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历史与自由报人
这篇文字原本是为友人出版《曹聚仁传》所写的评论，发表在2004年第7期的《中国读书评论》上。我读书全凭兴致，年轻时候读书认真，每每会仔细斟酌，遇到好书还要作读书笔记，现在则不论什么书只是大略浏览一下，有着重处夹个纸条了事。颇令人想起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书评文字也是很少写的。著述作文是作者心性的流淌，所以即便偶然写书评文字，也每每喜欢作一番“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阐发，这是清代学者谭献的观点，很有一些同感。虽说是书评又都是借着评别人书说自己的想法，所以当年就有朋友说我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本文关于曹聚仁的书评也略有此意。
曹聚仁是一个曾经风云一时却也被记忆长期湮没的人物，早些年这个名字除了在鲁迅先生的书信中时有所见外，其他则很少看到踪迹。近年来这个据说著述多达40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似乎正在抖落历史的尘埃生发出一种令人注目的熠熠丰采，这多半要归功于曹聚仁著作的陆续出版和卢敦基等人所作的曹聚仁传。曹聚仁著作的出版是一种还原历史的趋势，而卢敦基为曹聚仁作传名之为《自由报人》，则有一种对传主的感悟和对历史本性的发掘。曹聚仁当年虽以战地新闻著称，但身后更令人注目的是他所作的大量传记著作，诸如《蒋经国传》《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传记本身是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而为一个以写传记而著名的人物作传，不仅需要一种对历史资料的掌握，而且更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似乎更甚于前者。
显然《自由报人》很注重这一点，作者意识到了终生以史人自期的曹聚仁“可以认同史家有一部较为统一的历史，但他更有一部自己独特的历史”。也许正是从这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出发，曹聚仁笔下的新闻也充满了一种历史感，他在谈到新闻的洞察力时指出，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自身的弱点：第一，为好奇所激动，满足于刺激而不顾其社会意义；第二，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因为情感而失去正确；第三，相信记忆以为眼见必然真实，而其实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第四，语言表述的意义十分暧昧。这种历史感悟式的新闻观，集中折射在曹聚仁笔下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传记中讲到当年淞沪抗战时期一个故事，童子军杨小姐在敌人枪弹下游过苏州河献旗的英勇壮举曾传为一时佳话，但是曹聚仁却偏是别具一说，认为杨小姐的叙述在情节上多有虚构，在孤军与后方之间原本有条秘道，杨小姐就是顺着秘道到达前线的，“因为杨女士要表现她的英勇，虚构了一番故事”。他的说法在当时显得有点煞风景，但是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其间所包含的历史必然。传记中显然对这种历史手法心领神会，作者旁引萨谬尔森法则：“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的记忆中那样正确”，以及钱钟书所谓创作中想象常常贫乏可怜，比之于回忆丰富得可惊可喜一样可怕，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独立自由的历史意识。这是曹聚仁的独到之处，也是为曹聚仁作传的一种深刻用心。
所谓自由的历史，大抵是说对历史具有一种深刻独到的感悟，它不但不流于剪刀浆糊式的史料堆积，也往往超越某种附会和穿凿，旨在于探求事件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普遍性。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他的名著《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史学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也就是理解了那种思想。”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体现历史的思考。在中国，司马迁可以算是最有发现意识的历史家了，太史公笔法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历史，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抱负经常是期望能够和历史一样获得一种永恒。曹聚仁自许为史人，除了他的个人识见和禀赋之外，最重要的显然是来自中国文化深处的历史体认。当然，要真正表达出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具有卓越的历史洞察力，还需要有超越现实的历史胆识。洞察力也许在很多富有才学者那里并不少见，但是能够把这种洞察力历史性地表达出来却非有历史胆识不可，把曹聚仁称作“自由报人”多少透露了传记作者的这种想法。诚如卢敦基在后记中讲的：“自由，即他所坚执的自由主义。不过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亦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大名词一般，早已掺杂了太多时代太多人的见解，一时难以厘清。事实上曹聚仁受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不多，他倒更像一个传统文人，不想管人家，也不想人家管。”这就是所谓自由报人的习性，抱着这种习性他的记述往往真实得让人有点尴尬。
