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方的行动
为了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步伐，同时也为了全面提升中国各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高瞻远瞩的指导性文件把中国各地分为四大区域，并且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别提出了总体规划：
“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
“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对于中国的每个地区来说，都是巨大的发展机遇。因此，2015年，各地都根据各自的优势与特点，就如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理论探讨，并且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路。由于本书主要讨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所以，这里仅总结理论界关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成果。我们先从最南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讲起。
（一）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广西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2015年，王志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西南对外开放路径思考》（《人文杂志》2015年第5期）一文中，从整个西南对外开放的角度，对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志民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历经三个地缘层次，即由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至内陆地区，再至西部。如今，‘向西开放’，构建东西双向开放格局，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而“西南地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大背景，寻求对外开放新路径，实际上就是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实现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上共赢和政治上互信的双重地缘价值。从地缘经济视角看，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沿线国家与地方的经济合作，几乎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而且重点在经济领域，推进阻力不大；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以拓展中国地缘空间，促进沿线国家建立互信机制，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依托，从而挣脱某些大国试图制造的中国周边安全困境。”文章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云南以昆明为起点，地缘层面上渐次推进，形成扇形沿边开放带；广西以北部湾经济区为轴心，内外扩展，构筑三大经济圈；依托大西南特殊地缘优势，齐头并进，建设三大经济走廊；携手周边国家，以互联互通为契机，打通西南国际贸易大通道，进而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
更多的文章，则从广西实际出发，研究广西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例如，宋泽楠《“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以广西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广西如何才能借助‘一带一路’的开放型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中南西南开放型发展战略支点’这一内生于广西比较优势体系中的经济发展功能？”文章认为，“作为毗邻东盟的一个沿海沿边省区，广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虽然享有开放型发展的区位优势和一定的后发优势，但由于历史以来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广西的开放型发展亦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实际利用外资在改革开放初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中期乏力，近期复苏反弹，但在全国的排名仍靠后”“进出口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强劲，中期疲软，近期持续性增长，但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极小”“未能形成一批具有较大规模与较强竞争力的企业，致使对外直接投资在历经一个较快的增速期后，缺乏持续性快速增长的潜力”。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开放型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有：“从‘21世纪全球制造带’与‘中国—东盟制造中心’的战略高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从机制、模式创新的制度源头推动加工贸易产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广西企业向东盟‘走出去’投资的步伐”“强化通道贸易，构建国内市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枢纽，带动进出口贸易结构性攀升”。
胡建华在《广西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路径选择》（《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中认为，广西是“是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海陆相通的省区”，因此，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广西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整体经济运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立健全“两国双园”（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和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区）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良好范本；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成功启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腹地支撑；凭祥综合保税区功能日趋完善，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新路径；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正式启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夯实了新载体；北部湾港务集团跨国合作的平稳推进，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新的引擎。不过，作者也认为，广西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有：产业发育度过低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未能充分利用国家现有的各类优惠政策；海上交通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平台作用有待提升。文章提出的“广西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具体路径”有：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航空产业与空港经济的政策倾斜度；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着力解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远洋海运货源不足的问题；高起点规划建设更多专业工业园，催生先进制造业落地的“蝴蝶效应”；以大规模组建国外大学广西分校为契机，拓宽高端人才培养路径；培育新型商业业态，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支撑平台；着力推动广西区域通关一体化进程。
崔茂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发展的优劣势分析和发展路径探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0卷第6期）一文中写道，就全国而言，广西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参与者，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是两者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更是“一带一路”中“唯一重叠”的省份。文章认为，广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以下优势：独特的区位优势，战略定位优势，特殊政策优势，国际通道优势，国内国际合作优势，生态文明优势。在作者看来，广西发展的劣势在于：经济总量小，经济实力弱；沿海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低；科教文化水平低，人才紧缺；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低，国际影响力不足。针对这些劣势，文章就广西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研教育投入，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强国内国际的沟通与合作。
