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记得早年在阅读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时，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越是现代社会，则越会出现反现代化的思潮，产生文化守成主义（又称文化保守主义）？读艾恺的著作，似乎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但又似乎没能完全弄懂其中的根本道理。在艾恺看来，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化追求，尽管为人类开启了一个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新的发展历程，但作为一种思潮，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古典意义的悲剧，因为它的进展总是以不断毁灭对人类仍然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让人失去对历史、传统的记忆。在滚滚的现代化浪潮面前，人们一方面兴奋不已，毕竟现代化极大地满足了人的世俗欲望；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内心深处却又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尤其是那些逝去的文明，总是让人感到深深的忧伤。艾恺从辩证的角度，特别是从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角度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中发现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一体两面及其紧张关系，同时又从思想史维度对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进行了实证性的批判与分析。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启蒙与启蒙的批判，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批判，两种思潮相互交织，相生相伴，其冲突也会持续下去。在艾恺看来，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归根结底还在于人性。他说：“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者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近两百年来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各种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表象。”显然，在他的眼中，守成主义的本质乃是人性深处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

当然，从人性的角度来探究文化守成主义的根源，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探究方式，毕竟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非白即黑，非善即恶。人性是一条悠长的河，弯弯曲曲不仅仅只是因单纯的地理环境所致，同时也更是河水因势而变的规律所致。但是，真正的问题则是：要从人性的根源上去探究文化守成主义生成的内因。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获取人性的证明，特别是人性复杂性的证明？应该说，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艾恺在他的著作里，尽可能地结合历史发展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这一事实来做全面的探究，但似乎也没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我给博士生上课时讲到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着重讲了现代文化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守成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我看来，文化上的守成主义（保守主义）并非是落后、退步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激进主义相对应的思潮，也就是说文化守成主义（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而是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与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和渐进式的变革，主旨是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尽可能地避免过度猛烈的震荡，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历史的持续进步，如同刘军宁所说，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和原则是：谋求超越性的道德秩序建构，坚持社会发展连续性的原则，主张审慎的原则和倡导多样性的原则等，以实现从不断量变而达到质变。因此，以文化守成主义的理念来看待现代文学的生成，就不难发现，晚清以降，在鼓吹“学习西方”而不断地倡导“欲新”（如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必欲新一国之小说”）之说中，一股谋求激进变革的思潮占据了文化界和文学界，而在这当中，与之相对应的守成主义思潮也在不断地聚集力量，与激进主义文学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不说民国之初的林纾与蔡元培就新文学发生的不同意见，就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学衡派”的文学主张而言，以往都将其归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落后、保守、反动的文学思潮，几乎是一棍子将其打死，全盘否定它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文学现代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其实，就文化理念而言，恰恰就是这群被称为文化守成主义者，为五四激进的文化、文学主张提供了一面难得的参照系。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并非清朝的遗老遗少，目光短浅、抱残守阙、故步自封，而是留学海外，谙熟中西文化，对传统与现代都有着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之人，他们为中国文化、文学如何现代化提出了诸多的真知灼见。斥责他们是落后、反动的势力，是完全不对的，也是不公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们看到了历史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的破坏，尤其是对支撑一个民族精神系统和价值与意义世界的文化传统的破坏，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主张以固化民族文化本位的原则来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1935年1月，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共同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一文，也是沿着这种理路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守成主义价值取向。他们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方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他们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注重每一民族、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与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权利自主地选择接受，或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激励国家与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无疑，从该《宣言》来看，其文化守成主义思想是十分鲜明的，其特点并非以往被指责为反动、落后、保守的势力代表，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文化策略，一种新的人文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文化守成主义从中心走向了边缘，不占据时代的主流位置，但在新时期重启改革开放战略之后，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浪潮，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则又开始悄悄地复兴。仅以文学为例，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个创作高潮之后，从“寻根文学”开始，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倾向最先得以表现，阿城的“三王”（《树王》《棋王》《孩子王》）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张炜的小说、张承志的小说等等，都传达了文化守成主义的思想情感，表现了文学对重启的现代化进程走向的一种深沉的忧思。我在上课时对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与文学关系的梳理，给研究生们大致地勾勒了其演化和发展的轮廓，主要的目的还是给他们打造一个学术研究平台，让他们能够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作一些学术性的奠基。

旭东是2008年入校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十分勤奋，每次上课都是带着自己的思考和问题来的。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的确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还涉及学术训练素养和学术研究的功底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涉及的内容真正的只有100年，与古代文学来说，在时间上是极其不对称的，而且在今后的文学史中，百年历史不过是一个章节而已，况且该学科的研究者如此之多，要真正选好一个题目来做博士学位论文，还真是要花一番功夫。听了我的课之后，旭东与我商量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他说他对文化守成主义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选题比较感兴趣，并向我陈述了他的理由，我听了他的研究设想，觉得他对这一选题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我很高兴，同时也是因为前一届的博士研究生已经选了自由主义与现当代文学的题目，按照我的设想，自然是希望旭东这一届来做文化守成主义与现当代文学的题目，这样也好形成一个研究序列，形成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特点。

旭东是一个有毅力、有韧劲、有理念的人，一旦认定目标，他就会排除万难而坚定、执着地大步朝前走。他的这个特点，我非常欣赏，对他的选题和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其学位论文的写作，我是很有信心的，也为他尽力提供帮助。在开题中，研究所的各位老师对他的这个选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一一整理、归纳，并加以吸收，一稿出来后，我看了他的论证，总体符合开题的论述设计，逻辑性强，文本分析细腻，行文流畅，在经过二稿、三稿的修订之后，定稿提交外审，双向匿名进行评审。反馈的评审意见很好，专家们都对他的选题、分析、阐释和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答辩时，他也很好地回答了评委的提问，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他的学位论文。

毕业后，旭东回到了他原先工作的单位，在执教的同时，继续他的这一选题的研究，并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研究”为题，申报了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获得了立项批准。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他继续沿着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对当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与当代小说创作所作的全面、系统、深入思考的结晶。我认为，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所得出的相关结论具有充分的逻辑说服力，如同他在书中所宣称的那样，他的这种深化研究是为了分析、探讨和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做法是，以‘新人文理想的重建’为核心立论基点，力图探讨和研究，面对中西文化的双重困境和危机，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何因传统生命理想的失落而产生文化守成倾向？其必然性和历史、时代的背景如何？其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有着怎样的主题指向和价值追求？其在艺术营构方面的突出特点怎样？其时代的价值意义以及局限和偏颇各有哪些？……一系列问题”。应该说，他的这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书稿即将付梓之前，旭东来信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欣然接受，于是写下以上一些感想，一是向他的新书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二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再对这一选题进行更为开阔的、更为全面的、更为系统的研究，形成自己对这一选题研究的系列成果，为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黄健

二〇一七年初夏于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