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行云流水文如其人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如果只推选一个最聪明最有才气的人，这个人肯定是苏轼。苏轼不仅诗词文书画具臻一流，且善棋琴懂茶药，会酿酒也爱喝酒虽然酒量不是很行……加之其人生遭际和旷达超越的情怀，以及为官之际的良好口碑，使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当然要说苏轼文章写得好，不仅仅在于其才学和聪颖，还在于其胸怀和创新性的领悟能力。学苏轼作文章当然要看他的文章，以及他对写文章的看法，他的《与谢民师书》就是教怎么写文章的。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1），是苏轼人生最后一年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苏轼对其写作主张的一种定论式总结。谢民师时在广州做幕僚，苏轼被流放途中遇赦自海南北返时，谢民师拜见过他，两人结交为友随后书信来往，这篇文章就是来往书信。一般书信之作都比较随意，苏轼的文章在结构章法上也遵循书信的程式，内容主要是探讨写作方面的问题，从辞和意角度加以申说，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似在议论，却不尽是议论；仿佛说理，但又不全在说理。信笔流畅，挥洒自如，很具有苏轼的风格，也表现了送人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篇书信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还是一般的寒暄问候，但是本身也很有一逆三折的转承之妙。最后一部分是收束，笔墨简洁自然回归。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第二部分，这是文章的重点，也是他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

这一部分是苏轼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部分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部分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段话可以说是苏轼文章写作的基本法则，既有形式因素，又包含内容要求。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水与云都不是静止的，时刻处于运动之中；云行水流，虽没有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这一点苏轼在他的《自评文》中也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要如同流水一样，因循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不能拘于一格。只有这样才能“文理自然”，可以使得文章“姿态横生”。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命题，苏轼展开了进一步论述。他对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以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都是对其文章写作基本法则的演绎。这段关于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看上去似乎已经超出了文章原本的意旨，实际上却是作者一种创造性的发挥，也很恰切地体现了行云流水的特征。从写作上看，这段话恣肆汪洋但却没有游离于作者的立意，也不见拖泥带水，更没有刻意以求的痕迹。其对于“辞达”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细细品味，可以感觉出其与前面“大略如行云流水”之说暗暗相合。这部分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主要是作者对于客观事物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是一种深入内在的自然，把表面上各自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从而体现统一主旨。

紧接着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其“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议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举例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是没有很好掌握辞达的要领，而不在于运用什么表达形式，所以他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然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免流为“雕虫篆刻”之类。（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有很短一段时间，模仿流风喜欢做艰深之辞。好在很快意识到那是没有创建和没有自己思想的表现，没多久就彻底戒掉这种不实之风。好的文章不在于把东西写得人家看不看得懂，而在于怎么把很难懂的东西，用很简练的语言写得浅近明白）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之内涵。这里要强调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把客观事物本质充分把握，以求得准确精当表达的“自然”。这段话写得有些铺张，但却是作者“行于所当行”的表现，评论具体作家与前面是一种必然衔接。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以能口舌定贵贱也”，前呼后应，双重含义，耐人寻味。

实际上苏轼这篇书信本身也是一篇好文章。尽管第二部分是主体，但是前后两部分也很有特点，从书信写作来看显得意味隽永。回过头看第一部分，依着一般书信格式，开头寒暄几句，但发于客套却不像一般文人那样故作姿态。短短一段话，在问候致意之间，表达了对命运的感慨，且交代了自己与谢民师的关系。及至“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就带有一种朴实自然的不平常之情。短短几句话，感情单一却又不呆板，一逆三折却又过渡自然，从中已经可以窥测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同样，文章最后一部分收束也很有味道，作者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行程。寥寥数语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间记述事件，明晰而富有层次，不失大家手笔。

这篇文章是苏轼最后岁月的作品，此时他的文章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对文章见解，不仅仅是对自己作品的概括，也反映了宋代散文的一般特点。宋人作文不同于唐人，唐人文章在谋篇上喜欢纵横开阖，讲究波澜起伏，转接之间变幻多端，语言也奇峭突兀，这点从前面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可见一斑；宋人则更加追求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行文之际往往曲迂舒缓，含而不露，虽然也有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但较少异峰突起。这种形式更适合说理叙事、阐明思想。所以读这样的文章，必须悉心品味，方能领略其中奥妙，譬如陈年美酒，入口回味，更觉其甘醇无限。

附：苏轼《与谢民师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201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