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与企业上市

1994年8月下旬，浙江东南沿海地区一场台风暴雨即刻造成特大洪涝灾害，临海市城区与附近农村陷于一片汪洋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市委、市政府组织全市干部群众奋力抗灾。几天几夜下来，洪水渐渐退去，灾民救济和水毁工程抢修也已部署到位。我在抗灾一线返回市政府的路上，接到台州地委组织部的通知，要求我9月份参加省委组织的“双推双考”，参与竞争省级部门的18个副厅级岗位之一。

没想到我的运气极好，通过笔试、面试及考核考察，最终居然被选中了。更没想到的是，自己一开始担任省体政委副主任就接触到当时金融的最新领域——证券市场，而且有幸长期见证了企业上市的变革历程。

在中国证券市场建设初期，内外各方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为避免争论和矛盾，国家管理部门根据各省经济规模大小和产业地位轻重以及国有企业多寡等因素，安排分配股票发行的指标及额度。因为这个时期证券市场功能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解困，而浙江恰恰是国有企业小省，产业以“轻小集加”为特征，所以在国家的计划盘子里无足轻重，分到的上市指标和额度非常可怜，一年全省也就只有3家左右的企业上市指标，后来改为1亿元左右的融资额度。这么点有限的上市指标或额度显然远远不足，给浙江企业利用证券市场发展带来很大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省政府证券委员会（之前为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决定重点解决股份制试点和证券市场发展中的一些不规范问题，用好有限的指标和额度，确保优秀企业上市。同时决定另辟蹊径，探索利用境外证券市场，走出一条没有上市指标限制的新路。

这个时期，省证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体改委（直至1998年12月中国证监会在浙江筹建派出机构），常务副省长柴松岳兼任省证券委员会主任，省体改委主任卢文舸、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谢庆健和省政府副秘书长蔡惠明兼任省证券委员会副主任，证券委成员还有省体改委副主任章荣高、胡一平，省计经委副主任金德水，省工商局副局长孙忠焕等，都是有能力的领导同志。证券委的决策具有前瞻性，鼓励基层进行改革探索，善于从实际出发推进企业上市和证券市场发展。我作为省证券委的成员和办公室副主任之一，能在这个时期参与工作，接触到很多难得的证券市场知识，回忆起来甚感荣幸。

证券市场的基础是股份制改革。浙江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始于1986年，当时杭州二轻总公司组建龙翔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发行股票，首开股份制改革的先例。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办之前，全省已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余家，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有14家。

1990年12月，当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冲破一片争议声而诞生时，兰溪的凤凰化工股份公司便成为第一批挂牌上市的股票之一，从此奠定了浙江在全国证券市场的先行地位。

那时股票发行并不像现在有一套完整的网上申购程序，有的地方因为股民提着现金到证券公司各个营业部争购股票而产生混乱，甚至造成严重的治安事件。为了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防止引起社会不稳定问题，1993年到1996年间，省证券委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结合浙江实际，对杭百大、信联股份等数家企业先后采取“股票认购证”等三种过渡办法。认购证每张收工本费2元，每张认购证通过摇号中签可以购买500股股票，中签率为3%，这个办法虽然增加了一点股民的经济负担，但对于抑制争抢、维护秩序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省领导曾亲临发行股票申购证现场坐镇指挥。省公安厅和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天安排大批公安干警现场执勤，证券专业人员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处理突发业务问题，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子均、浙江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训和常务副总裁郭良勇等同志出过大力。累积的认购证收入达3亿多元，这笔资金后来由省政府决定用于黄龙体育中心、杭大图书馆等公益建设，这也是早期股民对我省文体设施建设做出的贡献之一。

20世纪90年代，浙江的经济结构呈“低、小、散”格局，产业关联度和集中度不高，上水平、上规模的大企业比较少，固定资产投资缺口特别大。由于国内A股新增规模和盘子的限制，根本无法满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大型企业改造的资金需求。针对资金短缺矛盾，省证券委提出，境内外并举开拓证券融资新领域，打通境外证券市场，建立国际筹资渠道，培育一批产业龙头企业。