齐兰和刘琳合作的《垄断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桂海论丛》2015年第1期）则从垄断资本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广西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文章提到：“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以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它以金融资本、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来实现其对全球的有效控制。垄断资本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作者认为，“随着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谓是利弊兼有：有利影响主要是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扩大产业规模、提高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不利影响主要体现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行业垄断、对外技术依赖的进一步强化，以及产业和市场的风险增大，等等”。同样，垄断资本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广西的发展，例如有利于促进广西本土企业与国际大企业、大集团接轨，加快企业之间的重组与联合，把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广西加快优势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广西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激发广西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广西产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全球化也会对广西的发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产业技术的对外依赖性将会进一步强化；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广西区内企业的生存形成较大的压力；是跨国公司对人才的强力吸纳给广西本土企业造成人才相对短缺。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积极姿态融入垄断资本全球化，是广西深入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不二选择”，因此，“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就是要积极利用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克服其不利影响”。文章认为，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广西的主要劣势则表现为：保税物流体系建设较晚，港口吞吐能力不强，对外贸易总量不足，海洋产业发展滞后。文章所提出的具体对策是：科学确定战略定位，加大跨境运输网络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构建港口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集群，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海洋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跨省合作区建设，构建多层次的跨境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对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组织领导。
与中国西南其他省区相比，广西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北海、钦州、防城等一批环北部湾的港口。2011年3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统一使用“广西北部湾港”名称。2015年，一些文章专题围绕广西北部湾港来讨论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李崇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北部湾港集装箱运输发展策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一文中写道，目前，广西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迅速超越湛江港，并一直紧追海口港，可以说“北部湾港集装箱运输发展驶向了快车道”。但北部湾港集装箱运输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就外部环境而言，问题主要是：1．腹地内综合运输网络的建立削弱了北部湾港作为大西南最便捷出口通道的地位；2．湛江和海口等环北部湾港纳入“一带一路”规划加大了北部湾港竞争压力；3．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短期内对北部湾港的影响弊大于利。就内部环境而言，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航线覆盖面窄，班轮密度低；2．内部三港区集装箱业务有待进一步整合。文章提出了“新格局下北部湾港集装箱运输发展的策略”，主要建议有两条。第一条是“强化港口外交，高视角与港航企业合作”，主要内容为：“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包括东盟港口、环北部湾港口、西江沿线港口）的合作；“引进来”，加强与国际大型班轮公司的合作。第二条是“加强城市外交，为港口外交保驾护航，为互联互通拓宽渠道”，包括深化拓展与“新海丝”沿线国家港口城市之间的外交，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陆节点城市之间的外交。
汪德荣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广西北部湾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研究》（《物流技术》2015年5月刊·上半月）一文中，提出了“广西北部湾港现代物流体系的构建策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国际通道体系（包括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完善涉海集疏运网络，构建海陆空互动格局）；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商贸金融体系（包括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加快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合作体系（包括大力发展临港工业；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合作新体系；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现代物流体系（包括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完善保税物流体系；加快推进物流信息标准体系建设；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体系）。
其他一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例如，黄耀东、黄尚坤在《广西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的优势、问题和建议》（《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广西融入‘海丝’的途径很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物流、人才培训、中药产业等，而旅游则是广西融入‘海丝’合作的切入点”。文章分析说，广西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的优势在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东盟等“海丝”沿线国家相互贸易及旅游日益旺盛；与“海丝”沿线各国相似相通的风俗人情；与老、泰等东盟国家处于共同的“那”文化圈；与“海丝”沿线国家相得益彰的旅游资源；与东盟国家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已逐步改善。在作者看来，广西融入“海丝”旅游合作的障碍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相关各方海上旅游发展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联检制度不灵活；现有口岸设施与海上跨国旅游发展不匹配；旅游产品的质量和种类有待改善；旅游宣传促销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文章提出了关于广西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的一些建议，主要内容有：充分发挥广西“五通”作用；加强对东盟国家旅游客源市场的调研；简化出入境手续；加强旅游产品宣传；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和宣传作用；做好“一带一路”旅游沿线风险评估。
