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体育健康促进行为的基础理论

体育锻炼被广泛证实为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它在促进人体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健康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见表1-4）。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也证实规律性体育锻炼可以带来众多健康收益。同时，大家已熟知，久坐不动或体育锻炼不足已成为引发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尽管人们对体育锻炼之于公共健康重要性的科学和学术理解越来越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宏观政策认识和环境的改变仍需加强。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高收益/低投入的健康行为，需要“组合拳”去深入推进。

表1-4 体育锻炼的健康收益——主要研究发现

注：参考自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2008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体育健康促进研究领域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存在众多母学科，如心理学、体育学、行为科学、流行病学等等。上述母学科的基础理论或模型均已应用于体育健康促进领域或行为的研究，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基础理论有健康信念模型、自我效能理论、合理行为/计划行为理论、阶段变化模型和社会生态模型等。但遗憾的是，体育锻炼作为一种比吸烟、乳腺癌筛查等单一行动更为复杂的行为，不同于饮酒、使用药物等的戒除行为，它是一种接纳行为（adoption behavior）。“阻力最小”或惯性是这种行为所缺乏的，它不是一种必需行为（例如健康饮食），但完成它需要时间保障（相对于刷牙、防晒行为）。体育锻炼进行过程中出现的生理反应，如肌肉酸痛，虽可以适应，但这些生理反应却可能引发压力、饮酒和使用药物等消极行为。是否参与/坚持体育锻炼不是一次性的暂时决定（相对于癌症筛查），并且它必须在安静代谢水平之上才可能完成。上述特点足以说明，体育锻炼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行为。任何忽视体育锻炼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研究尝试或理论都可能缺乏力量。

前期研究结果发现，体育锻炼的相关因素如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种族、体重、气候、吸烟状况、健康状况、态度、主观控制感、自我效能、意图、动机、承诺、主观障碍、相关知识、运动技能、到健身设施的距离、环境美观程度、是否有家庭锻炼设备、公园数量、户外活动时间、配偶社会支持、孩子的个数、性格、神经质（个性特征之一）、体育锻炼的强度和形式、团体凝聚力、团体规范、班级规模、肌肉纤维类型和遗体素质。上述因素可归为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个体相关因素、社会相关因素和环境相关因素等几类，但目前仍没有基于此的降阶模型或有序结构模型产生。

基于已有理论或模型的行为干预研究结果被证实效果有限；而干预和相应行为改变结果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也被证实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目前体育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亟须其中对应的理论进行整体性、方法性和测量性的检验，否则在推进该领域研究时将可能遇到诸多问题。借自母科学的理论虽可解研究的燃眉之急，但却极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导致对体育锻炼行为说明、解释、预测和干预效力的下降。近年来，多层次模型—社会生态模型虽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研究者也因其内涵宽泛缺乏聚焦、作用机制缺乏验证和理论根基不足而备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