当时浙江的公路状况很不尽如人意，利用境外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公路建设便成为我省的重要工作之一。省里决定组建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公司，争取尽快在香港上市。那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都反复提到这件事，可见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程度。上市工作由柴松岳常务副省长亲自领导，蔡惠明副秘书长具体负责协调工作，经过交通厅、高速公路指挥部、体改委（证券办）等部门及沿线政府的共同努力，“沪杭甬高速”一年后便成功上市，首次发行14.34亿H股，筹集境外资金折合人民币36.85亿元，标志着我省建立了连接国际证券市场融资的管道，这在浙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重组上市的整个过程中，面对思想观念和现行体制的诸多矛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推动，没有一股冲劲，没有细致到位的协调，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资产重组和境外上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继“沪杭甬高速”上市之后，1997年浙江以发电资产组建股份公司，走成另一条利用外资的途径。即“东南电力”以6.9亿流通B股的大盘子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首开全国先河。沪杭甬高速（H股）与东南电力（B股）较大程度上弥补了浙江交通、能源基础产业龙头的资金空缺。此时大型工业企业利用外资也取得突破，镇海炼化H股、东方通信B股成功上市，加上沪杭甬高速与东南电力，累计股本总额92.52亿元，共募集资金77.12亿元，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筹集资金19.28亿元，这个数额现在看似乎不算多，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历史性突破。此后，海外融资的方式也渐趋多样化。镇海炼化在H股之后，发行2亿美元可转换债券（CB），东南发电发行存托凭证（GDR）。当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的中国证券品种仅4个，浙江独占2席。

随着企业上市的进展，浙江证券交易市场作为全国证券市场的组成部分，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加快发展。人民银行省分行主管的证券登记（交易）中心和证券交易中介机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1996年的统计，证券成交额分别占沪市11.32%，占深市5%，开户股民近200万户，占全国开户数1/15，可见当时浙江的证券市场已在全国具有突出地位。从股票融资角度看，仅1997年股票发行筹资76.3亿元，为以往历年累计数的143%，实现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利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的目标。

为了加强统一监管，更好地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国务院1998年决定在全国各省市设立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以接收当地政府体改委（证券办）和人民银行省分行非银处的人员为基础组建。1998年11月，时任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国际部主任李小雪专程来杭与省政府领导商谈组建事宜，双方确定由我负责新机构的具体筹建。1998年12月，我受证监会委托从省体改委（证券办）、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市体改委（证券办）选择接收了18名同志，作为筹建证监会派出机构的骨干力量，于1999年3月在体育场路天和大厦十楼开始办公，履行省证券办和人民银行省分行移交的职能。4月，我调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由于证监会尚未确定正式到任的负责人，仍然由我兼顾负责派出机构的工作，直至当年7月证监会浙江特派员办事处正式成立。这三个月短暂的经历为我的第一次不期而遇画上一个句号。

“杭钢”上市

那时杭州钢铁厂是效益最好的省属国有大企业之一，1997年省证券委在分配全省仅有的3家上市指标时首推杭钢。

孙永森董事长、童云芳总经理带领杭钢班子紧锣密鼓地开展上市前的资产重组，划出焦炭、炼铁、炼钢、轧钢等主要资产组建股份公司，净资产折合3.15亿股，计划发行公众股7650万股，职工内部股850万股。

即便有了上市指标，实现上市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柴松岳常务副省长亲自赴京拜访证监会负责人，就杭钢情况和上市要求进行沟通。蔡惠明副秘书长为杭钢土地资产和电力供应问题也做了协调，但当主承销商浙江证券制作的上市方案报到中国证监会后，接下来的事情果然不顺利，第一次上发审委就未予通过。

即便是全省最大的国企，在全国也变成了“小弟弟”，即便效益最好，也被“另眼相看”。具体的原因是在三个方面“卡了壳”：第一，是对钢铁产能的调控。据说外地某家钢铁企业负责人在上市后说“这下总算有钱发工资了”，这句话传到证监会领导耳朵里，于是对钢铁企业上市产生了警觉。第二，审核人员对杭钢的有关财务指标表示怀疑，为何财务费用为红字？为何多提折旧和大修基金？为何产品零库存？总之难以置信。第三，证监会发行部认为杭钢的上市方案不够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上第一点是“躺着中枪”，很无辜；第二点是不了解杭钢的市场、财务情况，出现误读；第三点有道理，可使方案更加优化。

