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或革命的偏至——鲁迅1927年来穗动因考
某种意义上说，对鲁迅的抽象或拔高评价往往也是既神化又僵化鲁迅的悖论式操作，尤其是，意识形态及政治家们的介入
使得其间已经被压缩的主体论述空间和可能讨论继续萎缩，从而让结论变成单一而霸道的定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界和革命家。可以反问的是，鲁迅是谁的革命家?是怎样的革命家?否则，鲁迅就很容易变成被掏空的文化符号，貌似高大实则脆弱。
实际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不同时空（南京、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论题和事件都会紧贴鲁迅，比如，鲁迅何时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各地学者对此喋喋不休，实则落入同样的论述圈套。更多时候，这样的先入为主的伪命题其实更是为自身的多重合法性以及资源占有寻求依据或尚方宝剑。为此，曹聚仁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一定要把鲁迅算得是什么主义的信徒，好似他的主张没有一点不依循这一范畴，也是多余的。马克思学说之进入他的思想界，仍然和托尼学说并存，他并不如一般思想家那么入主出奴的”。
何谓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可分三种：①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②具有革命意识的。③根本改革。严格说来，上面的解释在意义指向上是滑动的，各派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完全可以对之加以填充、修订，并辅以革命的名声。鲁迅对此显然有着清醒的认知，而在实践上也有自己独特的坚守，在《而已集·通信》（1927年9月3日）中他写道：“‘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回到论述对象与相关事件上来，1927年鲁迅来穗事件是否也是革命的产物和选择后果?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题目，在我看来，这也是该话题的有意味之处：革命是否可以成为涵盖极广、无远弗届的关键词?其边界内外是否还有着深层的暧昧或吊诡?
考察相关研究现状，在观点缠绕中的确也凸显出革命论点的乏力。持革命观点的论者认为，鲁迅对广州是充满着“希望”和“光明”的，它们“显然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鲁迅头脑中的萌芽和发展的具体说明”。同时，有论者将原因归结为鲁迅要打击旧社会的主动性和“党的推荐与争取”的革命性操作。而部分修正者的观点则认为，这是鲁迅想做一点事情、“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发动进攻的“一点野心”在起作用，也和“仪式感”有关。当然，这样的观点也有人持批评意见，认为此说夸大其词，所谓的“仪式感”也是没有很好地理解鲁迅，他将原因主要归结为鲁迅是因为爱情才来广州的。上述争议其实更说明了该论题的价值，同时却又部分彰显了爱或革命观点单一论的偏执。
一、许广平：爱与革命的张力
李育中先生指出，鲁迅“南来的动机不能说与革命无关，但已很迂回曲折了。在鲁迅心中并不这样想的。说他来广州是直截为了革命，这是别人给他安上的，一个人不会那么从头到脚都革命的，事情并非这样单纯”。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身居广州、籍贯广州番禺的许广平理所当然成为身居厦门并思念着她的鲁迅赶赴广州的重要理由和动因，任何其他冠冕堂皇的借口都无法遮蔽这一常识，哪怕是曾经作为师辈的鲁迅自己碍于情面，“在许面前还有一点老师的矜持”。具体说来，许广平之于鲁迅赴穗有着如下多重的牵引力。
（一）爱亦革命：涵容的悖论
长期以来，许广平、鲁迅、朱安这段三人行的复杂关系令许多人不明就里，甚至朱安的身份成为鲁研界一个名存实亡的禁区。但坦白说，从更高的层面思考，神化鲁迅者和丑化鲁迅者其实共享了相同的悖谬逻辑结构——极端化思维。事实是，只有将鲁迅还原成可能的“元鲁迅”，或至少将之置于其复杂又独特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中，鲁迅的许多抉择才更有其合理性。从此意义上说，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选择本身也可理解为一种迫不得已之下的“革命性”操作。
