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高水准的生命质量为人人所向往，以积极的价值观为先导，以强健的身体为条件。的确，它是良好生活方式的体现。对于任何人来说，良好生活方式的塑造是终生的任务。健康和体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获得机会、知识、技能和资源，消除或减少不良行为方式，建立和增强良好行为方式。而这一切离不开行为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行为问题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根源。“社会生态”模型将行为现象理解为是人与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前者包括人所具有的生物属性、社会经济地位、观念、意识和行为等，后者包括环境条件、社会结构、文化和群体行为等。社会行为的视角特别关注以上两个“活”的方面，分别从人的意识、行为和社会环境变化方面诠释健康现象。行为改变的个人说则强调在个体层面上探索行为发生的动力，涉及观念、意识、态度等。行为改变的环境说侧重行为发生、维持和改变的环境线索和条件。明智的做法是：改变可改变的，优先改变易于改变的以及成本效益高的条件和制约。

行为理论分可为个体理论和群体理论两种。个体理论大多为认知理论。可谓“播种一种观念，收获一种态度；播种一种态度，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胸怀决定布局。个体理论助力于解释和改变个体行为。群体理论助力于解释群体行为，行为改变指向多数人。可谓广种薄收，但总体效益高。

文化是行为的社会“基因”。任何行为现象的发生和终止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和社会情境。目前的行为理论均来自西方世界，将西方的理论引进来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文化适应性修正和创新，因此迫切需要发展本土理论框架，用以指导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相关理论研究。众所周知，目前行为研究的一个制约瓶颈是缺乏有力的研究机制与平台，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我国的许多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事物属性的质的理解方面，缺乏理论的指导。显然，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不会有令人渴望的效果。有些工作虽然应用了理论，但“错误地使用了理论”，也是一场悲剧。如，我国的大部分健康行为研究都是建立在“知—信—行”的模式上。该模式假设，如果人们知道了一个行为对健康有害，就足以改变自己的行为。知道“有害”，就可解决问题，多么美妙的想法！许多基于这个模式假设的干预并没有得到令人渴望的效果，可许多类似的做法还层出不穷，即使针对医学人员的控烟项目仍在使用这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农业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人群行为的中国式塑造模式和西方社会不同。举例来说，在公开场合阻止别人不要吸烟在西方是常见的，但在儒家文明的内敛观念下却是件难事，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独特的社会行为规范并采取合适的方法。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懂得中国。

西方常用的健康行为理论是在21世纪初由本人引入本土。那时，在国内很难看到英文原著。借助当时本人在美国工作的条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思考和消化，使得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记得，那种学习呀！真是如饥似渴！每个词和表达都要反复思考和斟酌。令人可喜的是，这些理论引入后就得到广泛的应用，也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提高了研究水平。应用不限于健康领域，扩散到了管理学、体育等领域。特别是体育领域已开展了很多研究和实践，其中不乏很优秀的著作。司琦副教授的研究为代表之一。她思维敏捷，善于创新，严谨而务实，为一位难得的优秀中年学者。她将健康行为的理论和方法尝试应用于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应用最多的莫过于使用行为分阶段改变理论研究锻炼行为，也有应用心理压力理论来分析体育锻炼效果的。这些努力都值得称颂。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高质量的行为研究首先要有基本的理论的支持，理论不但是指导思想，而且提供研究的框架和思路。这是一本体育行为研究的学术著作，为体育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和操作方法，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也为目前社会所急需。学术专著向读者提供的不应是死的教条及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尤其像体育行为这样的专业，观点和方法不存在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重要的是向读者提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的“脉搏”，让他们去感受、在思考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司琦副教授撰写这一专著的指导思想。

浙江大学 杨廷忠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