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学堂到海归

正是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大学。1569年，葡萄牙人卡内罗创建圣拉斐尔西医院，又称白马行医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医院；1594年，意大利人范利安在圣保禄大教堂（此教堂后遭焚毁，遗址即“大三巴”）东侧建圣保禄学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1645年，12岁的澳门人郑玛诺随神父赴罗马深造。当时路途艰难，遍布险阻，他们历时5年才抵达罗马，毕业后郑玛诺在欧洲各地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1671年，38岁的他返回澳门，同年赴京为朝廷任职，可惜因患肺病，两年后便辞世。在郑玛诺之后，澳门教区又陆续选拔人员赴欧留学，培养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人才。据载，传教士马国贤在返回意大利后，于1732年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学院至1868年停办，据说在这136年间，就读的中国学生达106人。

到了近代，澳门开始出现洋学堂，为纪念著名传教士马礼逊而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这间学校主要招收家庭贫困的孩子以及流浪儿，容闳、黄宽和黄胜均是其学生。其中，容闳、黄胜的故乡南屏与澳门仅数公里之遥。

关于容闳等三人的赴美留学，已不需多说。唯一可在这里再次强调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出国留学的尝鲜者几乎只会出现在香山地区，因为那是唯一开放，可以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容闳，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871年促成了首批幼童赴美，它开启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

招生时，容闳一度遇上麻烦。当时的国人大多不愿出国，甚至将国外视为蛮荒吃人之地，对海外稍有了解的，只有广东的沿海区域，其中又以香山地区和香港为最。而且，当时国内仅有南方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才有中英文教学，要寻找有一定中英文基础的孩子，那里几乎是唯一“产地”。也正因此，报名者多半是广东人，其中又以香山籍为最多。

尽管这几批留美学生日后被清政府强行提前召回，留学生涯戛然而止，但成才率极高。经历过留洋、见识了各种先进政治文明的他们，虽与传统官吏的思维格格不入，可在那个社会各层面激荡变幻的年代里，他们无疑改变了历史。

如今说起那几批留美幼童，名气最大的无疑是詹天佑。可若说改写留学史乃至改变历史，最受瞩目者当属唐国安。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当时在外务部任职的唐国安参与此事，促成中美双方于1908年达成协议，商定从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5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至1940年结束，期限32年。此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宜，唐国安任全职会办，承担了游美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如招生等。

庚子赔款留美生成才率极高，而且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仅仅从教育界而论，便有执掌清华多年的梅贻琦，先后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在他们治下的大学中又培养了多少民国精英，已不可计数。在这些庚款留美生中，也不乏香山人的身影，如首批学生中的唐悦良，便来自珠海唐家村，后成为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长、常任次长。

在庚款留美之前，北洋大学堂已开始选拔毕业生赴美深造。如1906年，袁世凯饬学堂会同津海关道遴选学生35名，派赴美国留学，其中19名学生的学费是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三校提供；次年，又有法律科学生11人续派赴美留学。值得一提的是，在1903年到1909年间，极力促成此事的几任校长竟然全是当年容闳选拔的留美幼童！而且，除了梁敦彦来自广东顺德外，其他3人均是香山人，其中唐绍仪和梁如浩都来自珠海唐家村，蔡绍基的家乡则位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的珠海拱北北岭村。

如果说容闳、黄宽和黄胜的赴美只是个开始，首批留美幼童则可算是开枝散叶，唐国安、唐绍仪和梁如浩等人的努力，则改写了一代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巨变，恰恰与留学变迁息息相关。

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望开眼看世界的香山人，早早便不再满足于官派留学的那些有限名额，自费留学者众多。在这些自费生中，除了孙中山以及众多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青年外，还有不少自学成才、回国后卓有贡献的学子，如今中山小榄人钟荣光，1914年赴美，回国后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是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首位华人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