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机构重组

浙江地方金融机构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接二连三的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化解与重组，是我第三次不期而遇的大事。在此过程中，始终存在创新、重组与防范风险、整顿的矛盾运动，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省委、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正确抉择下，推动着金融机构向前发展。

泰隆银行来之不易

2001年9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挤提风波席卷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台州。风波的起因来自于一条有关泰隆城市信用社负责人出事的不实消息，一批批储户聚集到信用社柜台提取存款。他们认为，假如政府不支持，民营性质的城信社随时可能倒闭，存款的安全性是个大问题。储户有理由做这样的判断。

泰隆城市信用社首当其冲，随后波及像“泰隆”一样经营管理与资产质量俱佳的银座城市信用社。继而，风波延续到其他民营金融机构。一场挤提存款风波，在极具市场意识并视资金为做生意命根的台州路桥顷刻间发生了。台州市、路桥区党委政府立即成立了风险应急领导小组，人民银行批准动用1.5亿存款准备金，路桥区财政调度了2000万应急资金。

两天之内，“泰隆”还是被提取存款近2亿元，“银座”也有相当的数额。备用金已经用光，柜台外提款人却越聚越多，形势趋向恶化。张德江书记对此明确批示“不可惜兑，保证开门”，柴松岳省长批示常务副省长吕祖善率省金融管理部门迅速赶赴台州指挥化解风险，台州市委书记孙忠焕、市长史久武以及在一线指挥事态处理的薛少仙副书记等悉数到场研究对策，各种形式的存款大户座谈会也连夜部署举行，稳定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吕祖善常务副省长在会上说，不仅要在风波的源头以足够的资金应对挤提，阻断风波向其他金融机构蔓延，而且还应该摸索出一套应对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有效办法。他说这话的语气非常坚决。会上决定采取的第一步对策是必须先依靠台州当地的力量化解风险，这为建立属地管理为主化解风险的机制开了一个好的先例。第二步再视情况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要求人民银行杭州中支行先汇报央行以备不测。

在台州市委、市政府的有力组织下，台州本级财政及台州下辖所有市县区财政均快速筹集周转资金借调支援，10亿多元现金很快被分别摆放到泰隆城信社等机构柜台旁的桌面上，提款来者不拒。储户见这么多钞票明摆着，一定是政府支持了，渐渐消除了疑虑。局面终于得到控制，挤提风波很快平息下来。

风波虽然得到平息，但对于正在争取保留机构的泰隆城信社却是雪上加霜，是一次意外打击。

1993年，王均领着7个高中生走上创业之路，成立了泰隆城市信用社，为路桥市场成千上万的生意人尝试小微金融服务模式，三年的实践表明这个市场大有可为。但这时却遇到国家部署对城市信用社开展全面整顿。当时全国城市信用社普遍经营不善，存在严重的资产风险隐患，我省不少城市信用社也出现这些问题。关闭、撤销、归并成为当时一种主要的处置方式。

在一开始，监管部门考虑由“银座”“泰隆”等经营优良的信用社组建一家台州市城市合作银行，或者并入当地农村信用社。但“泰隆”等城信社一直希望单独存在，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自主作用，这虽然不符合当时整顿的要求，但由于他们确实做得不错，合并的事就被拖延了下来。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谢庆健曾长期在浙江任职，对浙江城市信用社的情况了如指掌，其实那时他为保留“泰隆”“银座”等经营状况优良的信用社已经做了不少铺垫工作。

当时国务院把风险处置责任交给地方政府，省金融整顿领导小组下设的城市信用社整顿办公室直接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2000年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吴晓灵来杭州与省政府商谈城市信用社整顿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如果对路桥这两家机构强行合并，效果肯定不好。尤其是这两家城信社主要负责人创建民营金融机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那种接地气的小微金融服务方式，始终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也了解到浙江大学史晋川等教授曾长期跟踪研究“泰隆”“银座”，主张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民营银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界和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一定影响，这使我心里更加有了底。

我如实汇报了情况尽力争取，吴晓灵行长还是希望“泰隆”与“银座”两家合二为一建立台州市城市商业银行，一家主要负责人担任董事长，另一家主要负责人担任行长。随后，吴晓灵亲自赶赴台州，听取台州市政府及两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意见。王均认为，如果现在两家合并，“1+1”不会大于2，因为两家在管理文化上有较大差距，还没有做好准备。台州分管金融的毛平伟副市长认为不合并更加有利于两家机构发展。吴晓灵觉得省市政府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

我与随同吴晓灵行长一起来的傅祖蓓副行长商量说：“你是浙江出去的，这两家信用社你我都清楚，一开始就是互相竞争起家的，实力、能力旗鼓相当，互不相让，谁为主都不好办，股权孰大孰小也是个问题，实际上真的很难磨合，硬要‘拉郎配’可能会断送这两家机构。”傅祖蓓说：“好吧，我们先不急于催你们实施合并方案。”