简而言之，鲁迅、朱安、许广平三人行的历程同样也呈现出鲁迅特色的悖论性：接受朱安，其实更多的是在母亲善意的欺骗中尽孝道（包括传说中的未行刺杀任务也和孝道有关），而保留朱安其位不走极端（所谓革命，离婚或休书完全可以逼死当事人）恰恰是在旧制度尚未彻底崩坏，新制度尚未确立时的最好操作。后来，鲁迅勇敢接受许广平的爱更显示了他们彼此对真爱追求的革命性——他们二人都做出了很大牺牲。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两地书》后，其中朴素却满溢着爱意的文字令人关注，也带有论者所言的叛逆性，“一部厚厚的《两地书》，说出的仅仅是自己的矛盾和背叛历程，以及希望爱情能帮助他从不断的背叛中迈步出来的隐隐渴求。《两地书》就是关于背叛的隐秘对话”。
回到《两地书》上来，二人的情爱交流虽然往往和时局、工作、事务等事宜息息相关，但其中的真挚、甜蜜与不动声色的含情脉脉往往蕴含其间，令人感到生活与爱的无限美好。略举一二说明：
比如，二人分赴厦门、广州，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的，但哪怕是在船上，鲁迅已经开始倾诉思念，颇有些疑神疑鬼的迷恋，“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两地书·三六》，第107页）。无独有偶，许广平在书信中也开始发作，“临行时所约的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两地书·三七》，第108页）。可见二人心领神会，感情真切。
而鲁迅刚到厦门不到一个月，便有度“月”如年之感，虽然厦门的气候对他的身体还算不错，“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两地书·四八》，第136-137页）。可以推断，许广平对鲁迅的召唤力和吸引力相当之强，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必要工作约定令人惆怅。
耐人寻味的是，在1926年12月30日，许广平写信给鲁迅提及中大的“左”倾流言可能会影响并牵连鲁迅而想要避开另找工作（《两地书·一〇七》）后，鲁迅却回答道：“至于引为同事，恐因谣言而牵连自己，——我真奇怪，这是你因为碰了钉子，变成神经过敏，还是广州情形，确是如此的呢?倘是后者，那么，在广州做人，要比北京还难了。不过，我是不管这些的，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由来久矣，所以被怎么说都可以。”（《两地书·一〇九》，第273页）一方面帮许分析原因，另一方面却毫不畏惧。可以理解，哪怕是顶着各种流言、谣言的打击，鲁迅奔赴广州的想法不变，我们不能不说，其间爱情的力量非常强大。
不难看出，广州成为鲁迅愿意涉足，乃至热烈前往的另一块阵地，许广平的爱意绵绵（虽然未必直白热烈），不绝如缕，但同时，这种对真爱的大胆追求也是对偏执革命论或狭隘的传统的反叛，这本身就有一定的革命性。当然，这也和二人为彼此的勇于“牺牲”密切相关。
（二）就事论事：牵引或担忧
我们同样也可回到许广平在鲁迅来穗具体操作中的功能和影响考察，尽管具体事务操作与二人的爱恋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但不管怎样，许广平的建议、观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926年9月，当许广平得知郭沫若离开中大后，她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可能可以补缺，“厦大情形，闻之令人气短，后将何以为计，念念。广州办学，似乎还不至于此，你也有熟人如顾先生等，倘现时地位不好住，可愿意来此间一试否?郭沫若做政治部长去了”（《两地书·五二》，第149页）。而在10月18日，许广平也作出类似的呼吁（《两地书·五九》，第169页）。
10月22日，许广平在知道中山大学改制后，更是提出类似的建议，虽然对中大的希望也难以确定，“倘有人邀你的话，我想你也不妨试一试，从新建造，未必不佳。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两地书·六一》，第178页）。当鲁迅表示犹豫时，10月23日，许广平仍然在重复和强调自己的意见，“广大（中大）现系从新开始，自然比较的有希望……我想，如果再有电邀，你可以来筹备几天”，又言，“否则，下半年到哪去呢?上海虽则可去，北京也可去，但又何必独不赴广东?这未免太傻气了”。似乎颇有替广东（和自己）鸣不平之意。引人注目的是，许广平还在信末注明：“我这信，也因希望你来，故说得天花乱坠，一切由你洞鉴可矣。”（《两地书·六三》，第182页）这种建议不仅坦白，而且为了实现朝夕相对的愿望，不惜添油加醋，这自然也有了爱情的私心了。
而在10月27日，许广平又继续积极引导，“以中大与厦大比较，中大较易发展，有希望，因为交通便利，民气发扬，而且政府也一气，又为各省所注意的新校”。虽然担心薪水未必多，生活及应酬费提高，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帮鲁迅思考、解忧，“但若作为旅行，一面教书，一面游玩，却也未始不可的”（《两地书·六五》，第185页）。正如房向东所言，“许广平不在中山大学供职，却时时留意它的动向，她是为鲁迅留意，留心。她在鼓动鲁迅来广州哩”。