比如传记写作，曹聚仁认为写传记要客观真实，不独要表现传主的光辉的一面，同时也要将传主的阴影描画进去，也就是要“说实话”。他自己所写的传记也都一以贯之地反映了这种“说实话”的风格。曹聚仁1948年出版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中，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但他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说：“熊式辉治江西十年，还是乌烟瘴气，什么事都办不通。这位专员，倒在半年中树立了规模，挂出新赣南的招牌。那时候的专员，就是没有官僚作风，敢作敢为，谁都刮目相看。”蒋经国喊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口号，吸引许多有志青年都来到新赣南，老百姓奉他为神明。然而这些做法的用意到底何在？曹聚仁写道：“有一天晚上，他酒喝醉了，才吐露他的胸怀：政治上的事就是彼此耍来耍去的耍，谁要赢就是谁行！”“原来新赣南的政治口号，只是政治敲门砖，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实现一种政治理想。”然而，“那一段时期的经国，瑕不掩瑜，中华民国几十年的政治史，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地方官……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曹聚仁1956年出版的《鲁迅评传》，也没有把鲁迅奉为圣人。就像他亲口对鲁迅说的：“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如他写到鲁迅之所以不是一个革命家时，从许广平那里翻出鲁迅语言：“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他想到那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而回顾某君都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他惊佩不置。”所以鲁迅说：“凡做到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太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鲁迅的真实和曹聚仁的真实在这里十分吻合，且看他写五四学运领袖的一段话：
谈说五四故事的人，有的是身与其事的，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地位，当然不肯说穿内幕。有的是得知于传闻的，总以为那么光荣的社会运动，参加那运动的人总必是光明磊落的，事实上凡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卑鄙手段，那时早已具体而微地试用着，霉菌是在五四时代下了种子的……我告诉你一件小事：杭州学生联合会代表往来沪杭，坐的都是头等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到杭州来，住的是新新旅馆（杭州最阔的旅馆），吃的是聚丰园，坐的是包车；学生会代表卖身投靠的方式很多，但不一定比那些猪仔议员纯洁一点。种种错综捭阖的把戏，只要我们在政治舞台上可以找到的，在学生联合会一样可以找到。
曹聚仁的写法看上去似乎已经有点刻薄，但这也是还原历史的一个基本要求。难怪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也借鉴了这种手法，写抗战烽火中一方面曹聚仁纤笔一支强似毛瑟精兵，一方面也不忘倚红偎翠，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先是去皖南路上，推作是“只好听店家安排”，六块大洋便破了16岁贫家女孩的处女身，完了还道德自我完善般反省：“在战时，道德放假了。”至于盛名之下半推半就的，那更不在话下。就像在上饶，一个二十五六岁尚未嫁人的小学女校长因为仰慕竟然主动投怀，一夜之后风流云散，只当是抗战炮火中的温婉插曲。当然，曹聚仁本身并没有回避这些，也许这才是一种真实。卢梭《忏悔录》中说：“上帝呀，我就是这样在你面前赤裸裸的走过，看哪个人敢说我比这个人强！”不矫饰不掩盖，人性之间瑕瑜互见。传记之作是历史又不同一般历史，发现人生同时也是发现史实，须得是不诬古人也不负古人。说到这里，不能不大书一笔，卢敦基为曹聚仁所作的传记，在资料和史实上也是很费了一番斟酌。就如曹聚仁自赣南主持《正气日报》，抗战后重返上海一直到50年代在香港，这十多年间的行踪，过去大陆相关研究一直未有述及因而也是空白。后来谈论曹聚仁的多有提到其奔波国共之间周旋牵线，既是蒋介石延请的贵客，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宾，风云至此，这多少有点传奇色彩。然而不了解曹聚仁那十多年的经历，就很难窥得其所以然的奥妙，这不能不说是本传填补空白的一大贡献。也许这或可以看作真实而且自由写照的一个补白。
200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