后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同意由以“银座”为主组建台州城商行，“泰隆”暂时独立保留。“暂时保留”刚过去一年时间，吴晓灵已调任总行副行长，事情还没有着落，在这个节骨眼上路桥偏偏发生“不大不小”的挤提事件，事实摆在那里，整顿的必要性又来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希望这样的机构抓紧合并，单独存在的风险太大。2001年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是泰隆信用社前景最不清晰的一个阶段，王均说，最痛苦、最纠结就是这个时候，甚至是在绝望中坚持。市委、市政府领导鼓励他，越是压力大，越要把自己的信用社做好。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根据防范风险的需要，抽调上海分行辖区福建监管专员办的力量到泰隆重新摸底，做一次彻底的“体检”，十多人为时一个月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风险隐患，反而觉得经营、管理很有效率很有特色。只提出两个问题来，一个是新设的储蓄所超出规定放贷款；另一个是历年盈利补充资本金没有报批。显然，只有这么两个问题，上海分行总体是感到满意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泰隆城信社在挤兑风暴以后三个月存款就恢复到挤兑以前。即便在发生挤兑的时候不良率也没有超过3%。说明泰隆信用社的“体质”还是不错的，虽然发生风波时客户听到消息有不放心，但仍然十分喜欢泰隆这样的机构、定位和服务，否则客户为什么要回到泰隆来呢？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件事使泰隆更加注意培育自己的信誉，更加坚持小微金融服务的创新。台州这块土壤特别适合泰隆这样的金融种子，民营企业活跃、民间资金充裕、小微金融需求旺盛，以及支持改革的良好环境，假如没有这些条件，小型金融机构肯定是难以生存发展的。

台州的小微金融服务再次引起人民银行的重视，人民银行参事秦池江等来台州调研，认为台州的城市信用社是全国搞得最好的，并认为发展中小银行对优化金融体系、促进银行竞争有好处。其时，省内杭州、宁波、温州等7个市地都已在合并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城信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台州的几家服务有创新、管理有方而且资产质量好的诚信社反倒成为一个处置难题。根据浙江的情况，为保证城市信用社整顿任务的完成，同时又有利于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培育，傅祖蓓副行长专程来杭与我具体商量浙江城市信用社整顿落实方案，经吕祖善省长同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省政府办公厅双方签订备忘录，明确以“银座”为主吸收台州7家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城市信用社组建台州商业银行，争取保留路桥泰隆、温岭城信社、义乌稠州、象山绿叶4家城市信用社。不过，人民银行提出一个必须做到的要求，即今后这些机构如果遇到风险，要由当地政府承诺承担风险化解责任。假如地方政府不同意这一条，协议仍然签不下来。好在省市县（区）三级政府为了地方金融发展大局，都及时做出了承诺。

在省市党委、政府的争取下，2002年10月31日人民银行总行下文确认保留泰隆城信社等四家城信社，此时泰隆城信社终于看到了生存发展的曙光。

浙江经营管理和资产质量好的城市信用社被单独保留下来，为其改造成商业银行留下了机会。包括“泰隆”在内这几家城信社成为难以复制的民营商业银行种子，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并不是浙江得到了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特殊政策待遇，而是这些小型金融机构立足于“草根”经济，创造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小企业融资服务”模式，以差异化服务助力创业致富。该模式以广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社会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生产经营为主要贷款用途，小额、简便、快速地提供金融服务。在业务流程上，使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在担保上，因地制宜、方式灵活，根据小企业规模小、有效抵押物不足的实际，发放贷款以保证人方式为主，不依赖抵押，大大降低了小企业的贷款门槛，使得初创时期的小企业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得到贷款支持。这一点才是核心的原因所在。

继2002年以“银座”为主组建民资控股的台州城市商业银行后，2006年6月泰隆城信社得到银监会的指导和许可，泰隆城市商业银行终于正式成立。王均百感交集，7个人从60平方米的破旧小楼、100万资本起步，13年来一门心思，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泰隆”这“一亩三分地”上，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同样，义乌、温岭、象山等其他几家城信社均以其明显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与管理制度的差异化特色优势，赢取了服务对象和监管部门的信任，也先后获批为城市商业银行并在当地迅速崛起。

目前泰隆银行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小型民营银行标杆，年年被银监会评为小微金融服务的标兵单位，王均成为全国小微金融企业的领军人物。“泰隆”已有1000多亿总资产、80多亿净资产，13家分行，员工达6000多人。泰隆银行来之不易。

2016年，国务院批准台州市成为全国小微金融服务试验区，与泰隆和台州（原银座）、民泰（温岭）这三家城市商业银行的不懈探索有着渊源关系。泰隆银行恰逢其时，肩负起小微金融服务的新使命。

金华信托浴火重生

2005年的12月30日，浙江发生了一起20年里最大的金融机构风险事件。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责令金华信托公司（下文简称“金信”）停业整顿。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账面审计结果，“金信”累计亏损56.32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