杭钢与浙江证券对上市方案立即做了合理调整，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做好解释、沟通工作。在大半年时间里，童云芳带着公司证券部王敏等同志不知道往北京跑了多少趟。

第一次孙永森、童云芳和我一起去证监会发行部，一位分管负责人大概因为太忙，或者也许还是按照既有概念判断，他摆摆手说：“没听说这样小规模的钢铁厂有这么高的效益，不大可能吧，等等再说！”我们在外面等了好久，进去没几分钟就被打发出来。孙永森担任杭钢董事长的几年应该说成绩斐然，效益的显著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他显然感到委屈，一怒之下坐当天航班飞回了杭州。童云芳和我留下来继续寻找机会做解释工作。

童云芳是财务出身，算账、解读财务指标是他的强项之一，他比较有耐心，以审计、评估的数据为证，以专业的水准说明杭钢的效益情况。对于财务费用红字，是因为银行存款的利息大于银行贷款利息；对于折旧和大修基金，是用足改革政策尽量多提，虽然会减少利润，但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对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明显有好处；对于零库存，是由于杭钢以销定产，产品适销对路。几天盘旋下来，上市发行部的同志将信将疑。

此时杭钢班子所有的同志都非常着急，大家觉得钢铁行业竞争渐趋激烈，上市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至少在竞争中能够获得优势，何况最近又传出，今后钢铁行业上市将从严控制，不知会等到哪年哪月。

柴松岳常务副省长一直对杭钢的上市问题记挂在心，他长期分管工业企业，对杭钢的情况一清二楚，对杭钢上市也始终寄予希望并抱有信心，得知情况后，他马上给证监会分管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让我们带到北京面呈。

我与童云芳在证监会分管副主席的接待室排队，至少等待了两个钟头，才将信件当面送达。我们抓紧汇报情况，但十来分钟后就不得不出来了，证监会领导真是太忙了。

这封信很快有了效果。不久，发行部那位分管负责人来杭州调研，专门安排到杭钢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上上下下问了情况，最后他感慨地说，没想到杭钢是这么好的一家钢铁企业，如果早来调研就不会折腾了！

证监会终于认为杭钢的财务情况可信，将它列入第二次上发审委的名单。为保万无一失，孙永森再一次赴京沟通，这次遇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原先的委屈和怒气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

1998年3月11日，杭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分管工业的叶荣宝副省长参加上市仪式，新任省发改委主任孙永森和我也到场见证，接任董事长童云芳敲响上市锣声，这一刻他应该是百感交集。

“杭钢”“轻纺城”“古越龙山”“浙江富润”“浙江东日”“钱江摩托”等在当时凤毛麟角的一批国有企业，都是这样一个个跨入证券市场的大门。

“华立”借壳

华立仪表厂是余杭市一家二轻大集体企业，掌门人汪力成争取上市的念头由来已久，早在1994年他就要求股份制改造，省体改委颜春友、包纯田、张海潍等同志根据省证券委加快试点的要求，多次来往于华立，重点帮助其研究试点方案。那时华立的核心业务是电表，这块最优质的资产被划分出来建立了华立股份有限公司。我也去过华立两次，汪力成董事长大刀阔斧改革企业体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华立的股份制改造很快见效，业绩持续上升。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无奈上市指标太少一直排不上号。作为余杭市的重点骨干企业，市领导与汪力成为此奔波争取，等到的回应也只能是“耐心等待”，后来好不容易被国家一个部委引起重视，出现得到指标的希望，也终因全国众多企业竞争而功亏一篑。

1996年为推广股份制改造经验，省政府领导视察华立等企业，洪吉根市长和汪力成董事长趁机提出希望得到上市指标的要求。柴松岳常务副省长十分肯定华立的改制实效，但全省捉襟见肘的上市指标实在让他为难，他对余杭市的同志说：“这个事情难度很大，我们现在指标有限，目前政策是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当然不是歧视集体企业，你们的要求我知道了，请体改委（证券办）的同志多想想办法，争取找出其他路子来！”

