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赴英

1841年（也有1842年一说），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黄宽等人也随之赴港读书。他们在这所学堂里读了6年，如果世事就这样波澜不惊，也许黄宽会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在广东的某个县市扎根传教。但有一天，校长布朗走进教室，说因夫人体弱多病，他们打算回美国疗养，愿携几名学生赴美接受教育，有意者请起立。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那时的中国，信息闭塞，民众愚昧，说起洋人，常有各种荒唐无稽的流言，说起外国，常以为那是吃人魔窟。即使广东开风气之先，即使黄宽在洋学堂里读了几年书，对这个世界有些了解，这一站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之后的他，将远渡重洋，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与未知的世界。

那年，黄宽18岁，等待他的是一段近百日的航行。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妇带着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从香港出发，乘坐美国商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轮船，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纽约。

在我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资料中，都没有对他们初登上美利坚大地时的情境描写。那一刻，三个中国少年不知有没有回想起当初在马礼逊学堂时曾做过的一道作文题？

那也是布朗出的题目：《意想之纽约游》。他让学生们用自己的想象去赞美纽约，其实，他知道，对于那几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他们赞美的不是纽约，而是梦中的天堂。

黄宽等三人的留学费用，由布朗的多位朋友资助，包括香港报纸The China Mail的创办人、主笔肖德鲁特，美国商人李启，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他们赴美的船费亦被“亨特利思号”轮船所属的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免去。更值得一提的是，三人的家庭还得到了一笔安家费。

历史中总有一些细节让我感慨不已，这三笔安家费便是其一。在马礼逊学堂读书的孩子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黄宽便早已辍学。钟叔河的《容闳与〈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即使在澳门这样的地方，比较有身家的人也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到‘西塾’读书的，因为读这样的书不能考秀才、举人，不能仕宦显达。但是，外国人有钱，办洋务可以赚钱，这就对某些家庭有些吸引力。”而对于黄宽乃至容闳来说，他们连“办洋务”这样的愿景都不敢想，只是想读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哪怕只是学一口洋话，在洋人家里做一个仆人，亦算一条出路。据史料记载，黄宽那年迈的祖母并没有过多阻碍黄宽的出洋。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出洋意味着一个孩子的出路，安家费意味着一个老人的生存。

那时的美国还没有高中，只有预科学校，黄宽等三人就读的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便是预科学校中最著名的一所。按照最初协议，他们只有2年留学时间，所以起初并没有考大学的想法，只是想利用这2年时间多学些知识。

比学校里的知识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年轻的心遇上了年轻的美国，黄宽学到了锐意进取，养成了务实风格。而且，校长海门出身耶鲁大学，在教育上颇有心得，崇尚独立自由，反对学生做“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有灵性的鹦鹉”，更强调“优美的品格”。

想来，容闳与黄宽的报国梦与责任感，都是在那时被激发的吧？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和“为尊者讳”，就会清楚看到：这两个为了日后生计而远赴重洋的孩子，起初不可能怀有什么宏大志愿，那不合常理，只剩虚假。唯有新的环境、新的价值观的冲击，才能激发潜藏于他们内心的某种情怀与责任感。

他们面对的困难并不仅仅是陌生的环境和语言，还有生活与气候。布朗夫妇及布朗的母亲是他们最大的后盾，他们刚开始时住在布朗家中，后因房子逼仄而租房居住，但仍在布朗家吃饭，其他生活开销则仍需三人努力打工赚取。而对于这三个此前从未离开过广东香山的少年来说，马萨诸塞州的气候更是可怕。香山夏长冬短，酷热天气极多；汤马萨诸塞州却相反，冬天酷寒，积雪往往深达数尺。年纪最长的黄胜于次年便染病，被迫弃学返回香港。

被迫弃学的黄胜日后也有所成就，后来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成为香港立法局历史上第二位华人议员（详见后文）。有趣的是，曾有学者认为同姓的黄宽和黄胜是兄弟二人，实则大谬。陈汉才在《容闳评传》中考证，黄胜是珠海南县人，与黄宽的家乡珠海唐家湾颇有距离。

1849年，黄宽与容闳顺利毕业。回国还是继续深造？布朗又一次站到他们面前，问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留学读书。已经放眼看到世界的二人当然回答愿意，布朗便致函向香港教会的那几位资助人求助。资助人表示，若二人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便可获得资助，前提是毕业后要为教会服务。

容闳不愿为教会工作，选择留在美国另寻出路。黄宽则选择答应，并签下毕业后愿从事传教的志愿书。1850年，他只身上路，前往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