事出有因。在停业整顿之前，浙江银监局例行检查时发现“金信”通过账外账户把受托资金投入股市形成巨额亏损，存在违规之嫌，省委、省政府已有警觉。

关于金信的情况可以追溯到6年之前。早在20世纪末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时，毗邻港澳的“广国投”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严重的资不抵债使它毫无自救之力。在国家应对危机的一揽子对策中，针对信托公司乱象，实施大力度的清理整顿，全国诸如“广国投”等大多数出现严重风险的信托公司被果断地撤销关闭。国务院成立的信托整顿领导小组设在人民银行，各省（市、区）政府也相应成立了信托整顿领导小组。当时“金信”在全国算是一家比较好的信托公司。它以产品创新、市场拓展而著称，而且业务发展顺利，风险管控尚好。2002年4月监管部门新批牌照，“金信”得以保留下来。“金信”主要负责人力争打造一家全国有影响的金融机构，重新登记后按照整顿方案兼并收购无资格保留的绍兴、台州、衢州、丽水等地信托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投资股市是整顿之前各地信托公司的普遍做法，也成为“金信”自营或委托投资的重要业务，那时规定信托产品允许分为待定信托和指定信托，其中待定信托可由信托公司代替受托人确定投资用途（包括股市投资）。重新登记之后这样的操作方式已不被银监部门允许，而“金信”在重新登记之后仍将大部分待定信托资金账外贷款给5家股票平台进入股市。

重新登记之前“金信”曾在股市上屡获成功，收益颇大，因此投资股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然而物极必反。股市大起大落，迅速陷入低迷，“金信”对市场的判断出现失误，投资资金严重被套。为解决现金流紧张问题，他们筹集新的信托资金偿还到期信托资金并继续投入股市，倘若股市复苏，他们相信可以夺回损失。但是股市一直处于不断下行的通道，投资浮亏快速扩大，信托资金到期给“金信”带来巨大的还款压力。为了维护企业信用，“金信”无奈将所持股票几乎全部“割肉”抛售，还掉一部分信托资金。这样的结果导致公司所持股票实际已是空仓，使浮亏变为明亏，即便以后股市回升大涨，也难以“翻盘”了。

此事引起习近平书记、吕祖善省长的高度关注。银监局局长傅祖蓓、金华市长葛慧君、常务副市长王挺革、市国资局长徐德良先后紧急向章猛进常务副省长汇报“金信”出现的情况，研究了初步的意见后，吕祖善省长与章猛进常务副省长再一次召集银监局和金华市负责人听取详细情况、研究处置方案，并向习近平书记汇报请示。

最初始，省市与监管部门及企业的一致意见，都是希望通过股权重组来化解风险，因为这个方案震动较小，而且利于机构东山再起。“金信”接触国内有意愿的机构，如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万向集团和复星集团等有实力的企业是有意向选择接盘的，它们有兴趣去企业了解情况，也来省市政府表达了介入的意愿，这给我们留下较大的期待。但当万向、华融等了解“金信”的财务情况之后，担心窟窿太大，不敢贸然接手。重组谈判未果，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的计划无奈被搁浅了。

此时，“金信”的债权人，包括一大批省吃俭用的退休老人，集聚到有关地方政府的门口，他们要求政府做主，拿回投资损失。上访规模逐渐扩大，事态有急剧上升的迹象。

根据国务院的批复要求，省委、省政府立即启动对“金信”的停业整顿。省市政府成立金信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在组织对“金信”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风险处置方案及相应的应急预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思想疏导和个人债权的甄别确认工作。

2006年1月29日，丙戌年正月初一上午，春节假期的省府大院异常宁静，温度降到零下，这是少有的寒冷。吕祖善省长召集章猛进常务副省长及我一起商量“金信”的债权兑付政策。我接到通知匆匆赶往省长的专用小会议室。我们首先分析了金华市上报的情况：“金信”的债权人群遍及省内7个市，人数庞大，达近2万户，而且大部分是生活并不富裕的小额自然人投资者，这些债权资金大部分已形成实际亏损。他们着急、恐慌，甚至想采取极端手段要回资金。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关键需要拿出一个实质性的办法才能平息事态。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所谓信托投资就等同于信托公司“借钱”，而借钱是必须要还的，至于投资亏了与债权人无关。当时“金信”为了吸引资金，也曾在一些场合违规承诺过保本付息。那时投资理财的管理制度还不完善，规范投资还在摸索过程中，对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够明确，投资盈亏责任自负的理念也远远没有树立起来，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显然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对待债权人的资金损失。

两位省政府领导的主要意见是，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省委和习近平书记的指示精神，果断妥善化解风险，全力维护稳定。要体谅债权人的痛苦，做好思想工作，抓好债权兑付。下一步要盘活“金信”的存量资产，包括湖海塘600亩住宅用地资产和有效股权债权，千方百计扳回损失，还要为这家机构找到出路。鉴于维护稳定的决定要素在于妥善处理债权人的利益，会上初步拟定了对小额债权人全额兑付、大额债权人按比例兑付的政策，随后吕省长连续数次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正式研究这件棘手的事。

