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徐渭效作之目的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再讨论

徐渭作为一位诗界前辈，生前虽没有王世贞、谢榛那样的巨名可以自矜，但主动放低身段，效仿一位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年轻人的诗作，并寄去诗集，仍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他在读过汤氏诗集后，自言“执鞭今始慰生平”，对汤显祖寄予了“钧天响洞庭”的厚望，多少给人一种大业有托、此生无憾的感觉。徐朔方先生曾指出，单从《问棘邮草》的文学价值来看，很难理解徐渭对素未平生的汤显祖的赏识，惟其对以王、李为首的后七子深感不满，才会对后起之秀汤显祖有那么热忱的推崇。他之所以效《芳树》而作《渔乐图》，正是看中了汤显祖身上标新立异、不步七子后尘的优点。如果说徐先生的说法还算温和，那么，廖奔先生的表述就比较直白了，他将徐渭对汤显祖的欣赏，比喻为一个孤独的奋争者发现了自己的同道和同盟军，指出“出于共同的文艺理念，两人在反对当时垄断文坛的复古主义文风时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在其笔下，徐、汤二人未谋一面的些许文学交集，已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但是以上解释，尚无法回应两个疑问：第一，徐渭一向反对模拟，而在时间上汤显祖正是效仿了梁人萧绎之作，更不用说其后徐渭又仿学了汤显祖的作品。从徐渭效作学步鲍泉可以看出，他读过萧、鲍二作的可能性极大，很明白这是效仿前人之举。而他所说的“不记创于谁”，只是认为这种高字频的写作技法有更早的文学源头。第二，徐渭一向强调文学本色，主张独抒性情，可汤显祖此诗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是创作技法上的袭承和突破，而且在文字的雕琢上用心颇多，同样，徐渭的效作也存在追求奇巧的倾向，因为这是在超高字频的创作中无法避免的一个环节。而以上这些面相，显然与徐、汤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解放者形象不尽相符。我们不禁要问，徐渭有违自己的文学主张，一意效仿《芳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必须正视，任何作家的文学世界都是丰富而多面的，他们创作上有尝试新方法的权利，而且并没有义务要求自己的创作行为必须与文学思想相统一。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些作品的创作意图与作家的理论主张不一致的时候，实无必要去强解这些作品有多少传统的文学史意义，即使它们有可能是研究作家交游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创作与理论的背离，有时候意味着另一种文学史价值的可能。

笔者以为，徐渭效作的首要理由，不是因为在反对文学复古一事上呼应汤显祖，而是汤显祖诗中以芳树自喻的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徐渭强烈的际遇认同感。徐朔方先生将《芳树》系于万历五年（1577），正是汤显祖第三次春试落第之时。诗中“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诸句，正是文人会试失意的典型写照。较之赴京应试之前“拂镜看花原自妩”“朱弦巧笑落人间”的自信，下第后的汤显祖对将有涯之生寄付科举之事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结尾“独怜人去舒姑水，还如根在豫章山。何似年来松桂客，雕云甜雪并堪攀”之句，大有寄情故乡、不愿再赴名利场的自嘲之意。而站在诗歌另一端的读者徐渭，一生失意科场，连举人都不是，他对汤显祖诗中流露出的这种失落情绪，恐怕深有体会，甚至可能戳中了他的痛处。一方面，强烈的际遇认同感促使他专门回应了这篇作品；另一方面，他用渔乐的譬喻将自己感悟到的另一种人生态度与汤显祖分享，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宽慰和开导的方式吧。

当然，徐渭个人对奇巧文字游戏的偏爱，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他固然是一个本色之人，但同样也是一个畸人、奇人。汉语中各种精巧的文字组合和语言结构，在他眼中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张岱作为徐渭的通家晚辈，曾编印过《徐文长佚稿》，对徐氏的创作情况有深入的认识，他在《快园道古》中举了好几例徐渭的文学轶事，皆有关回文、搭句、拆字之法，可见徐氏对此事乐在其中。故《渔乐图》得以在不伤害艺术质量的前提下，于超高字频的运用上胜过汤显祖，此非多年的文字修养和积淀不能达成。

笔者以为，无论是际遇上的认同，还是对奇巧文字的偏爱，都带有很强的私人化、情绪化色彩。也就是说，徐渭效汤显祖作《渔乐图》，可能只是读者在强烈的阅读快感过后，所进行的一次余兴溢出的创作行为而已，谈不上太自觉的文学批评或立场问题。现今《问棘邮草》的最常见版本，是《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刻二卷本，眉批处有大量的徐渭评语。是集共录诗赋作品176篇，其中75篇附徐渭评语，在数量上颇具规模。评语中使用最多的，是“六朝”“初唐”二词，且都是正面的、褒义的评价，可见徐渭虽然一贯强调文学的本色和性情，却也不排斥六朝诗歌的纤巧、秾丽和新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些批量评语其实比单篇效作更有论证上的说服力。恰巧的是，本文讨论的《芳树》篇，却没有一字评点，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芳树》的奇巧形式下的那颗才子自怜之心，触发了徐渭强烈的际遇认同感，所以他觉得用创作而不是评点的方式来呼应自己内心的律动，更加合适。如果我们非要探究《渔乐图》在反复古层面上的文学意义，那么，笔者更愿意说，徐渭的反对声音比较明确，赞赏声音却没有清晰的方向感。只要是复古文学潮流之外的新鲜文学元素，他多会报以赞赏的态度。在晚年的徐渭看来，反对什么或许比主张什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