修正模型。计量结果见下式：

Δln I_t=0.0897×Δln ODI_t-0.6727×Δecm_t-1

t值（2.74）（-3.64）

修正项ecm的修正系数（-0.6727）小于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的原则。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从短期的动态关系来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结合度（lnI）的短期波动受到内地对香港投资（lnODI）短期变化的影响。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6727的比率对内地与香港的贸易结合度做出修正。这表明，内地在香港的投资对内地与香港的贸易结合度形成了正向反馈机制，有利于促进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

（三）内地在港投资存在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年来内地对香港的投资迅速发展，但仍存在与面临一些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增长。突出表现在：一是投资行业高度集中。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金融、批发与零售等服务业，在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科学研究、文化体育等新兴服务业领域的投资规模仍较小。这表明，内地企业利用香港服务业的优势培育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效果有待增强。二是地区分布不均衡。在内地各地区中，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市对外投资活动最活跃，也是对香港投资规模最大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对香港投资的规模较小，占比较低。三是投资主体结构有待优化。国有企业尤其是内地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所属企业是内地对香港投资的主要力量，民营企业在香港投资的力度仍显不足。四是投资的促进与服务体系不完善。目前，内地企业对香港直接投资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有待完善，专业服务机构、行业组织的服务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近年来，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香港已成为内地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在内地对外投资中的中介和平台作用日益凸显，内地则成为香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第二，内地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内地与香港具有紧密的地理与人文联系，内地与香港经贸往来日趋密切，为内地企业对香港投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第三，维护香港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促进香港服务业优势与内地生产制造优势有机结合，以香港作为桥梁开展国际化经营，是内地企业在香港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第四，实证研究表明，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促进内地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带动内地与香港之间资金、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从而推动两地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第五，内地对港投资面临行业高度集中、地区分布不均衡、投资主体结构有待优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针对以上结论，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一是优化内地对香港投资的行业布局。引导内地符合国际市场需求、具有较强优势的加工制造业企业在香港设立生产基地，以香港为桥梁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内地科技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开展研发合作，获得国际先进技术；支持内地商贸、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利用香港优势构建全球营销网络、创建国际知名品牌；增加内地文化创意、旅游等消费服务业企业在香港的投资，带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按照分类指导原则推动内地各省区扩大对香港的投资。根据内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科学规划“走出去”的地域、行业布局，在鼓励东部地区企业进一步扩大对香港投资的同时，支持中西部地区企业联合大型中央企业和东部地区优势企业，借助外力带动优势产能以香港为平台向国际转移。三是鼓励民营企业扩大对香港的投资。选择一批有实力、有品牌、有市场的民营企业予以重点扶持，推动有实力的大型民营企业实现从由产品经营、资产经营向以品牌经营为核心的国际化经营转变，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经营的民营企业，促进内地对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四是完善内地对香港投资的促进与服务体系。要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鼓励中央和地方合作设立企业“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适当向内地企业赴香港投资予以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利用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相互连接的有利条件，针对在香港投资经营的内地企业开展银团贷款、“内保外贷”、境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创新业务；建议内地与香港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定期对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解决内地企业对香港投资面临的问题；加强商会、协会等组织建设，增强香港中国企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的服务能力，支持内地企业加入香港商会组织，为内地企业更好地在香港经营、增进对外联系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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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