这一年春节以来，金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等一批人夜以继日研究布置停业整顿各项具体工作，测算债权收购兑付政策的各种情况，组织力量维护社会稳定。除了债权人，金信公司的股东达5700多个，停业整顿对他们的利益也带来重大影响。“金信”本身的关联企业众多，关联企业间多数交叉持股，业务关系相互交织，利益矛盾一触即发。金华市政府为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金信”整顿的关键时点，习近平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金信”停业整顿的汇报，对确保稳定、盘活资产、力求浴火重生等三个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始终保证“金信”停业整顿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

根据省委、省政府会议的要求，常务副省长章猛进带领我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周业樑、银监局局长傅祖蓓、金华市长葛慧君、常务副市长王挺革等与央行有关领导讨论债权兑付政策，要求央行给予再贷款支持渡过难关。当时央行的意见是，机构应当关闭，亏损应由投资人自负，应该让投资人买一个教训。站在央行的角度，这样对待不无道理，但从我们在基层了解的情况分析，打破刚性兑付的条件确实还不具备。

为了寻求妥当解决的方案，吕祖善省长、章猛进常务副省长赶赴中南海，直接向黄菊副总理、尤权副秘书长汇报“金信”处置工作，要求从实际出发批准再贷款解决债权兑付维护稳定，并向国务院提出“金信”实施破产重整和信托公司复牌的想法。我有幸随同，目睹了国务院领导对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的积极态度。

此后，章猛进常务副省长继续带领我们有关方面的同志一次次赴北京与国家有关部门做具体对接。央行对浙江的要求终于表示理解与支持，原则上同意对个人债权采取收购兑付政策。我们将每一笔债权的账目均如实报给央行稳定局审查，最终得到了再贷款支持。于是，省政府掌控了危机处置主动权，社会秩序很快得以稳定，避免了恶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可是，对于关闭机构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大家都清楚，关闭一家数百亿资产的金融机构，引起的波动和善后处理是极其复杂的，但此时只有面对现实迅速处置，遵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先关闭，处理好债权人利益，维护好稳定。希望最好的结果就是先关闭再视条件争取重组获得再生。正是这一步步的努力，使金信事件突然峰回路转。

“金信”对证券市场机构发展前瞻颇有战略眼光，其在1998年发起设立博时基金管理公司，2003年收购股权成为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也正是这一着棋，为日后的重整提供了重要条件。遗憾的是，当时“金信”现金流紧张，以持有的博时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抵押向包头商业银行贷款2亿元，到期后无法归还，包头商业银行此时通过司法途径追索贷款，查封了博时股权，并欲将股权变现偿债。这对包头商业银行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归还贷款虽绰绰有余，但对“金信”盘活资产却十分不利。当时股市不景气，证券投资基金处于低潮，“金信”持有“博时基金”股权的市场价格大约只有5亿元左右，假如按此价变现还债，很不“合算”，更严重的是此举将使“金信”整个债权债务处理计划乱了方寸。

按照省政府领导的指示，当时我与葛慧君、王挺革去最高法院争取政策，并请求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协调“金信”的所有债权债务均按照“三暂缓”原则纳入统一清偿范围。我们同时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包头商业银行沟通，请求他们谅解，明确表示债务是要归还的，只是时间问题。最高法院最终同意“三暂缓”措施，否则“博时基金”的股权变现数额将十分有限，根本不能解决“金信”资不抵债的缺口。

机会终于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两年之后。

股市大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价值很快提升。浙江方在最有利的时机、以最有效的方式，决定拍卖金信的“博时基金”股权。

2007年12月26日，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嘉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持的拍卖会上，一场决定“金信”命运的“博时基金”股权拍卖正在进行。参加竞拍的有万向集团、招商证券、复星集团等有实力的大企业，由于当时证监会严控审批，基金公司是炙手可热的稀缺资源。复星董事长郭广昌亲自举牌到45亿后退出竞争，招商证券与万向的发展战略中都亟须基金公司资源，因此双方志在必得，举牌报价一轮接着一轮节节升高，起拍价28亿元，一次加价5000万元以上，竞拍牌轮番举了近200次，在场的人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万向总裁鲁伟鼎坚持到63亿元不愿再提高报价，招商证券以63.2亿元获得股权。资本的魅力无穷，63.2亿元的成交价完全市场化，从公平的游戏规则得来，并不是招商证券对浙江的恩赐。守候在竞拍现场的王挺革在第一时间给省政府领导打电话报告竞拍的好消息，同时也给我发来短信：“金信的博时基金股权获得了63.2亿元巨额现金！”这可是出乎意外的结果，我看后一阵激动，马上跑向吕省长和时任常务副省长陈敏尔的办公室，他们自然十分高兴，并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计划。

形势完全发生了逆转。这一笔金融机构股权变现史上罕见的巨资，加上“金信”的其他剩余有效资产，归还所有债务绰绰有余，还为今后重组提供了决定性条件。

在停业整顿和风险处置取得重大成果的鼓舞下，为进一步发展地方金融业，省委、省政府趁势而为，继续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也得到最高法院和银监会的支持。