当然，许广平对此事并非毫无担忧。如之前所提的1926年底，她曾经担心谣言对鲁迅的不良影响，“现在外间对于中大，有左倾之谣，而我自女师风潮以后，反对者或指为左派，或斥为共党。我虽无所属，而辞职之后，立刻进了‘左’的学校去了，这就能使他们证我之左，或直目为共，你引我为同事，也许会受牵连的”（《两地书·一〇七》，第271页）。这段话其实更呈现出许广平对鲁迅的关爱，在名声上珍惜他，也愿意牺牲。但实际上，这恰恰激发了鲁迅男性的豪气，呈现出印象中所谓韧性战斗的鲁迅颇有张力的一面。
不难看出，即使是单纯回到鲁迅来穗的具体资讯交流和操作上，许广平同样也是一种积极的牵引，从提供信息，到建议，到谏言，她当然希望鲁迅有更好的去处，但也希望彼此可以因此朝夕相对。而中间的一些担忧和人生之路讨论，其实也是为了二人世界可能的平坦与顺利以及更多的幸福做好了铺垫。
（三）内外夹攻：威胁与促发
1．汕头小风波：内在的张力
在《两地书》中，汕头事件或风波其实也潜存了二人情感的内在张力。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广平在广州的“训育主任”工作并不顺心，因此决定“一结束，当即离开，此时如汕头还缺教员，便赴汕头，否则另觅事做就是了”，而且，借此也说了一些令鲁迅有点失望的话，“你暂不来粤，也好，我并不定要煽动你来”（《两地书·七二》，第201页）。鲁迅在回信中表现出类似的失望，称未必决定下一步奔赴广州，原因之一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两地书·七三》，第203页）。言语中难掩落寞。突然间，二人的关系仿佛变得疏远起来。“朋友”的措辞似乎更表达了鲁迅对他们二人关系的一种失望和不甘。同样在这封信中，鲁迅表现出很柔软的身段，在吐露自己的路向后，他更希望“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两地书·七三》，第204页）。其中的祈求姿态呈现出鲁迅对许广平的重视和部分依赖。
11月13日许广平对赴汕头之事更多只是一个选择项，她写道：“此后你如来粤，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否则，就到汕头去。”（《两地书·七七》，第211页）11月18日，鲁迅仍然希望许广平留下，并希望通过下月中旬即将赴粤的孙伏园“看中大女生指导员有无缺额，他一定肯绍介的”（《两地书·七五》，第207页）。这已经是从侧面寻求支撑了。11月21日，许广平表明姿态，“如广州有我可做的事，我自然也可以仍在这里的”（《两地书·八二》，第223页）。同样，在11月28日，二人在讨论未来生路时，鲁迅写道：“我极希望H.M.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两地书·八三》，第226页）
汕头风波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以喜剧告终，许广平的自我寻找与确定或逃避最终还是落实到鲁迅身上，而实际上，此事件后，许广平更坚定地成为鲁迅的“贤内助”。毋庸讳言，这一内在的张力反倒更有助于提升二人的情感浓度。
2．高长虹事件：外部的促发
无须多说，鲁迅和高长虹的冲突原因自然丰富多彩，但此处特别想强调的是1926年二人有关许广平的纠葛。鲁迅和高长虹的裂痕主要是源于1926年10月的“压稿事件”——韦素园接替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退回高歌（高的二弟）的小说《剃刀》不用，压下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不发的事情。高长虹开始在他主编的《狂飙》上攻击鲁迅，之前鲁迅置之不理，后来鲁迅接到了韦素园的汇报。
鲁迅在同年12月29日复信给韦素园说：“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同时，鲁迅也表达出一个男人的愤怒，“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
而在同一天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对于青年的唯唯听命（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两地书·一〇二》，第263页）其间也呈现出鲁迅的当仁不让和血气。当然，除此以外，鲁迅也在12月30日写了小说《奔月》，在不乏超越性之余，也把高长虹和他的现实交往注入其中，进行调侃。
考察高长虹的介入事件，对于高而言，或许是个悲剧，但对于许、鲁二人却更是一个促发与确认。正是这种外在的阻力、流言，更加刺激和强化了二人的爱情。人常言：“患难朋友才是真正朋友。”爱情何尝不如此呢?
