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旅外华人社群的团结和冲突

上一章讨论了影响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社会的互动的两种因素，即旅外社群(人民)调动资源的能力及其在这些互动中的动机。就第一个因素而言，因为社会资本和关系都能表现旅外社群(人民)调动资源的能力(Brinkherhoff, 2006)，所以作者对社会资本和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影响旅外社群和母国、客国互动的第二个因素是旅外社群(人民)的动机(Brinkherhoff,2006; Esman,1986a)。华人社群集体行动，主要是出于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群团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与母国、客国社会的互动(Brinkherhoff,2006; Cheung,2004; Esman,2009a,1986a)。对华人社群的研究为华人社群的民族凝聚力及其功能提供了实证。例如，20世纪中期美国的华人社群进行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东南亚华人社群取得的商业成功；20世纪初期旅外华人集体支持中国的反封建革命(Cheung,2004; Esman, 2009a; Lyman,1974; Wang,1991; Wong,1982)。但是社群团结并不是旅外华人社群的独特之处，正如上一章提到的，大多数旅外社群内部都有兄弟情(Cohen,1997; Tajada,2008)。旅外华人社群的团结和凝聚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通常体现在商业成功方面，这不仅有助于旅外华人社群积累经济资本，而且有助于它们所在的客国的经济增长及国际商务的发展。另外，Putnam (1993)和Cheung(2004)等学者认为关系对旅外华人社群和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这也增加了所有华人的社会资本，反映了他们的团结。但是，类似的观点很少出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本书以春节为语境，调查旅外华人社群在参与文化活动和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时是否会表现出社群团结，如果会，又将如何表现。

上一章讨论过，除了实际因素外，旅外社群的团结是基于对“故土”的精神和心理的恋旧情怀(Cohen,1997), Said(1978)称之为“想象的地理或历史”，Anderson(1983)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旅外华人社群来说，这两者都可以说成是“文化中国”(Tu,1994a)——这一短语出自Tu Weiming(杜维明)主编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有关旅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论文集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常青树：身为华人在今天的意义》)。

文化中国可以理解为“象征世界”，这是一个文化空间，“既包含又超越了种族、领土、语言和宗教的界限，这些一般都是判定是不是华人(的属性)”(Tu,1994b)。Tu运用了文化中国的观点，将中国北京、台北、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的文化权威和地缘政治领导去中心化，“探索华人身份作为一种分层的、对抗的话语体现出的变化性”(Tu,1994b)。这种观点反映了所有华人有“共同的祖先和相同的文化背景”(Ang,2001)43，这被看成是建立华人社群集体意识的基础。用Ang(2001)44的话来说，在文化中国里，“一棵有生命力的树随着时间流逝生长变化，新的枝干不断从树干中心伸出并朝不同方向向外生长；反过来，这些枝干又从不可见的、埋在地下，却生机勃勃的树根汲取营养。若没有根，就没有生命，也没有新叶”。Ang(2001)44用这个比喻来强调(文化的)延续比中断更重要，外围只有依赖中心才能存在，而旅外社群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故乡”。Tu(1994b)认为“文化中国”让所谓中心和外围的华人团结起来，并统一了全世界的华人社群。

但这种团结是有限的。在Tu(1994a)3看来，中华文化意识有“民族、区域、语言和伦理宗教界定的原生纽带”。旅外华人社群有着多重身份——“历史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公社的、国家的(地方的)、文化的、种族的和阶级身份”(Wang,1991)207-208。但由于中华传统声称所有华人承自一脉，都是“中华儿女”，这能激发华人的民族自豪感(Tu,1994a)3，也构建了“华人身份”的泛认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起源和文化特性容易被忽略，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都在宣传“华人身份”认同。但是，关于“华人身份”的有些问题会在华人社会包括海外华人社会中引发争论。

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展至那些属于中国但曾被其他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地区，如香港、澳门，那么有关“华人身份”认同的争论会更加明显。根据Tu(1994a)的理论，文化中国的概念与基于领土的主权国家的观念相对，这意味着中国内地以外的独立政治领域内的华人和在外国居住的华人旅居者都属于旅外华人社群。这个观点就考虑到了特定地区的殖民或半殖民情况及那里的社群。对于这些地区的华人来说，“政治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裂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无力感、沮丧和羞耻，让他们在一个日渐疏远和人性淡漠的世界里渴望不仅有一个华人的身份，而且是一个会思考、会反思的华人身份”(Tu,1994a)2。

此外，除了历史差异之外，(后)殖民地或曾被其他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地区、(旅外华人的)客国、中国内地在经济、民主、教育、工业化、传统保护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也会影响旅外华人的文化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异质性是否会影响不同背景下的华人？如果会，产生的影响是怎么体现的？当我们探讨传统的及新兴的旅英华人社群在春节庆典中如何互动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关系复杂，因为很多因素会对这产生影响，如包括国家和地方政策在内的协调力，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社群历史，中英两国的国际关系，资本、人力和观点的跨国流动，以及华人身份认同的理念等。详细证据和分析可见第六至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