2007年下半年，葛慧君已从金华市长岗位上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为金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年底，省委、省政府调任王挺革为省国际贸易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省政府指定国有独资企业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金信”破产重整的主体，负责破产重整的具体实施。省政府确定由我担任破产重整领导小组组长，王挺革担任破产重整工作小组组长，徐德良也调入省国际贸易集团，他们熟悉情况，为“金信”的整顿重生做了有力的衔接。按照银监会不留后遗症的要求，省政府召集多次协调会予以帮助推动，国贸集团花了一年多时间，突破种种困难，完成了老股东清退、债权人兑付等一系列整顿后续和新公司筹备工作，终于获得银监会同意复牌的批文。存续的新信托公司完成股权重组，重建公司治理构架，彻底改造内部管理运作机制。新设的资产公司，也较好地承接了“金信”除现金资产外的其他所有资产、债务和有关事权事项。

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金信风险化解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金信事件风险处置涉及面之大、情况之复杂、困难之艰巨，都是前所未有的。“金信”的处置不仅在于圆满化解了金融风险，维护了债权人、股东等各方利益；更具意义的是，立足于地方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风险处置和机构重整相结合，使信托公司浴火重生。现在来盘点三个时点的资产，可以证明整顿的重大成果：一是“金信”停业整顿的时点，据会计事务所报告累计损失56亿元，扣除资本金10亿元，实际资不抵债46亿元；二是博时基金股权拍卖时点，63.2亿元落地，46亿元负资产得到弥补，股东资本金转危为安；三是10年以后的时点，承接金信资产而设立的浙金信托、浙商资产两个公司，2015年净资产已超过60个亿。

坏事转变为好事，金信风险化解事件对于信托制度的完善、信托机构的稳健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经济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层面短缺的制度供给尤其是信托制度在金信事件后得以配套，监管不断完善。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发展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金融机构的重视。客观地评论，“金信”主要负责人及其团队具有创业激情和创新意识，敢作为、敢担当是他们的一个亮点。在停业整顿之前，“金信”主要负责人曾因严重的哮喘病心脏骤停，当晚瞳孔已经放大，医生说迟五分钟送来就没救了，抢救回来几小时后，他躺在床上还要跟人讨论公司问题。第二天他八点半前最早到办公室上班，处理公司整顿的有关事项。他们当年谋划金融控股架构并付诸行动，已经有了信托、证券、基金公司的牌照，并在争取保险牌照。幸亏“金信”控股的这家博时基金，才有了翻身的机会。“金信”的教训在于法律意识淡薄、风险失控、违规经营业务造成重大损失，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金信”相关负责人承担了责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金信事件值得金融机构从中吸取教训，以更好地谋求稳健发展。

金信证券重组发展

金信证券公司就是现在的浙商证券公司。本书中已有对金信证券重组作了比较完整的记录，为避免过多重复，只作些补充。

2005年的最后一天，浙江证监局向省政府报告：“金信”以大股东的便利条件，利用“金信证券”席位违规进行国债跨账户回购，并将回购所得资金挪用，致使沪杭甬高速公路公司等投资的国债产生风险。证监局已对“金信证券”的问题密切关注并上报中国证监会采取措施。

此时，证监会正在全国部署证券公司综合治理，金信证券显然是“及时”地撞到了枪口上。

事关重大，我立即联系沪杭甬公司耿小平董事长、方云梯总经理核实情况。此时他们也急于要找省政府反映情况。他们公司有5.87亿元资金在金信证券席位进行国债自营投资，被金信证券的大股东账外挪用，而金信证券大股东——“金信”，此时已被中国银监会责令停业整顿，资金很可能拿不回来，他们感到责任重大，尤其沪杭甬高速公路公司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希望得到省政府的重视。

我又向证监局王宝桐局长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金信证券是“金信”的控股子公司，“金信”直接和间接持有其53.05%的股份。虽然金信证券的证券经纪业务经营得比较好，但“金信”的停业整顿还是迅速波及金信证券，“金信”自身无法偿还被挪用的资金，致使金信证券账面处于资不抵债状况。

按理说国债是牢靠的投资，没想到交易代理机构大股东违规操作，也会危及资金安全。这些国债均未与“金信”发生任何委托理财关系，因此按照法律逻辑，必须由金信证券承担偿还责任。这表明金信证券将面临所有国债债权人的起诉，甚至可能出现破产清算危机，同时国债投资将面临损失，进而损害以沪杭甬高速公路公司为代表的境外浙股形象。当年我曾参与过沪杭甬公司香港上市的一些工作，深知这家境外上市公司树立浙江H股品牌来之不易。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感觉事态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马上向章猛进常务副省长汇报，他指示省证监局派出工作组进驻金信证券，一是继续查清情况，二是维护经营和股民稳定。他要求我会同证监局尽快研究，拿出切实管用的解决方案，防止国有资产损失。

为防止局面失控，证监局以邵锡秋副局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迅速进驻了金信证券。

证监局在查清情况后，依据《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风险处置的有关规定，提出了三个处置方案。一是鉴于金信证券已出现严重的违规经营风险，依法进行托管或破产清算处置；二是由除金信证券大股东（金信）以外的其他股东注资重组，进行自我救助；三是由国债大客户（即沪杭甬公司）自愿出资重组。