体改委（证券办）的同志听后茅塞顿开。此时首家上市的“凤凰化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严重亏损，为了扭转局面维护浙股形象，时任体改委（证券办）主任章荣高曾把汪力成请到他办公室做动员工作：“华立可以考虑受让凤凰化工这个壳，转让的方案证券办帮助你们做！”如果华立接手重组，这样既能救“凤凰化工”，又能解决自身上市问题，一举两得，应当说这是一个好主意。那时候汪力成虽然没有听到过什么叫借壳，但也得到了启发。他回来后开始琢磨起这件事，问题是他对于严重亏损的不同行业重组毫无把握，这在全国也几乎没有先例，这件事就这么搁了下来。但这次之后，“壳子”、“重组”等新名词已经记在汪力成的脑子里了。

1998年冬，天气虽然寒冷，省体改委（证券办）会议室的两盆水仙花却透露出盎然生机。我与工业处长王余照等同志正在等候前来商讨对策的董事长汪力成和副总经理李以勤。我们知道他们不改初心，仍孜孜以求地争取上市。汪力成想：这次省体改委（证券办）约他来，莫非有了分到指标的可能？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会议室。

之前，我曾按照省体改委（证券办）主任会议的意见，约汪力成谈了几次，我说，按照你们企业的发展情况应该给指标，但是僧多粥少让大家都抢破了头，何况国有企业还需优先，实在是没有办法，能不能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汪力成想了想说，毕竟排队等了那么长时间，放弃了挺可惜，最好还是拿指标上市。我说，你排队争指标我们完全理解，但何年何月真的不知道，如果有另外的机会或方式，为什么不尝试呢？

其实我们证券办一直把省政府的要求记在心里，千军万马过上市“独木桥”，终究不是办法，亟须开拓一条新路出来。我们认为汪力成是一位敢为人先的企业家，适合当开路先锋。

所谓的新路就是现在所说的“借壳上市”。会上，我们总的意见是重组上市这种方式值得探索，办成这件事不会强行搞“拉郞配”，只要条件具备、企业自愿，政策和操作上的突破应该是事在人为！

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我们抛出事先获悉的“重庆川仪”转让大股东股权的信息。这家企业与华立同处电表行业，目前经营困难成为ST公司，实在撑不下去了，它希望转让。按照国外的经验，重组是可以置换资产的，无效的不良资产可以被置换出去。我们建议华立做“借壳”的可行性分析。果然汪力成对川仪比较了解，他说，全国行业会议上与川仪老总多有碰面交流，只是担心到外地弄一个壳，自己的实业在浙江，以后很难管理。我们说，到时候争取想办法迁回来。汪力成站起来说，这次华立愿意尝试！我们马上派几个人去重庆了解情况，先把事情弄清楚。此时工业处包纯田同志补充说：“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在西南证券公司工作，资产重组的事恐怕可以帮上忙。”我当即安排包纯田与他们一起赴重庆，帮助联系当地体改委（证券办）寻求支持，同时与西南证券公司接上头。

重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比较开明，那里的体改委（证券办）与国资局的同志说这个事情有一定可能，关键是你们自己要与企业接触。没多久汪力成与川仪老总接上了头，直接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川仪当时业绩下降，压力很大，确实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否则怎么可能拱手相让呢？但是华立是浙江的企业，重庆市政府能同意吗？无巧不成书，两年前华立恰恰在重庆当地兼并了一家电表厂，在那里有一块实体，如果不是这样，不要说重庆市政府方面可能很难批下来，就是华立自己也不敢贸然下手。

华立与重庆方洽谈下来，资产置换有了基本的眉目。在证券公司的帮助下制订了重组方案，原有川仪资产置出，华立在重庆的电表厂资产置入，保留少量重庆方股份和原职工股，而余杭电表厂则作为川仪的全资子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更名为“重庆华立控股”。那时没有“壳费”之说，重组的成本比较低。

方案虽然有了，但还需过三道关。

第一道关是政府审批。方案报到重庆市政府和国资局，他们开始是有顾虑的，一家本地上市公司被外省企业收购，总得有个交代。果然因为华立兼并的那个电表厂是在重庆，当地认为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功能把企业发展得更好，这对于重庆发展岂不仍然有利？因此获得了重庆市政府原则上的同意，同时，重庆市政府也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必须保障好当地职工的权益，另一个是上市公司总部不得外迁。重庆有一个规定，上市公司一个都不准迁出去，否则必须市长签字。“不求所在，但求所有”，汪力成一口应诺，重组方案终于得以放行。“重庆华立控股”为重庆经营了12年才迁址杭州，那是以后的事了。