通过上述论述不难看出，许广平作为爱情的符码成为鲁迅奔赴广州的重要引力，无论是工作上提供信息、分析与建议，还是对爱情的憧憬让二人心神相连，甚至是一些外来的阻力和内在的张力都可以深化感情及其热度，吸引鲁迅早日赴穗。
二、革命：朴素与张扬的纠缠
房向东不无偏激地指出，“说鲁迅南下厦门是为了投奔革命，如果生拼硬凑，也勉强还有文章可做，但倘说鲁迅从厦门抵广州，也是为了革命，或者说，是为了到革命中心，那就近于胡扯”。显而易见，如果把革命简单等同于追踪历史大事或者抛头颅、洒热血，如“北伐”、刺杀等，那么鲁迅远算不上革命。但如果革命的范畴同时也包含了文化范畴，而且更细化一点，成为一个清醒的支持者和革新者（虽然未必亲赴前线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似乎同样也可视为具有革命性。
（一）联合与打击：革命战线的构想
鲁迅在《两地书·六九》中曾提及自己的“一点野心”，“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又说：“究竟如何，还当看后来的情形的。”（第195页）
房向东对此段的分析耐人寻味，一方面，他非常犀利地指出，所谓“一点野心”其实更是鲁迅的一种行文习惯，和“一点想法”并无太大区别，同时，“鲁迅的战斗精神不是在某个地方‘确立’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鲁迅，就意味着战斗”。悖论的是，这段话其实也变相论证了鲁迅赴广州战斗的一贯性，说明鲁迅来穗或为了进行革命也并非扯淡。
另一方面，房向东也指出，鲁迅要与创造社造一条联合战线的虚妄性，这不过是“鲁迅的一个期望”。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抠字眼也完全可以深化，亦可以从后顾的视角思考，仿若鲁迅所言的“看后来情形”。1928年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帮“左翼”幼稚病分子开始对鲁迅进行疯狂的攻击、羞辱和意气用事式的集体群殴，当然，鲁迅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反攻、批驳。但1930年出于诸多需要成立左联时，鲁迅仍然可以不计前嫌，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共同为新的事业不懈劳作、冲锋陷阵、甘为人梯，虽然原因复杂，但这选择或许和鲁迅有意造联合战线的原初期待有一定关联，这更像是一种“被延宕的革命”。
由上可见，鲁迅的“一点野心”固然不可过于坐实、煞有介事，但同时却又不能太虚无缥缈，将之彻底消解。
（二）被挟裹的革命性：赴穗中的共产因素
不得不指出的是，鲁迅能够赴穗来中山大学执教，其中一个的重要原因在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推荐。
1926年7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9月1日正式改名，同时10月14日又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恰恰是因为革新伊始，需要招兵买马时，声名远播的鲁迅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而1926年秋，共产党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主持中大工作，并召开多次会议，讨论斗争策略并争取鲁迅事宜。会上决定推荐并欢迎鲁迅，并委托恽代英、邓中夏、毕磊和徐彬如与中大委员长戴季陶谈判，条件之一便是要聘请鲁迅。而韩托夫在回忆中也持同样观点，“据我所知，当郭沫若先生一九二六年离开中山大学后，两广区委党的组织曾派恽代英、毕磊和徐彬如等同志向学校当局提出要求聘请鲁迅先生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结果学校当局是答应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地书》中也不乏许广平给鲁迅介绍当时中山大学和广州各派政治势力的预热工作。《两地书·七六》中结尾曾经删去一句话：“因广州一般人也不欢迎共产。奇怪！”（如今的《鲁迅全集》2005年版未复原）强烈表明了许广平以及鲁迅对待共产党的亲近态度。而在《两地书·九四》中，许广平在原信第四节介绍广东当时有变色的趋向，他们“眼见工会势盛，又觉扶助农工之非法，大有向变态度之势，凡稍彻底的人，即目为CP，CY而有驱之使去之势”。显然，许广平已经对鲁迅进行了初步的共产党不同组织的名称的说明。可以推进一步，鲁迅后来对广州作出的“红中夹白”的敏锐判断其实和许广平早先的推介累积不无关联。