显然，第一种方案不仅经济损失最大，而且本省将失去一家稀缺的证券机构，谁都不希望这种结局。第二种方案因原有股东当时均表示无力注资，也难以实施。第三种方案对沪杭甬公司来说，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如实施破产清算，最大回收值不足15%，仅8000万元，损失重大；如由其出资重组，5.87亿元国债资金可望收回，金信证券4.2亿元净资产和无形资产可望保全，并有争取今后升值的机会。

的确，沪杭甬的主业是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与证券中介服务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存在跨行业经营风险和证券市场低迷风险，但权衡之下，还是第三方案比较妥当。我与王宝桐一拍即合，这也符合省政府处置风险机构的方向性要求。章副省长打电话给耿小平董事长：“你们这笔国债很可能拿不回来，只有接手证券公司才有希望保全，至于跨行业经营存在风险问题，可以由证监局派出专业人员到公司任职。今后在证券公司经营中，你们只要出于公心，是可以‘容错’的。”他还要求在3～6个月以内完成重组，遏制资产损失，把证券公司经营恢复好。耿小平当即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沪杭甬公司与金信证券作为市场主体，都需按照公司治理原则依程序决策。沪杭甬公司董事会讨论这一方案时，部分董事表示反对，有董事提议5.87亿元国债损失作为坏账核销也比控股证券公司合适。耿小平、方云梯表示，我们一定要重组证券公司挽回损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们继续与董事沟通希望获得理解支持。

金信证券股东接受这一方案时，由于利益的羁绊，也遇到重重阻力，省政府办公厅与浙江证监局联手进行艰苦的协调才解开这个结子。因大股东负有资产损失主要责任，“金信”等原大股东以零价格转让股权，为避免对沪杭甬公司造成境外不良影响，同时鉴于上市公司重组程序耗时长，改由沪杭甬公司控股的“上三”高速公路公司受让“金信”等股东70.46%的股权，再由上三公司注资6亿元重组。其他小股东股权维持不变，重新注资时由上三公司代垫出资，并由小股东承诺以今后分红偿还出资。经过艰苦谈判，终于统一了股东意见。

沪杭甬公司在对金信证券价值评估、资产审计和法律调查的基础上，经董事会反复比较论证，决定实施第三方案。省政府召集有关方面研究认为，该方案可最大程度减少资产损失，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并有利于地方金融机构继续发展。该方案同时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全力支持。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多次关心金信证券的重组，吕祖善省长直接指导重组的主要工作，他们均同意实施重组方案。经省国资委和省政府先后出具书面文件，2006年6月14日，中国证监会对重组方案给出批复，正式启动重组；同年8月15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金信证券正式更名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在重组过程中，省国资委主任陈正兴、省交通投资集团董事长陈继松等不仅对争取重组审批给予了积极支持，而且给证券公司发展提供了有利于市场竞争的条件。新公司由沪杭甬公司耿小平兼任党委书记、方云梯兼任证券公司董事长挑起担子，证监局推荐吴承根处长出任总经理，他在证监局的支持下按照董事会的决策带领经营团队努力进取，使盈利、资产、业务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实现了公司快速发展的目标。金信证券重组前4年累计亏损7.74亿元，重组后的浙商证券连续4年盈利，累计盈利23.78亿元。金信证券2005年末净资产为-1.88亿元，浙商证券2009年末净资产为32.04亿元，累计股东分红6.29亿元。金信证券重组及时有效地化解了风险，阻止了金信风险的蔓延扩大，沪杭甬公司等资产投资全部收回并大幅度增值，维护了债权人、股东、股民利益，而且保全、发展了浙江本土一家难得的证券公司平台资源。

我心里庆幸，对审计署也终于可以做出交代了。重组后，审计署曾在对浙江省公路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审计过程中延伸到证券公司。上海审计特派办根据既有规定认为高速公路公司不应该控股证券公司，追究是否存在政府硬性要求沪杭甬收购的情况。省审计厅、省国资委根据事情来龙去脉做了多次沟通解释。章副省长给李金华审计长打去电话，说明事情的原委和省里的态度。陈继松、耿小平和方云梯与上海审计特派办多次做了汇报争取工作。

记得找我沟通时，上海审计特派办指出公路建设资金不可以进入证券领域投资，如果造成资金损失是要追究责任的。我解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挽回国有资产损失，使沪杭甬公司和证券公司发展取得双赢。按照既有规定，政府交通部门、事业单位的公路建设资金虽不能投入证券等非公路项目，但作为一家已上市的公众公司，从法律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证监会在批复浙商证券重组时就已经审查过这个问题，国内多家公路上市公司也有过类似的实际操作。我据理力争，反复说明重组的前因后果，也不免急躁起来：“不这样重组，损失是明摆的，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我记起自己1992年在临海市政府工作时，我们班子经常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话音犹在耳边。在现实中，以改革的思路解决实际问题却没那么容易。