第二道关是证监会。由于从来也没受理过这样一起重组案，谁也没有把握马上进行同意审批，汪力成心急火燎地忍不住与一位处长顶撞起来。一起去的同志为他捏了一把汗，人家企业跑到证监会去都是毕恭毕敬的，像他这样真的不多。没想到不打不相识，把道理讲明白后，这位处长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值得探索的好事。

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监管部的领导以鼓励改革、允许尝试的态度给予了支持。因为当时没有借壳上市的先例，没有针对性的相应规则可依照，整个交易方案的一些内容需要突破原有交易规则进行创新。因此可以说，华立在全国开了借壳重组上市的先例。

第三道关是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表决，股东们对利弊得失十分清楚，自然顺利通过。

1999年岁末将至，汪力成第一个“吃了螃蟹”，成为浙江“借壳”上市第一人。此后华立在五年内以“借壳上市”方式坐拥“昆明制药”“海南恒泰”等4家上市公司。

在华立借壳的启发和省体改委（证券办）的推广下，全省“借壳上市”也渐成气候。“美都控股”控股“海南宝华”, “杉杉股份”控股“中科英华”, “横店集团”间接控股“太原刚玉”, “莱茵达”控股“莱茵置业”, “宁波华能租赁”控股“比特科技”等等。据2004年统计，三年时间浙江已有17家企业通过“借壳上市”顺利进入了上市公司行列，为企业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打开了新的通道。另外，据统计，自1999年至2008年，浙江通过收购或借壳间接上市的企业达57家，那是后话。

三项突破性决定

我省虽处于东南沿海，但人多地少、资源相对匮乏，没有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历史上浙江是个农业省份，工业基础薄弱，国有投资仅占全国各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改变经济现状必须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这已逐步成为大多数地方党委政府的共识。但在当时，民营企业期待在证券市场上市，却还是天方夜谭。

民营企业上市的障碍，既有自身难以达到法律规定的上市硬性条件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尚处于创业发展向逐步成熟迈进过程中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日益显示活力，同时也备受争议。不少人对民营企业曾经出现的一些不规范经营心存顾虑，要是安排国有企业上市，就不必承担所谓的“政治风险”了。

在这个背景下，省证券委解放思想，从浙江实际出发，曾先后做出三项关于支持民营企业上市的突破性决定。这在当时要有打破条条框框束缚的勇气。

第一项突破性决定是推荐第一家乡镇企业上市。1993年在研究上市额度分配时，省证券委决定支持乡镇企业，探索性地安排“万向钱潮”上市。“万向”是全省乡镇企业的标杆，而且乡镇企业在所有制上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概念，质疑比较少，“万向钱潮”以乡镇企业集体性质上报，试图突破当时上市企业仅限于全民所有制的规定。

“万向钱潮”创始人鲁冠球在1969年与人合伙办了一家铁匠铺，当时“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经营困难无法为继，宁围公社觉得鲁冠球搞企业有办法，要他去接管。这是一间只有84平方米的破旧厂房，主要生产犁刀、铁耙、失蜡铸钢、万向节等五花八门的产品。他变卖了家当，把资金与命运全部押了上去。7个人、4000元钱的万向创业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万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它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一步步遍及万向节、轴承、制动器等8大系列的几千个品种和若干家专业零部件生产工厂，资产、业绩等方面都在当地首屈一指。鲁冠球期待“万向钱潮”的万向节等产品借助证券市场的力量，像“钱江大潮”般冲向国际市场。

方案报到证监会，果然还是卡住了。《公司法》规定，全民企业三年盈利方可连续计算上市。“万向”不是全民企业，而且原来乡镇企业三年以上盈利也难以与新设的股份公司相衔接。当时证监会对于乡镇企业上市是支持态度，但法律问题需要全国人大表态，最好能够出一个意见。这个问题得到全国人大的重视，经过人大法工委研究，认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今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因此对允许“万向钱潮”上市出具了明确意见。

幸运的“万向钱潮”作为浙江第一家民营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率先进入了证券市场。至今“万向钱潮”一直被视为“讲诚信、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事实说明民营企业在证券市场同样能够得到市场的信赖。以万向为开局，20年来浙江早已成为民营企业上市大省，上市公司数占全国第二位，其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达80%之多，不能不说与这项突破有着渊源关系。