当然，在争取鲁迅的过程中，也要和国民党当时的“右派青年团”以及“树的党”进行斗争。不难看出，不管鲁迅知不知情，他能够来中大具体操作中共产党的因素赫然在列，这本身也是一种革命运作的方式，借用鲁迅本身的革命性，两股力量才会发挥出可能更大的社会影响，当然，不容忽略的还有许广平在通信中进步立场的感染。
（三）关心北伐：公私混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地书》中，鲁迅也频频提及对北伐形势的关心，尤其是他对取胜信息是欢欣鼓舞的。在《两地书·四八》中，他写道：“看今天的报章，登有上海电（但这些电报是什么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吴佩孚似乎在郑州，现正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第136页）虽然情势未明，但颇有一副“秀才未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淡定。
《两地书·五四》中提及，“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钟秀已入开封，吴佩孚逃保定（一云郑州）。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第155页）。这样的消息往往也是鲁迅对在厦门现状不满的一种转移和安慰。
《两地书·六〇》又言，“浙江独立，是确的了；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开仗，那么，陈在徐州也独立了，但究竟确否，却不能知。闽边的消息倒少听见，似乎周荫人是必倒的，而民军则已到漳州”（第173页）。除了继续关心北伐，也将心思转向其附近区域。《两地书·七一》则说，“这里还是照先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只听说漳州是民军就要入城了。克复九江，则其事当甚确。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但今天无续得之消息，必须再过几天，才能知道真假”（第199页）。显而易见，此时的鲁迅对北伐的胜利有着由衷的敬意和欣喜。
房向东指出，“鲁迅在信中多处强调北伐的胜利，在我看来，爱屋及乌，多少也有点‘讨好’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许广平”。或许是相恋并思念中的恋人们喜欢分享更多大大小小的私事、公事，以便加深感情，消磨时光，或许鲁迅、许广平概莫能外。但在我看来，这种公私的混杂更是一贯对国家现代性建构密切关注的鲁迅的常规发展思路。但无论如何，这场肇始于广州的北伐会给思念广州的鲁迅带来别样的感受，因为他的爱人也在这个革命的策源地城市中。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身在厦门的鲁迅度过了别样的“双十节”，“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又说：“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两地书·五三》，第152页）鲁迅此处的对革命的希望和拥护绝非做作，而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开头结尾都是以“双十节”作为意象，借此猛烈批判国民的冷漠和健忘，其实剪辫的自由本身也是新型国家赋予的一种权利，而如今的褒扬更是对国家现代性的一种支持。
而同样在厦门的一些演讲中，鲁迅也鼎力支持革命，并鼓励年轻人积极战斗，“你们尤其不可忘记：革命是在前线。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因为他常常站在革命的前线，走在革命最前头……你们还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你们不但要有推翻‘吃人’宴席的魄力，还要有赶走世间‘妖魔’造起地上‘乐园’的志气和勇气。我即将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这是真的。我到中山大学去，不只是为了教书，也是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希望你们毕业后要升学，能够在那边中山大学相见！”
