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自尊伴其一生

有人曾说，上天给你一些，就会拿去一些。也有人说，性格里的任何特质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

黄宽的性格也是如此。幼时困苦、全靠自己努力把握住机会的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算是典型的“凤凰男”。“凤凰男”总有坚韧好强的一面，但也因为奋斗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与障碍，有时会有极度敏感的一面。

从冰冷无触感、亦缺少细节的文字史料来看，黄宽是一个谦逊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有自卑的那一面，也不知道7年离群索居的英伦生活会给内向的他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同样敏感。

当然，敏感也未必是坏事，自尊心强的人往往敏感，只要这自尊不会演变为自卑或自大，就在人生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他的第一次辞职，便因敏感自尊的性格，而在后人看来，这次辞职显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那时，他按照当时与资助人签订的志愿书，在香港兼任传教士，但不久便因不满传道会中英籍传道士的歧视和排挤而辞职，并于次年至广州从医。

黄宽在广州的第一站是合信氏在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它同样是英国伦敦会所办的教会医院。

150多年后，惠爱医馆已旧迹难觅，但由其衍生的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仍在运作。旧时的金利埠，曾经是西关的繁华商业街，后来因纪念“沙基惨案”，改名六二三路。黄宽曾对惠爱医馆大力改革，据载，1859年，该医馆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他还亲授门徒4人。

但好景不长，他在香港所遇到的问题，在广州惠爱医馆同样遇到。还是英籍医生，还是英籍教徒，还是盲目自大的优越感，还是所谓“高等文明”对孱弱中国的轻视，这让黄宽无法忍受。因与管理层关系不睦，他选择在1860年辞职，开始自开诊所（为广州首家西医诊所），并协助博济医院工作。而在黄宽辞职后，惠爱医馆也停办，直到1898年2月，医院才重办，改名为“惠爱医癫院”，即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前身。

至于黄宽的婚姻，尽管后世鲜有记载，但也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虽留洋多年，黄宽骨子里仍有传统道德的约束，崇尚简朴生活，烟酒不沾，也不爱交际。加之一心钻研医学，个人生活极为单调，外人看来多少有些枯燥。他的妻子则出身名门。岳父何福堂是香港早年极著名的传教士，子女也都受过良好教育。如四子何启也曾留学英国，是著名律师，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创始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便是他的学生。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策划两广独立，也曾策划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何福堂还有一位女婿，也是留学史和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外交家、法学家，辛亥革命时主持南北议和的伍廷芳。

这场婚姻以离婚告终，黄宽夫妇都未对外说明离婚原因。作为后人，我也无从揣测，更不能妄言，但双方的性格差异也许是离婚的其中一个因素吧。妻子的名门背景和生活方式与黄宽的苦行僧式生活和敏感自尊之间，也许难免会有些异样的碰撞。

离婚后的他，与姐姐同住，终身未再娶，并无子嗣。

他也曾步入官场，但因生性耿直，又不爱交际，与官场格格不入，未几便离开。1862年，以行医闻名、又有丰富海外经历的他被急于兴办洋务的李鸿章看中，延揽为医官，并任顾问。同年，淮军进抵上海，与太平天国军队交锋。李鸿章坐镇后方，黄宽作为李鸿章的私人医官，一不能上前线，二不能下民间，所学无用武之地，颇感无聊。他又反感官场应酬，加之多年来深受西方政治观的影响，与清廷官场形态难免有抵触，不到半年便辞职。

也有资料记载，作为一个基督教徒，黄宽对清廷围剿太平天国一事也有不满。据说他在香港时还与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有交往，二人都曾受过西式教育，都信仰基督教，也都渴望救国，颇有共鸣。但我们很难以此判断黄宽的视野与价值观，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但又有救国之梦的医务工作者，他自然会有局限性，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自不免会将一腔热血与一片同情心所托非人。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医生。在关于容闳的史料中，也曾提到容闳曾面见洪仁玕，寻求救国之道。也许，对于那时的归国留学生来说，打着信上帝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真的是一个看起来比清政府更优胜的选择。

黄宽辞职后，当时的苏松太道丁日昌极力挽留，但黄宽仍然拒绝，接着便返回广州行医。此后，各方势力都曾尝试延揽他，均遭拒绝。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全国共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为外籍，担任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的黄宽则是唯一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海关大楼仅两层。1914年，英国建筑师戴维德·迪克设计了四层高的新海关大楼，至今仍存。距离它不远处，便是旧时的博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