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个勇敢的家庭

为了筹备幼童出洋事宜，清廷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人为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与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他们后来也成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及副使。

也许容闳没有想到，招生一事会如此艰难。距离他1847年赴美留学已有20余年，这个国家也经历了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但说起出国留学，大多数家庭仍表示不屑。但凡小康以上家庭，仍将科举考试视为孩子日后的正途；家境尚可的家庭都不会将孩子送入国内新建的新式学堂，更不用说出国留学了；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出国留学有辱门楣。至于出洋的那个目的地———美国，更被许多人谣传为“吃人”的野蛮人国度。

即使国门被强行打开，即使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这个国家仍然封闭无知，愚昧落后。

而且，让一个10多岁的孩子出国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孩子在异国发生意外或死亡，政府方面概不负责，这也确实让传统的国人难以接受。

那么，容闳能否选择与当年的自己境况相似的贫家孩子出洋呢？不能———这是“幼童出洋”这一历史事件中，让我最有感触的一个细节。

即使对困难有一定预知，即使最初几乎无人报名，清政府也没有降低原本就极为严格的选拔条件。

选拔条件大致是这样的：“凡肄业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者方可入选。其身体孱弱及废疾者概不收录。凡挑选以年在十岁至二十岁为率，凡十二岁至十四岁者择其文理略通即可入选，其十五岁至二十岁必须中国文理通顺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译方可入选。”

也就是说，家庭背景、相貌、智商、身体和基本文化程度缺一不可。很显然，清政府对这桩前所未有的大事极为重视，幼童不仅仅承载着救国之梦，也代表着国家形象。所以，幼童们不但需要形象端正，不少人还因原姓名粗鄙不文而遭政府责令改名，最后呈现于名单上的幼童名字，个个大气温文。此举在如今看来自然有些形式主义，有形象工程之嫌，但确实也客观地说明了清政府的决心与重视。

但也正因为这不肯放松的苛刻条件，首批30名留学生的招募竟迟迟不能满额。坐在上海的衙门里等待别人上门显然行不通，容闳选择了走出去。他首先的选择是老家香山县及附近县市，后来还在香港招了几名，终于凑足人数，于1872年8月从上海启程赴美。

此后3批幼童，招募难度同样很大，但仍如期满额出洋。

据统计，在先后4批共120名幼童中，来自广东的达82人，其中更有39名来自容闳的故乡香山县。所以，后世学者去美国查找留美幼童资料时，常因不懂粤语而一头雾水、无从下手，甚至连幼童的名字和基本资料都查不到。这是因为当时的音译都以粤语发音为准，如唐国安为“Tong Kwo On”，钟文耀为“Chung Mun Yew”。另外，来自江苏的有22名，来自浙江的有8名。

近代以来，海洋文明始终代表着先进与开放，东南沿海亦是中国近现代开放的前沿，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巨大差异。不可否认的是，这100多个将孩子送去美国读书的勇敢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甚至先后送了兄弟两人出国），大多曾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尝过“甜头”。如赫赫有名的香山唐家镇（今属珠海唐家湾），本就是近代“买办之乡”，当年容闳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同学唐廷枢便来自唐家镇。唐廷枢曾任怡和洋行买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终日与洋人打交道，视野开阔，深谙洋务，容闳回乡招生，他也必然从中出力。加上唐家有不少人在檀香山和旧金山打拼，闯出了“唐家”的名号，俨然武侠小说里的暗器之王“蜀中唐门”。所以“香山唐家”变成了“中国唐家”，据说海外侨胞致信回国，只需写上“中国唐家”，信差自会送至香山县唐家镇，这个传说真假待考，但唐家对洋务的深深介入，是不争的事实。唐家子弟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开放心态，留美的120名幼童中，来自唐家的就有7名，其中包括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除香山唐家外，还有不少幼童也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据统计，120名幼童中，有31名幼童的父亲从事洋务相关工作。

但这样的开明家庭终是少数，在幼童中，没有一个旗人，也没有一个汉族高官子弟———庙堂之上，仍然是“科考正途”那一套。

与开明相伴的是勇气。幼童的父母们都与清政府“具甘结”，所谓甘结，即合同文书。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所签甘结至今留存，全文如下———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詹兴洪亲笔画押

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批30名幼童启程赴美时，大力促成此事的曾国藩已经作古。容闳遗憾之余，也认为“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但曾国藩的辞世，似乎也预示着幼童出洋留学一事并不平坦，毕竟，容闳失去了自己最大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