由上可见，鲁迅未必一如战士披挂上阵，流血出汗，但他奔赴广州的动因却和革命息息相关，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其风格恰恰是务实的、朴素的，和习惯上的激情飞扬的“革命”风格颇有差异。
三、经济理由：淡化与发展
不出意外的，论者们都排除了鲁迅来穗的经济动因，并引用《两地书》中的说法，言及中大薪酬不如厦大，因此经济的考量不是重点。可以承认，鲁迅赴穗的理由并非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论者对鲁迅经济状况的认知却不乏可商榷之处，本文主要侧重他跟厦门以及中大的薪水讨论。
（一）厦大之殇与鲁迅反抗经济异化
厦大国学研究院开给鲁迅的月薪是400元。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高薪礼聘并尊重人才的举措。但彼时作为私立大学的厦大在带给鲁迅先生舒适、温暖与无聊之余，也给鲁迅一些经济异化方面的伤害。略举一二：
（1）林文庆随意压缩国学院开支，引起鲁迅、刘树杞之争，同时，也在短短数月内更让林语堂等人愤然辞职，国学院名存实亡。
（2）过分强调金钱的功能，某董事会中，遵循有钱才有发言权的原则（有相关的回忆故事说明），这也造成了鲁迅对林文庆有更多的不满。
（3）平民学校演讲中，对物质的强调和对奴性的缺乏反省让鲁迅非常不爽。
简单而言，剔除其间的意识形态色彩，李伟江的论述大致是可取的，“鲁迅一方面憎恶厦门大学的污浊，又主要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推荐、争取，与中山大学委员会的聘请、敦促，特别是鲁迅抱着向往革命、投身革命的决心，再加上许广平的再三劝慰，在客观条件和主观要求基本具备的情况下，鲁迅便毅然离开厦门，奔赴广州”。
（二）中大高薪：挽留与压制
朱寿桐指出，“中山大学方面在敦促鲁迅前去的过程中，一再表示可以介绍鲁迅到别的学校兼课以图有所补贴，这意思是中山大学实际能够支付给鲁迅的薪酬可能不高，至少不会比厦门大学高出许多。因此，鲁迅来广州，经济原因也基本上可以排除”。如前所述，对经济原因的排除可以理解，但对鲁迅的薪水理解却缺乏发展的眼光。
之所以出现对鲁迅薪酬理解的偏误，原因或许很多，但最主要的可能有两点：第一，对《两地书》的解读不够细致，对其中来自中大的文件解读缺乏发展的眼光，实际上，中大给鲁迅的薪水是有逐步变化的；第二，如果认真查阅《鲁迅日记》，通过后者完全可以解决对鲁迅记载的中大薪酬的疑惑。而实际上，鲁迅在中大，从1927年2月到6月，其月薪是500元，远超出厦大时期的400元月薪。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在广州时期远比厦大忙碌、疲惫，因为他身兼数职：教授、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加上顾颉刚前来，“四一五”事件爆发，中大的高薪也未能阻止鲁迅弃绝教授。由上可见，尽管经济因素算不上要因，但有关错误认识却必须加以澄清。
鲁迅来穗的原因相当复杂，毫无疑问，爱人许广平的存在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她与鲁迅的恋爱中，其实也纠缠了革命的色彩，尤其是他们勇敢赴爱也是对神化/丑化鲁迅极端思维的反抗与颠覆。同时，鲁迅来穗其实亦有朴实的革命性，值得关注。而经济动因虽然占据次要位置，但其中却不乏值得反思之处。概言之，鲁迅来穗或有革命性，但此革命性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方面的褊狭与霸道了。
如果继续考察鲁迅的革命态度，整体而言，便不难发现鲁迅对革命保有极其复杂的心情，既支持又怀疑，“鲁迅怀疑革命，也并不是全然不相信革命，而是始终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摆渡。摆渡的动作以及它身上沾染的微言大义，最终置换为鲁迅语调上的辛辣、讥讽、故意所为含混、不带笑意的苦涩幽默以及冷漠”。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