事后想起来，审计特派办的批评是善意的，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正是他们的监督提醒，促使省政府及有关方面对浙商证券的管理更加严格，由于坚持了业务和风险防范两手抓，资产的增值幅度反而大大出乎原先的预料。

在本文即将定稿之时，欣闻2017年6月26日浙商证券在上交所上市。事实再一次证明，重组的决策是正确的，重组后上下各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

财通证券重组“天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02年成立的天和证券公司生不逢时，当时证券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加之业务单一，致使公司一直到2005年连续三年经营情况不好，始终未能达到“天和”。偏偏在这种时候，爆出该公司下属一家证券营业部擅自拆借高息资金，违规开展委托理财的事。无奈股市一路走低，股票亏损严重，由于所涉金额较大，拆借的资金到期无法偿还，很快波及天和证券的正常业务运营。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浙江证监局立案开展调查，杭州市政府成立危机处理小组维稳。2006年4月1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天和证券采取限制业务的监管措施，强制公司及时整改，如果整改无效，公司将被关闭。

当时省市有关方面研究，打算由财通证券重组天和证券。该方案既可有效化解风险，又可有效整合省内证券资源，打造一家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一举两得，大家认为这是上策。

2006年5月8日，吕祖善省长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明确提出“化解风险、确保稳定、减少损失”的要求，原则上同意由财通证券重组天和证券。

6月5日和7月7日，我根据吕祖善省长和章猛进常务副省长的指示召开专题会议，协调重组工作。经过证监局和杭州市政府的有效工作，已经把天和证券的有关利益矛盾基本调理妥当，省属的股东工作，省政府办公厅也已协调下来了。由财通证券重组天和证券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只待省里做出最后决策，报中国证监会批准。一切工作都在预料中进展。但是，此时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那天我出访刚抵达荷兰，半夜入睡后突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老吴打来电话，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参加全国会议时交流两省的情况和一些个人的观点。

他说，有一件事请你帮助促成，江苏省华泰证券公司希望与财通证券结为良缘，前期接触已有意向，江苏方愿意受让你们浙江财通证券大股东的股权，请你帮助疏通，给予支持。

之前我没听说过此事，不禁暗自吃惊，这样的情况估计事出有因，否则老吴不会贸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出于对地方金融机构关注的本能反应，我说：“这事可能会有一定难度，待我回国了解情况后再给你回话。”

财通证券由省财务开发公司控股，主要从事证券经纪业务。这家老资格的机构，由于处在财政部门管辖下，比较谨慎小心，管理上严格，经营上规矩。成立以来每年的业务都有所发展，没有发生过什么风险，但经营指标在全国券商的排名中却是靠后的，一直是一家小型券商。此番财通证券重组天和证券，除了化解风险，显然是更希望培育出一家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本土证券机构。如果华泰证券入主，岂不是“鸡飞蛋打”，计划落空吗？这些年对于浙江本土缺乏有竞争力的证券公司，很多业内人士有甚高的呼声。回国后我立即向吕祖善、章猛进两位领导汇报，他们指示我牵头准备好详细的汇报材料，尤其今后要吸取教训，在证券公司风险防范上要周全考虑，提出切实的措施。其实，他们对财通证券已经引起关注，开始找有关同志了解情况，思考利弊得失。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地方金融机构，把财通证券的发展作为一件大事。2007年赵洪祝书记主持省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针对财通证券的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当时由我汇报财通证券有关情况和重组发展方案，吕祖善、夏宝龙、章猛进等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讨论的意见比较一致，会议当场批准了财通证券的重组发展方案，并对今后财通证券的发展方向和风险防范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把我们浙江的想法和这个结果坦诚地告诉江苏老吴，老吴将心比心，浙江培育本土证券机构的想法不也是与江苏如出一辙吗？他表示完全理解。这件事就这样有了交代，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直至退休后也保持友好关系。

2007年6月在重组后的关键起步阶段，省委、省政府调整财通证券的管理体制，任命沈继宁为财通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加强了对财通证券重组发展的领导。沈继宁原先长期在财政厅工作，从综合计划处长、总会计师到副厅长，曾作为主要人员筹建浙江省国债服务部和后续成立的浙江财政证券公司，后来又较长时间分管财通证券，对公司情况熟门熟路。有关领导征求他意见，问他从省财政厅到公司任职有没有思想准备，他回答愿意为之努力，并表态愿意马上脱掉全部行政关系，说明决心是很大的。省委、省政府做出财通重组发展的重大决策，既是鼓舞也是压力和责任。他顺便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俩几乎同时脱口而出：“真正的考验在后头呢！”“就看你的了！”我补了一句。

重组“天和”后，新财通正式起航。沈继宁作为财通证券的“当家人”，谋划发展战略和团队建设，着力将风险控制融入新财通的文化与制度里。他以低调务实的作风，依靠团队的力量，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一步一个脚印，三年一个台阶，逐渐把公司打造成资本充实、业务齐全、治理规范、风控有力的本土券商，从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型公司，不动声色地跨入全国中等券商行列，其旗下的三家子公司也在全国声名鹊起，财通基金公司后来居上，在新成立的基金公司中名列前茅；财通资产管理公司异军突起，其固定收益业务已形成明显的市场优势；永安期货则稳稳地坐在期货行业龙头的位置。在本文定稿时我得到最新消息，财通证券即将步浙商证券之后，实现资本市场上市的目标。