第二项突破性决定是“红帽子”企业的产权明晰。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浙江农民纷纷进入非农领域，兴办各种类型的企业，城镇居民的经济活动空间也不断得到拓展。私有产权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了市场化的物质基础。在当时理论和政策跟不上实践发展的情况下，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对民营经济主动支持，或者给予保护性默许。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性质的质疑，浙江基层政府允许其挂集体企业的牌子，即所谓戴“红帽子”，避开所有制的争论。这一招大大加快了发展民营企业的步伐。此一时，彼一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成为突破经济瓶颈的重要改革措施，而股份制与上市的前提是必须明晰产权，还其本来面目。

1995年，台州黄岩市政府将“腾达建设”股改方案报到省证券委。这家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完全由28个自然人出资成立并经营管理。浙江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历史上为了规避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戴上集体企业的帽子，其实国家和集体都没有出过资金。

在“腾达建设”上报之前，我省还没有审批过这类方案，全国也没有先例。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名义上“集体性质”的企业能否转回私人企业；二是自然人是否可以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如果批准的话，这在全省是有示范作用的。省体改委（证券办）第一次研究时，有的同志提出股改政策和公司法对此没有现成规定不宜审批。但多数同志认为，现成规定虽然没有允许，但也没有被禁止，这种类型应该可以试点，但对资产界定确实需要谨慎，主持会议的章荣高主任同意后一种看法，要求证券办相关同志去当地核实情况后提交省证券委决定。

7月6日省证券委召开第九次会议，蔡惠明副秘书长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体改委（证券办）章荣高、胡一平和我，还有时任省计经委副主任金德水、省工商局副局长孙忠焕、财政厅副厅长陈桂祥等。

会上，省体改委（证券办）参加调研的同志先实事求是地汇报情况，尤其是核实28个人出资和此后净资产形成的过程。核实的情况与上报的资料是相吻合的，国家和集体确实没有出过任何资金。

对此我们每一位证券委委员都发表了意见，主要围绕财产界定是否清晰、自然人是否可以发起设立公司、如何处理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是否需要补交税金等问题进行讨论。总体上大家都认为，只要《公司法》《证券法》没有不许可规定，就应该从我省实际情况出发支持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的试点。

蔡惠明副秘书长最后总结说：“省体改委（证券办）报来的材料放我这里已有一个月了，迟迟不能落定，是因为我感到责任重大。从材料和调研的情况看，公司经营的这几年照章纳税，资本积累是合法收入。公司完全由28个自然人出资建立且已得到黄岩区政府的书面确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戴‘红帽子’的实际作用无法算账量化，为此，股改方案中调整给当地政府25%的股权，应该也是一种妥善处理的方法。为慎重起见，建议再征求一下职工意见。关于税收问题，按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精神，由地方政府把好关并承担责任。”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这次会议在原则上同意批准腾达建设改造为股份公司的方案，会后由省体改委（证券办）对有关事项做细化落实。

有关事项落实后，省证券委再次召开会议，柴松岳常务副省长一锤定音。这项决定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实事求是地把“红帽子”企业恢复为本来面貌，为全省一大批戴“红帽子”的企业解决了上市的先决条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发展。2001年1月在上交所上市的天通股份，就是参照腾达建设设立股份公司的试点方式而获得省里批准的企业之一，它有幸成为全国首家以自然人为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腾达建设后来在2002年12月也如愿实现上市。

国有经济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比重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上市在省证券委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左冲右突，艰难争取机会，其途径除了国家下达给浙江极其有限的上市指标外，还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次是国家部委列入上市指标分配范围，由于不少部委内没有可上市的直属企业，我省有一部分民营企业从这些部门争取到上市指标。另一次是国家在计划指标之外安排“双高（高技术、高效益企业）”认定，允许获得认定的企业上市。浙江民营企业当仁不让而且表现突出，获取的上市指标占全国获准“双高”上市总数的近七分之一。他们的成功令人备受鼓舞，带动了一批民营企业觉醒，使他们看到证券市场并非高不可攀。

