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年金融工作会议的总结和思考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统一了大家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掀起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经济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当时出现了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等金融秩序混乱问题。1996年，浙江兰溪三家非法金融机构出现的挤兑风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1994年至1998年的全省金融工作会议详细记载、集中反映了这段经济金融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金融主管部门对于当时浙江经济金融形势、存在问题的分析判断和采取的应对之策。回望历史，五次金融盛会密切了金融部门与地方党政的联系，统一了各方对于金融宏观调控的认识，发挥了金融整体功能，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浙江金融发展的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当今中国经济又一次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回顾、梳理、总结、思考五年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对于今天浙江金融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业兴则金融兴，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一点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1996年，李泽民书记就曾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说，“金融工作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没有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金融事业的发展。”柴松岳省长也多次在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始终坚持金融服务经济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浙江有宝贵的经验，如人民银行牵头各家商业银行建立了主办银行制度，截至1997年末，有254家企业与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贷款余额达90亿元，有力保障了我省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企业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浙江也有深刻的教训，2011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就最为典型，其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和民间资本的脱实向虚。近几年，中央特别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这一条今后要反复地讲、不断强调，一点也不能懈怠。

第二，要处理好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地方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免不了与金融部门打交道，地方政府与金融部门的关系怎么摆，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一个地方的经济金融发展关系重大。1994年，时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柴松岳曾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把地方政府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讲得特别透彻。他说：“多年的实践证明，银行的工作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必须依靠银行的支持。金融部门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急地方所急，想地方所想，大力筹措资金，努力优化信贷结构，搞活金融，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认识金融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要体谅、理解、支持金融部门的工作，为金融部门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客观讲，浙江金融部门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好，主要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金融工作的关心、重视、理解和支持，不是一味地压贷款，而是从全局出发，平衡宏观调控与发展地方经济的关系，有时候还主动为金融部门讲话。1995年柴松岳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谈到企业转制工作时，就曾说：“银行的钱是国家的钱，人民的钱，是不允许发生流失的，各地企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各级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要处理好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个地区的信贷投放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信贷投放不足，无力支撑经济发展，但反过来，信贷投放过多、过快，也未必是好事，如果区域杠杆率（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过高，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就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一个公式，一个地区的信贷增长率应大致等于地区经济增长率、物价指数与货币流通速度（基本稳定在3%～5%的区间）之和，如果太快就容易出问题。从浙江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浙江信贷增长基本与这个公式相符，信贷投放有力支持了浙江经济高速发展，而区域杠杆率则维持在合理水平（0.9左右），浙江也一跃成为全国金融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进入新世纪，得益于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以及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各大银行总行都对浙江进行资金规模和政策倾斜，导致信贷总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形成“资金洼地”。浙江杠杆率也一路攀升，到2012年已达1.71，远高于同期江苏（1.06）、广东（1.18）等沿海发达省份。然而浙江过量的信贷投放并没有完全流入实体经济，有的流入房地产部门、有的流入虚拟经济、有的则流往省外。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下行，浙江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暴露，从2012年开始，浙江不良贷款已经连续四年“双升”，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第四，要发挥好金融整体功能。金融是一个系统，金融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系统合力的发挥。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各项法律制度不健全，宏观调控也尚在摸索之中，经济大起大落、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比较严重，金融部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更需要金融系统的全体人员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发挥好金融整体功能，五年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以后，我国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微观监管做得不好，单个机构的风险频发，因此需要通过分业监管来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建立十余年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给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重大挑战。”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统一、货币政策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相统一、金融基础设施与统计系统相统一的监管体系加以应对。从根本上讲，仍是强调发挥金融的整体功能，但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未来金融整体功能的发挥要建立在有效微观监管的基础之上。

五年的金融盛会是全省各级政府与金融部门同心同德、通力合作，发挥金融整体功能，引领浙江金融二十年辉煌发展的集中体现和真实写照，其影响与意义深远、无法磨灭。“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相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金融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浙江金融一定能够“再谋新篇”“勇立潮头”。

作者简介：

谢庆健，中共党员。1944年生，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金融学会会长，江苏省金融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现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特聘高级研究员，出版过《金融热点问题》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