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家村的童年往事

1939年，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杜家村。巨大的香榧树枝叶葳蕤，零星的灯火在山沟里有节奏地晃动，似乎在欢庆夏日夜晚难得的清凉。村子里，不少人已经入睡，偶尔会有犬吠和婴儿啼哭的声音。在一幢老房子门前的空地上，这一年12岁的宣本荣正和一个同龄的女孩聊着最近的烦恼：他考上了30里外的高级小学，虽然家里有地有劳动力，在村子里算大户人家，但高小的学费依然令他望而却步，只能选择在家务农。女孩家境不好，也没读过什么书，自然不是很理解男孩的苦恼，但在村子里有一个愿意向自己倾诉烦恼的好朋友，已经让她很开心了。对于从小没有母亲，衣服破破烂烂甚至连鞋都没有的她来说，同龄人总是离她很远。

女孩告诉宣本荣：自己有个哥哥在诸暨的简易师范学校念书，那里不要学费，伙食也是国家提供，毕业了以后直接当小学老师。每个县都有一个简易师范，有机会可以去试一试。

村子里的日子如白开水一般没滋没味，除了种植番薯、玉米和茶叶，宣本荣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在他看来，当农民太累，没有前途，十几岁就能看到自己几十岁的样子。读书可以离开乡村，到外面去，毕业后可以教书、可以当兵。每年寒暑假是他最期盼的时候，因为村子里出去读书的人都放假了，自己可以跟着他们学一些知识。

对于女孩来说，这些人放不放假与她并没有太多关系。她和宣本荣的关系引起了很多流言蜚语。有一段时间她也担心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毕竟得这一个好朋友不容易。但似乎两人有一种默契，这种老旧社会的舆论，并没有给他们之间的友谊带来一丝裂痕，反而增进了两人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他们说不出道不明，似友谊却又带着一些甜味。

直到一天，女孩从80里外的简易师范探望哥哥回来后，村里的闲话又升级了。当从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经过时，女孩不经意间听到屋里传来一阵轻蔑的言语：“她已经不是黄花大闺女了。”女孩不明白的是，宣本荣去学校旁听，自己去看哥哥，因为路途遥远，两人结伴而行，途中只不过在朋友家借宿了一宿，为何回到村里后会遭到这样的冷言冷语。显然，相比于事实，村里人更相信她犯了禁忌，一个女孩与男孩走得这么近，两人没有发生什么才是奇怪。当偏见遇到流言，人们心中的道德标尺毫不犹豫地打向了女孩。之后，她的爸爸开始给女孩相亲，她与宣本荣的关系也日渐疏远。

1946年，女孩在简易师范的哥哥从青年军退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本来想着响应国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能够上前线杀敌，但军训还未结束，两颗原子弹就结束了战争。宣本荣这一年已经19岁，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靠着旁听和自学，他在村子里度过了7年时间。这一年，他决定再去考一次师范，并且联系上了女孩的哥哥。他考上了，但开心劲儿还没过去，就被泼了一盆冷水：读师范需要小学毕业证，但只有高小才发毕业证。女孩的哥哥觉得有点可惜，就替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从一个叫宣本生的亲戚那儿借来小学毕业证，毕业证上最后一个字“生”模糊不清，就被改成了“荣”字。靠着这个取巧的方式，宣本荣顺利进入师范。没想到，这张假证没多久就被发现。两天后，他提着自己的铺盖站在学校门口，大门在他眼前被狠狠关上，断了他读书的念头。回到村子不久，他托关系联系到了在上海的远房亲戚，经人介绍在江苏海州（现连云港）谋了一份职位，随后离开了村子。

1947年年底，淮海战役前夕，陇海铁路已经被拆，宣本荣只能坐船前往位于江苏海州的公司。这是一家磷矿公司，属于国民政府管控，由私人经营。当时公司有个电台，与青岛、台湾、南京都有电报来往。与台湾联系是为了汇报生产情况，因为矿开出后都运至台湾。而与青岛联系则是因为有些货需要从青岛走。

初到之时，宣本荣主要在办公室做寄信等杂活，还需要照顾公司协理的生活起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学会了操作电报机，承担起了发送电报的活。虽然这个工作一开始不容易上手，但熟练了以后也不费事，空出来的时间里，他又开始琢磨着怎么学习，最终在领导的帮助下，成了公司的“练习生”。其间，宣本荣学习了语文和英语。但好景不长，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打响，每晚都能听到轰隆的枪炮声。由于当时公司内部并没有共产党员活动，宣本荣只知道两派人在打仗，至于为什么打仗，他一概不知。不久以后，海州国民党撤退，公司也关闭，宣本荣拿着剩余的工钱，又回到了老家。

女孩在宣本荣走后，加入了当地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任务就是在各党组织间送信。十万青年十万军期间，共产党南部所有人员都转入地下或者解散，女孩也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8年年底，当宣本荣回到村子后，女孩上师范的哥哥联系到他，推荐他加入当地一支共产党麾下的武装自卫队——金萧支队。因为有拍送电报的经验，他被分配到报社工作。而一直在寻找组织消息的女孩，也随他一起加入了这支部队，并被分配到后勤处。因为这两个部门分属两地，当年的通信也不便利，两人便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