第三项突破性决定是建立全省第一家创投公司，推动民营企业上市。

1998年的一天，省政府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创投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那时全国创投公司寥寥无几，浙江还没有一家，也根本没有中小板、创业板等退出通道。会上，柴省长说：“省政府安排3000万元资金作为主要股东，由省体改委（证券办）谋划一家股份制创投公司，把创投带动起来，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根据省政府的决策，蔡惠明秘书长牵头与省体改委（证券办）有关同志从股权结构、运作模式等方面加紧策划，做了大量筹备工作。经组织推荐，包纯田同志担任第一任董事长，在各方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他具体负责了我省第一家创投公司的运作，为此后全省创投的兴起做了有益的探索。这家公司就是现在的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公司。

在天堂硅谷发展过程中，时任常务副省长吕祖善对于创投公司坚持培育科技成长型企业方向和抵制房地产投资诱惑，做了多次及时的指导和把关。6年以后，我省创投行业渐入佳境，说明当时省政府的决策和指引颇有预见性。浙江众多民营资本纷纷成立创投公司，成为民营企业上市的重要推手。创投的介入发挥了资源整合的优势，提高了上市效率。

“时来运转”

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作用于杭州湾特殊地形，造就了无比壮观的钱江大潮。

当体制改革的政策引力和证券市场自身发展的引擎，作用于浙江民营企业成长的特殊土壤时，就形成了民营企业上市的“钱江大潮”。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已经与国有经济并驾齐驱了。证券市场终于迎来了国家管理政策的重大改革。2001年4月，以市场保荐制为主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股票发行额度与指标行政分配的审批制退出历史舞台，证券市场一系列制度创新向民营企业敞开了大门，浙江民营企业上市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积蓄已久的上市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因缺乏上市渠道而积攒下来的大量优质公司，纷纷进军证券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柴松岳、吕祖善、卢文舸、章猛进、叶荣宝、王永明、金德水等省政府领导先后屡屡亲临拟上市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或赴深沪交易所为企业上市“站台”。浙江民营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创造了诸多第一：第一家由自然人控股并担任发起人的上市公司、第一批中小板挂牌的上市公司、第一批创业板挂牌的上市公司、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以H股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这些都成为证券市场里程碑式的事件。

对浙江民营企业来说，2004年5月27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建设多层次证券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小板市场正式启动了。章猛进常务副省长带领我与金融办主任丁敏哲、证监局局长王宝桐、副局长蒋潇华到现场见证上市开锣时刻，商讨浙江企业乘中小板开启东风加快实现上市目标。当章猛进与章卡鹏、金良顺、胡柏藩三位浙江民营企业家挥槌击打那面向往已久的大铜锣时，全场欢呼雀跃。在全国中小板第一批同时上市的8家企业中，浙江“伟星股份”“精工科技”“新和成”3家企业如愿以偿。中小板似乎是给浙江民营企业量身定做，加之省政府的有意引导，至2010年底，浙江民营企业在中小板上市已达91家，第一次跃居全国第2位，占了全国17.17%的比重。

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正式开启，为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又开出一个新的平台。在时任常务副省长陈敏尔的重视下，“银江股份”“华星创业”“华谊兄弟”3家民营企业跻身于全国首批挂牌的创业板企业中。“同花顺”这个产品类别最全面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提供商虽在上市审核时首关遇阻，但当理解了它独特的经营模式和超速发展的业绩后，它便一举成功登陆创业板。“宋城股份”由于从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历史遗留问题使它的上市之路一波三折，但作为文化产业的新兴代表，展现于文艺舞台的“宋城千古情”，终究还是登上了证券市场舞台。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至2010年底，浙江创业板上市公司达16家，居全国第3位，占了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10.46%。浙江上市公司数量曾长期居于辽宁、四川等省份之后，仅列于全国第十四位左右，此时已跃居全国第二位。

在境内上市时机难以把握的情况下，浙江民营企业并没有守株待兔，赴境外证券市场招股募资逐渐成为另一种重要的上市途径。先后有“新利软件”“中程科技”等民营企业在香港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成立于2005年的“昱辉阳光”，于一年后便大胆进军英国，在伦敦证券交易所AIM市场挂牌上市。

截至2010年，浙江共有29家企业在香港H股市场成功上市，筹集资金431亿元；19家企业在新加坡、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上市，募集资金42亿元。全省境外上市数量占全国四分之一，远高于兄弟省市。