可以说，财通成功重组天和证券公司，才真正实现了“天和”。

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与重组发展的思考

接二连三的风险产生和资产重组的成功，引起很多人的思考。省里领导要求认真总结，举一反三，以求地方金融机构持续健康成长。

据我体会，金融机构如不能加快创新、拓展业务，便会失去机遇并在竞争中淘汰，如过于激进，对风险抱以侥幸，则当经济周期到来时，往往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浙江的一些金融机构发展样本，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至今，我对世界上的金融百年老店为什么大多信奉“稳健”这两个字，才有了更深的体会。

泰隆、金信、财通与天和证券等风险化解与重组发展互相转换的大事，体现了“人努力”“天（政策）帮忙”是促成转换的重要因素。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风险处置可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的矛盾运动，推动着金融机构向前发展。

以往各个金融发展时期，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或快或慢，或兴旺或发生风险，与经济周期变化及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认识不无关系。从国家层面看，由于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又有较强的专业性，一旦发生风险牵涉面大，因此对金融制度供给较为谨慎，对地方金融机构设置了严格的进入门槛，客观上形成较强的国家金融垄断性。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在实际运行中只能在国家政策限定的范围内进行，自主发挥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存在顾虑，如果产生严重风险，地方政府难免成为“最后买单者”。这种顾虑有其合理性，但也会影响地方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

从认识的规律看，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认识逐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转变。从风险防控为重转变为与改革发展相结合，以改革发展的思路防范风险；从国家垄断金融机构为重转变为同时发挥地方金融机构的作用；从地方金融的经济从属地位转变为现代服务业发展重要增长点。

这种认识的变化，使国家管理部门逐步放开对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设立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使地方政府对发展地方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明显增强并不断加大推进力度。

缘于此，在历任省委书记、省长和分管领导的重视下，浙江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渐成气候，其中以“浙商系列”金融总部的存量整合升级、增量新设拓展尤为瞩目。

浙商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在浙江并以“浙商”命名的金融机构，也是颇具优势和特色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宁波银行经历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的重大调整，率先在深圳中小板成功上市；杭商银行在整合资产不良率达70%的杭州城区十几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却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浙商保险”“信泰人寿”两家全国性保险公司，是增量发展浙商系列金融机构的重要收获，使浙江成为全国唯一拥有2家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的省份。财通证券、浙商证券、浙商信托等都是浙商系列金融总部东山再起的重要成果。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浙商产业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标志着较大规模的新型地方金融机构的起航。浙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经三年争取筹备，也破土而出。这是首家总部设在浙江、完全由浙江企业投资组建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它的落地加上十几年来12家浙商系列期货公司在全国市场独领风骚，标志着浙商系列总部金融机构实现了“大团圆”。

诚然，浙江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种种不足，没有达到很多人希望它达到的理想状态。即便新建立的金融机构也不能保证它以后就能够一帆风顺，地方机构的成长是与各种因素互相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

浙江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活跃，金融需求旺盛等特点，反映到地方金融机构的成长上，形成了市场力量推动的成长动力和运行机制，在产权体制上更符合市场化要求，在市场需求上存在较强的拉动，加之精于管理，因此具有较好的盈利状况。

由于政府推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经营管理干预较少，形成地方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体制特征。反过来，对地方金融机构直接的扶持优待也不像有些省市那样大，好处是避免了“养尊处优”与“拔苗助长”的歧路，但也可能缺乏助推力，在“一对一”的竞争中难以形成优势。

金融企业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的竞争，市场竞争取胜，说到底靠人才取胜。领军人物是最宝贵、最具决定意义的人才资源。一位具有全面金融组织才能和道德规范约束的领军人物，往往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前途产生重要影响。相对来说，浙江不乏制造企业的领军人物，但缺乏金融机构的领军人物，不乏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领军人物，但缺乏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军人物。的确可以发现，在地方金融机构成长进程中，金融机构的兴衰与领军人物的进退去留、决策状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地方金融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与领军人物的产生也与地方的开放度、包容度呈正相关，与地方政府部门培育、引进、使用金融人才的机制及人才队伍工作相关联。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发展机遇往往是成功的关键。金融机构的成功必须凭借正确抉择等自身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外界机遇。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指等待机遇、抓住机遇。同样，地方金融机构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尽力而为，就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发展局面，而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周期，或政策控制较严时期，地方金融机构即使建立起来，也可能“生不逢时”。从有的地方金融机构的成长轨迹中可以看出，当它遇到市场低迷，又未认清形势采取盲目扩大业务的策略时，随即会遭遇“滑铁卢”；但当它抓住整顿金融机构后保存下来的机遇，积极开展并购重组，创新产品扩大业务时，便收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