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已有研究回顾

宏观层面，熊彼特（Schumpeter）（1911）开创性地围绕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展开讨论，他认为一个功能健全的金融系统能够通过支持企业家促进技术创新，金融系统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体现在四方面：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对创业企业家进行评估；金融体系能够为投资项目筹集所需资金；金融体系能够帮助投资者分散化投资降低技术创新活动失败风险；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价格发现功能揭示技术创新活动潜在收益。德·拉·富恩特（De la Fuente）和马林（Marin）（1996）、布莱克本（Blackburn）和黄（Hung）（1998）等人对其进行拓展，提出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使创新活动难以获得充足的外部资金，金融自由化解除了信贷约束，有利于技术创新。本斯温格（Bencivenga）和斯密（Smith）（1995）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研究表明，当金融市场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时，经济系统倾向于选择发展短期创新技术，而当金融市场效率增进后，经济系统才会倾向于选择发展长周期创新技术。圣保罗（Saint-Paul）（1992）指出，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利用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从而为更适于社会化生产以及高度专业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金（King）和莱文（Levine）（1993）认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对技术风险跨期分散，促使技术进步的实现。德·拉·富恩特和马林（1996）从企业监控成本的角度揭示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莱文（1997）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对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塔德塞（2000）、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等（2007）等人利用数据对金融发展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经验考察，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海恩斯（Haynes）等（1999）基于电话访谈数据研究发现，大银行倾向于向规模较大、存续时间较长以及财务风险更低的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而中小银行则更可能向规模相对较小、成立时间短、财务风险较高的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塔德塞（Tadesse）（2000）将金融体系区分为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对36个国家1980—1995年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两种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而当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的作用更大。克鲁格曼（Kortum）和勒纳（Lerner）（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1美元风险资本对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是1美元研发投入产出的3倍。昆德兰（Quindlen）（2000）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家在对风险企业进行筛选方面与普通投资不同，风险投资家更加注重风险企业技术独占性和人员品质，同时，风险投资家在对风险企业进行监管以及提供价值增值服务方面具有独特作用。特弗瓦（Tykvova）（2000）基于德国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专利发明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风险资本是德国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伯杰（Berger）等（2004）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小银行在金融市场所占份额越大，中小科技企业获得融资额度越大。康什宁（Keuschning）（2004）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有力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和研发活动效率。林（Rin）等（2006）对欧洲国家创业风险投资对于科技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进行考察发现，创立专门针对创业企业的股票市场，能够有效激励创业机构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马克西莫维奇等（2007）认为融资方式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基于47个发展中国家企业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外源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资银行提供的融资较内资银行提供的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大促进效应，外源融资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不明显。奥塔纳瑟夫（Atanassov）等（2007）对1974—2000年美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依靠债券和股票市场为技术创新融资的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而银行存款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不具有显著影响。他认为，银行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监督以及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是导致上述研究结果的主要原因。本弗拉泰洛（Benfratello）等（2008）基于意大利企业对一国银行发展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展开经验考察，研究发现，对于依赖外部融资的中小科技企业而言，银行业的发展将会降低企业对投资现金流的敏感度，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帕里斯（Parris）和德米雷尔（Demirel）（2010）以239家英国新能源企业数据为样本，对企业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支持相关性进行考察，发现由于新能源企业技术处于萌芽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资本介入对于该类企业发展的支持相对有限。

国内有关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研究侧重于实证研究，但经验分析结果存在差异。王新红（2007）的研究发现，在银行存贷差逐年增加的背景下，银行对科技创新信贷总额并未明显增加，说明商业银行并未成为中国科技金融的核心力量。刘凤朝、沈能（2007）采用Geweke分解和协整分析方法展开研究，发现金融规模与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刘降斌等（2008）利用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内陆科技圈相关数据对科技创新与金融支持长短期关系进行考察，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对中小科技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具有长期支持效应，但短期支持效应存在明显地域差异。王雷、党兴华（2008）对中国风险投资的支持效应进行研究后发现，风险投资额对研发产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李颖等（2009）对金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相关性进行理论阐释，并利用微观数据，对金融发展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考察。段世德和徐璇（2011）将科技金融看作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力量，系统阐述了将同质金融资源与异质科技创新相结合，以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方向、方法，并突出强调了其中科技金融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立足高新技术产业，赵稚薇（2012）将科技金融按资金来源划分为三类，即政策性科技投入、市场性科技贷款与创业风险投资，并采用数据包络法对其创新支持效果进行了实证考察，并得出以下结论：政策性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率显著为正，金融科技贷款对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但并不显著，创业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则表现为强烈的抑制作用。借助相似思路，崔艳娟和赵霞（2013）将科技金融替代指标简化为政策性资助与市场性贷款两类，在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对其科技支持效率予以检验，印证了“政策性科技金融有助于技术创新，金融性贷款波动不利于科技发展”的论断，为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善升级提供了思路。俞立平（201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与科技创新协调性有待提高，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支持需要时间积淀。吴勇民（2014）利用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关联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二者属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演化模式，金融发展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机制尚未建立。翟华云、方芳（2014）对科技金融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关系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科技金融水平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成长性的关系，即地区科技金融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和瑞亚、张玉喜（2014）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科技金融对于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证券市场筹资和中长期信贷对地区科技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冲击效应时效方面，证券市场筹资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阶段作用较为明显，而中长期信贷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研发阶段。李毅光、毛道维、倪文新（2016）从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入手对政府介入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运行模式展开分析，明确了中国政府主导型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分级等，提出促进部门间信息交流、构建平台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等对策建议。束军意（2016）分析了众筹模式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运行中应用的可能性，对众筹模式下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业务处理流程以及价值创造过程进行了讨论。

总体而言，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支持，金融系统在资金配置、风险分散等方面的功能实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创新资源投入可持续性以及创新活动的有效性。尽管已有文献围绕金融总量水平、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既有研究仍待商榷：其一，在以往研究中，金融与企业创新活动往往被作为独立变量，对二者内生关系相对忽视；其二，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活动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宏观层面的研究不足以阐明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得结论的普适性存在疑问；其三，已有研究多在经济学范式下对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发展及技术创新活动关系进行分析，管理学视角下的考量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