浙江民营企业上市不仅开辟了全新的融资渠道，最直接地得到持续资本补充，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发展与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更在于“倒逼”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私人公司向公众公司的治理方式转变。不少民营企业以上市为契机，在证券市场获得发展条件和外部监督，一举改变原有以家族式为特征的治理模式，走上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道路。

在民营企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不可或缺，需要在政策引导、改制协调、上市沟通以及信息资源的共享等方面进行推动。2003年以来，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重视下，省市县各级政府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做大做强“钱江板块”。省上市办（金融办）与浙江省证监局相互配合，为企业多渠道上市提供服务，加快了上市公司培育进程。杭州、上虞、绍兴、临海等地党委、政府以良好氛围鼓励上市、以完善机制促动上市、以优质后备驱动上市、以精细服务推动上市，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质量同步快速提升。

2010年9月25日，浙江省政府首次召开全省上市公司发展工作会议，陈敏尔常务副省长说，“十二五”期间，上市公司要按照历届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发展、率先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促进全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为上市公司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服务环境、监管环境和舆论环境，支持和推动上市公司做强做优。这番话使在场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深受鼓舞。后来的实践表明，上市公司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起到了名副其实的龙头作用。

2015年5月25日中午，碧空万里。银白色的机翼掠过城市、村庄、山峦、蓝海，飞机疾速从北京飞往浙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这次他来浙江，也惦记着浙江的上市公司。海康威视无疑是浙江最幸运的上市公司，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期间，专门来到这家企业。

杭州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楼林立。楼房的创意、风格与造型各不相同，绿树、草坪，宽敞有序的大道，周围的环境显得协调、一致。

董事长陈宗年、总裁胡扬忠握着总书记那双厚重的手，他们哪怕再有想象力，也没有想到这家当初由28个科技人员创业起家的小企业，才14年就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关注。他们俩事后跟我说起与总书记握手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整整50分钟，他们跟随在总书记身边汇报、交谈、聆听。近在咫尺，此生未曾感受到如此巨大鼓舞的气场。

总书记兴致勃勃地进入产品展示厅参观，边走边看，边听边交谈，直观地了解到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智慧城市产品、全球视频物联网等方面的成果与布局，总书记对他们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点头表示赞许。

在公司研究院，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见到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高大身影，一下子围拢到总书记身边。这个技术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8岁，却已从事技术前沿未来的研究。总书记听了显得非常高兴，他对年轻科技人员说：“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我很欣慰”。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浦世亮，这位法国鲁昂大学、浙江大学双料博士显得尤其兴奋，他以较快的频率向总书记汇报海康威视三项核心领先技术在国际技术发展潮流中的地位、作用和研发攻关等情况，总书记很感兴趣。后来我对浦世亮进行采访时，他向我透露说，汇报的内容虽然熟门熟路，但当时担心汇报不好确实比较紧张，当看到总书记那么和蔼可亲，听得那么顺畅在行，自己的心情才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总书记即席有感而发，重点讲到人才：“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只要用好人才，充分发挥创新优势，我们国家的发展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语气平缓而坚定。话音刚落，激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些年轻人极其兴奋，此时也许在他们心中竖起了一支新的人生精神标杆。

总书记关心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是他多年的牵挂。在浙江工作时他就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八八战略”中把创新驱动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这次来浙江之前，省里上报了3家考察的待选企业，总书记选中了上市公司海康威视这一家。

毫无疑问，海康威视运用证券市场功能，在上市公司这个平台上创新发展取得成功。2014年海康威视在浙江高科技企业中排名第一，它已成长为中国安防行业的龙头。据国际知名调研机构IMS 2014年报告显示，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行业排名全球第一。

最近几年，在总书记的鼓励下，省委、省政府继续引导、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来促进创新发展。不同产业间撞击、融合产生巨大效应，并购、创新热点此起彼伏，如同钱江浪潮般滚滚而来，给我省经济带来新的动能与机会，也为证券市场创造价值。对此，我在拙著《钱江东去2——浙江上市公司发生了什么》中做了详尽的记录。

1994年第一次的不期而遇，使我与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工作联系，目睹了历届省委、省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伟大实践。我在2011年退下来之后被聘任为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在证监会、证监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仍然从事上市公司发展与规范自律的服务工作，从人生经历来说，这肯定是最后一份工作。所以我说自己接触金融工作，起于此，终于此，既是巧合，也是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