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社会是靠什么维系的？

关于社会是靠什么维系的，也即，社会整合、社会团结，或者说，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自近代以来，大体上存在三类观点，一类认为从根本上靠强制，一类认为从根本上源于分工而来的协作和在特定机制下的自由竞争，一类则认为必须基于某种基本共识或共同道德。有些学者，要么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要么企图综合这些观点。

自从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以来，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们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体之关系的思考即开始脱离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认为从人的内在本性可以自然地引申出社会共同体、也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和体现人的本性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等自然法思想家，再到近代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在关涉到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同体问题的思索中，尽管每个思想家各自的价值取向互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然本性既没有趋社会性，也无须在社会中来实现，而社会共同体也无法从个人的内在本质中自然地引出，而只有通过约束、克服个体的自然本性来维持。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体，是彼此对立的两极，而不是互为前提的双方。换言之，那些思想者们从根本上把人看作是就其自然本性而言彼此孤立的纯粹个体性存在，把人“自然”的行为过程理解为无须通过“社会”的个体单独行为过程，而社会则完全是从外部强加于上的“他者”。在此种思维模式下，社会共同体的维系，从根本上讲只能依赖于统治者或者国家的强制。尽管这种强制通常在“理性人”之间的“理性契约”之下来实施，但是，无论是“契约下强制”还是“强制下的契约”，根本都在强制。

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许多人看来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现象，是作为社会分化之实际表现的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导致人与人之间异质性的上升，进而导致人和人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加，这种相互依赖促使人们彼此协作和通过特定的机制彼此竞争，同时也形成了各种协作和竞争的机制，市场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于是，在不少人看来，社会的整合，主要源于这种由分工而导致的、通过各种协作和竞争机制特别是市场机制而展开和实现的竞争和协作。在社会学家中，斯宾塞可谓这种观点的代表。

在孔德看来，分工、国家的干预调节，都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对于现代社会的维系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最终的意义上，真正的社会凝聚、社会团结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心灵的或精神的契合。这种观点在涂尔干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涂尔干承认强制的作用，但是，他又指出，强制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实施强制者和接受强制者对于强制之合法性的共同认可，否则，社会就完全陷于暴力宰制之中；涂尔干也肯定分工之于现代社会整合的作用，甚至承认，分工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社会中“集体意识”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又指出，分工所推动的合作与竞争以及与此联系的契约精神等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如对于合作与竞争之规则的共同尊重，对于源于社会的契约约束力的共同认可，乃至对于通过自由竞争、协作而不是通过暴力掠夺的方式来争取各自利益的一致默会，等等。因此，涂尔干认为，作为人类集体共同生活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从根本上讲系赖于作为一个社会中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体现为各种引导并约束着个体行为的规范的潜在的秩序架构，这种秩序架构作为一种道德事实形成了特定社会人们的集体意识，构成他们的集体表象。如果缺乏这种集体意识，或者集体意识在社会成员的心灵上“缺席”，那么，社会，或者说社会团结必然出现问题，这，无论对于前现代社会，还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都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由此，涂尔干不仅批判了斯宾塞等功利主义者，也在继承孔德思想的同时批评了孔德以及同时代的滕尼斯的观点，因为，尽管他们对现代社会（孔德的“工业社会”，滕尼斯的“Gesellschaft”）所取的价值立场彼此不同，但都认为现代社会建立在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即都认为在因分化而大大加强了个体、部分的离心倾向的现代社会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才能存在或勉强维系。而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统一性并不是借助于强力就能取得的，能够使社会产生统一性特征的只能是各个部分之间自发的共意状态，这种内在的团结不仅像社会上层核心（如国家）那样必不可少，而且是后者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涂尔干指出：“任何能够在整体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活动形式，要想不陷入混乱无序的形态，就不能脱离所有明确的道德规定。一旦这种力量松懈下来，就无法将其自身引向正常的发展，因为它不能指出究竟在哪里应该适可而止。竞争的冲突爆发出来，构成了面对面的碰撞，所有力量都试图侵入对方的领地，或者将其打翻在地，斩草除根。当然，在与弱者的对抗中，强者会占上风，使弱者屈从于他的意志。然而，这种屈从不过是一种事实的状况而已，并没有受到任何道德的承认。人们只能在权力的威迫下逆来顺受，直到他们迫切渴望复仇的那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和平条约总归是临时性的，协议的形式不能安抚人们的心灵。正因如此，经济结构中的不同派别之间才会频繁发生冲突。倘若我们把这种混乱无序的竞争当作我们所趋附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就会把疾病与健康混为一谈。”“每个社会都是道德社会。……有人总喜欢把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和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对立起来看，认为前者是一种道德特征，而后者只是一种经济群体，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现代社会里，这种道德还没有发展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

涂尔干与斯宾塞的分歧，日后到了洛克伍德那里，被概括综合为两种社会性整合（societal integration）的形式，即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和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前者是一种基于道德共识的整合，后者是一种基于功能倚赖的整合。而实际上，关于整合的这种思想，在亚当·斯密那里已经露出端倪，斯密既写下了强调市场作用的《国富论》，也写下了突出道德功能的《道德情操论》。

而涂尔干与强调强制在社会维系中之作用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则在日后体现为突出共识的结构功能论者，尤其是帕森斯，和强调强制的社会冲突论者，如达伦多之间的分歧。前者从1937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开始，便一直肯定社会共同价值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共同价值可以转化为人们行为的目的和规范，行动者自觉遵循着众目的和规范是社会系统和谐运行的条件。而后者则认为，社会共识只是假象，强制才是本质，正是强制维持了社会暂时的稳定（参见下一题）。实际上，如上所述，涂尔干并不否认强制在社会维系中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强制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实施强制者和接受强制者对于强制之合法性的共同认可。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帕累托在其精英理论中继承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所说的，任何社会总是建基于一小撮精英借助于狡诈与暴力而实现的对多数人的统治，所谓正当的统治，无非就是少数精英成功地让多数人相信自己的统治是正当的，是天经地义。当然，我们更会联想到列宁所说的：“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职能”就是暴力强制，“牧师的职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也即以一种掩盖社会现实真相的虚假共同意识来诱使被统治者接受统治。而就其强调统治阶级之统治的维系需要意识形态的作用，需要牧师的职能而言，则不言而喻，作为冲突理论之渊源的马克思虽然肯定强制是一切阶级社会中社会维系的本质，但并不否认——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社会共识对于维系社会的作用的，哪怕这种共识是对真实现实的扭曲和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