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兴的实质及表现

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迅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从实质上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在社会转型、原有价值中心坍塌、现代化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和困惑的环境下，试图重新确立新的文化价值观、重建理性的文化秩序、重新建构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一种愿望与构想。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的种种表现，无不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促使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开始反思以往对待自身传统文化时的决绝和偏颇，对比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危机，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认为其中有价值的资源，经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整合和创化，不仅能成为今日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对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也能够起到补偏治弊的作用。

那些本来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肯有加的学者如庞朴、陈来、张岱年、李慎之等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包括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张汝伦、秋风、张颐武、盛洪等在内的学者，进入90年代后思想上也有了或多或少的“文化保守”的因子。陈来非常看重儒家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调节作用，认为其复兴为期不远：“注意西方国家在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如过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个人的孤独和忧惧，可以认为，一旦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儒家传统的再发展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浮面的反传统思潮将会消失，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植根于深厚民族传统的文化复兴。”张岱年辩证地提出了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主张，并针对80年代“文化热”中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相继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等论文，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全盘西化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了新的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必须选择肯定下来；而西方的文化成就，更须虚心学习，迎头赶上。”此后，方克立从文化价值的取向和新文化建设的高度把“综合创新”的理论观念进一步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提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都是立足于中国今天的现实，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继承、选择的目的和标准，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用、有利的就继承，无用、有害的就不继承。”被认为是“后学”代表的张颐武等人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也有着“文化保守”的思想倾向，虽然可能有所偏激，但其因西方文化的进逼而产生的对本土文化的焦虑以及对重建价值中心的渴望，可以说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如出一辙。面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他们担心自身的民族身份和本土性文化会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因而提出“中华性”的概念，并概括其要点为：第一，它不再像现代性那样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而是以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与发展的多样性；第二，以突出中华性的方式为人类服务；第三，中华性将最后达到中华文化圈的产生，中国在这个文化圈中可望成为中心。此外，李泽厚、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的说法；王元化、张汝伦等对五四激进反传统思想和单线“进化论”观念进行反思与批评，对严复、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等学者思想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意味着90年代以来，知识界关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方式以及着眼点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上述学者的积极倡导下，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寻根性回归，一时成为主潮。这一时期，“东方危机”、“本土文化”、“文化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国问题”、“中国经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言说成为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在学界，研究或倡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杂志接连出现，相关的论文、论著也逐渐增多，“关于学术本土化的讨论，对一百多年来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性’逐步失落的忧思，对‘五四’文化进路的质疑，对20世纪激进思潮的抨击，对‘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等文化守成派价值的重估也成为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在民间，从“百家讲坛”节目的空前火爆到传统文化书籍“签售”现场的人潮汹涌，从孔子标准像的发布到孟母学堂的创办；从海外各大学竞开孔子学院，以至提出在基础教育中加入“读经”内容……不一而足；在主流思想界，由著名学者许嘉璐、杨振宁、季羡林、任继愈和王蒙等牵头发起、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式上隆重发布，力倡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些现象，既昭示了中华文明再度崛起和复兴的态势，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就像王泽龙在接受访谈时所说的，“现今国学热的背景，已经不是反对新学，而是在社会制度的转轨期，我们所遇到的文化观念体系、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些问题，如何实现物质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国学的大语境。五四时期是要促成现代性的生成，而如今是要协调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这种以传统文化认同为标志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以及针对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而进行的文化价值观重建的努力，引起了许多人，包括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的赞同和追随。一位学者这样表述其走近儒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心路历程：“我必须承认港台新儒学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它引导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者尝试从正面走近传统，走近儒学，启发我研究自身的文化当取‘内在视角’，即视此文化为生长中的生命。而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我们本来就负有去更新丰富此生命形态之责任与义务。也正是在对此传统文化与民族生命之关系的体认中，我意识到，儒学并不是某种描述客观世界的知识，或者规定某种基本价值的宗教（当然，它并不排斥此二者），而是一种因应生活问题，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理解它，不仅需要‘脑’的认知，也需要‘心’的感悟以及‘情’的认同（Commitment）。”而另一位成功的白领女士走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心路历程则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80年代当我们在大学里时，曾经总想抛弃自己的黄色文明，是激进反传统的信奉者。90年代在我们的青春时期，见证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原本以为毫无希望的中国此刻是如此的充满生机，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富裕却凸显出我们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匮乏。……

为什么中国人的兴趣爱好如此匮乏，如此浅薄？即使有了经济上的富裕，我们也只是文化上的贫民。我们也许有知识，但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根。……当我接触了中医与儒家，那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境界与神秘、精奥吸引了我。中医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小支流。可以想象如果那么多支流汇集在一起，它的干流将是多么的壮观。由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与西方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完全移植并认同西方文化，那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我们只有好好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实。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痛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文革”“破四旧”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士绅阶层都消灭了，我们如何才能找回这失传的火种呢？特别紧迫的是，许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都上了年纪，随着他们的逐渐老去，也许我们的文化就真的失传了。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

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涌动，实际是对文化价值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流失状况的一种纠偏，是社会转型期重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尝试和普遍心绪的反映。加之这一时期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强势入侵，更加深了人们对本土文化处境的不安和担忧，从而认为在经历近现代百年实力救亡后还必须从文化角度对本土文化进行一次文化的“后救亡”，以新的姿态面对新的挑战。与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和主动出击不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其核心要旨在于“守”：为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强调守住自身的文化传统；面对西方现代性模式带来的弊端和造成的种种问题，主张弘扬人文价值，守住精神家园；针对有人认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观念才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现代性不能充分展开的看法，提出传统文化并非和现代性格格不入，只要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看到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窘状，自豪地宣称唯中华文明方可拯救世界。所以，与20世纪80年代不可遏止的“现代性冲动”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叙事”不同，90年代更多的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质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皈依。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这些反思和质疑都是极为难得的和极有价值的，认同和守护传统文化也未可厚非，但不能不警醒的是：“守”既可能“守”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也可能“守”出文化自恋主义、文化改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乃至文化霸权主义。比如，这一时期，“在重新评价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甚至有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标榜反思启蒙运动主要遗产，对人类共同价值如具有普遍性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理念和制度，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这就非常可怕了，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误入“反历史进步理性”的泥淖。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固然是需要的，但不能走向极端，西方文化虽然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它却是具有先进性及合理因素的文化，其中那些普遍性的价值和理念，我们要主动学习和汲取，这样才能促进国家民族的富强，也只有国富民强了，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要深知，“守”并非一味地固守或墨守，只有把“守成”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敢于在价值观念体系方面进行勇敢地更新和创造，才能真正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完成文化价值重建的光荣使命。关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化学者殷海光就已经借助F·詹尼克有关“文化再组合运动的两种方式”的论说，对“具有保守趋向的领导分子”仅仅满足于对文化进行“保守性的再组合”，而缺乏对原有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进行创新提出了批评和警示，这对于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无疑也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