李树娟在《“一带一路”商务环境下中国—东盟跨文化交际重要门户建设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中认为，广西现已经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窗口，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广西应当成为中国—东盟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门户。文章还提出了这样一些措施：扩大中国—东盟商务交流合作；共建中国（广西）—东盟无障碍国际旅游合作圈；加强与东盟各国民族文体合作交际；强化泛北部湾科教卫生领域交际合作；深入开展减贫领域合作交际。林昆勇在《创新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形式——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思考》（《广西经济》2015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广西要“以更开放的气魄，扩大文化交流，增强广西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共融性”。而潘怀远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电影“走出去”的思考》（《视听》2015年第12期）则具体探讨了广西电影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篇文章开头的逻辑性很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电影是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国家间交往中经常起到‘铁盒子里的大使’的作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把电影交流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合作重点内容之一的加强民心相通的一项内容，肯定了电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广西电影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近年来在实施电影‘走出去’（指与国外的电影交流合作）工程上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一带一路’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为广西电影‘走出去’开展交流合作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机遇。”认为：一方面，广西电影所取得的成就为“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开展电影交流合作提供成熟的条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发展为广西电影“走出去”提供了可能和更加广阔的空间。那么，广西电影应当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呢？作者建议：抓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包括打造中国—东盟电影节，打造“中国—东盟电影系列”，将广西科教频道打造成中国与东盟影视交流的平台）；开展与沿线电影大国的交流合作（包括打造“中法合拍电影三部曲”，开展与印度等其他沿线电影大国的交流，积极组织影片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办的电影节活动）。
2015年，关于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的文章还有：段立生的《广西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路中的优势》（《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方一如的《“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玉溪市地缘经济发展研究》（《现代商业》2015年第22期），李露露的《关于广西北部湾港“十三五”建设与发展的思考》（《西部交通科技》2015年第7期），李世泽的《“一带一路”，走活广西发展这盘棋》（《当代广西》2015年第7期），唐姣美、钟明容的《广西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北方经贸》2015年第2期），谢立品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钦州开放开发思路》（《广西经济》2015年第11期），徐丛春、赵鹏的《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经贸合作的思路与路径研究》（《区域经济》2015年第1期），颜艳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市场论坛》2015年第5期），杨磊的《广西建设沿边沿海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思考》（《广西经济》2015年第2期），周建明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广西与东盟贸易》（《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11期）。
（二）关于海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海南省设立于1984年，是一个年轻的省份。不过，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却可以上溯到2000年前。更加重要的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海南来说是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2015年，也有一些关于海南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主要有：傅国华、林爱杰、张琪的《海南对东南亚八国出口的多层贸易引力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胡秀群、李俊成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南洋航线：海南需要做什么？》（《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年第1期），黄丽华、邢淑慧的《关于如何发挥三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作用的思》（《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5年第12期），李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海南现代服务业》（《科技创业月刊》2015年第24期），卢江勇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的海南与非洲经济合作研究》（《琼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彭京宜的《把海南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新东方》2015年第1期），张尔升、岳方明的《海南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探析》（《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张晖、樊燕的《海南省海陆一体化的动因及发展路径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张一平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海南岛》（《新东方》2015年第2期），赵颐淇、王兆昕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下海南省旅游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2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的《把海南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基地”》（《今日海南》2015年第1期），邹立刚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海南省的作为》（《新东方》2015年第1期）。
在上述这些文章中，最为深刻的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所写的《把海南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基地”》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视野开阔，逻辑严谨，文字精练，富于创见。文章首先明确提出了南海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破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在南海，难在南海，突破也在南海”。接着，文章从南洋引申到海南：“海南的战略地位来自南海，海南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作用亦来自南海。”文章作者站在整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高度，立足海南，提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把海南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基地”。文章写道：“把海南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基地’，既是海南承担国家赋予的新战略、新使命，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维护我国南海权益，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战略要求，也是促进海南发展转型升级，实现海南海洋强省、绿色崛起的重大任务。”文章给“南海基地”下了这样的定义：“‘南海基地’是服务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开放战略，融南海维权、航道维护、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经贸合作、服务保障以及人文交流等内容于一体，兼具海陆战略枢纽、海洋产业集群、区域合作平台、对外开放交流窗口等多重职能属性的综合功能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具体地讲，“南海基地”是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发展战略基地”；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资源开发基地”；是我国从陆地走向海洋，挺进南海的“综合服务基地”；“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合作基地”。文章同时表示，海南有条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基地”，海南自建省以来，“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加上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奠定了把海南岛建成‘南海基地’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海南海洋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海南也具备建立‘南海基地’政策优势”。那么，如何把海南打造成“南海基地”呢？文章认为：海南应当明确“岛屿——海洋经济体”转型升级目标：率先实现经济增长以岛屿经济为主导向以海洋经济为主导的转型升级，率先实现以岛屿产业为主向以现代海洋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率先实现经济发展以陆地资源开发为主向以海洋资源开发为主的转型升级，率先实现从分散型海洋管理体制向“大部制”综合治理体制的转型升级。更加重要的是，文章还提出了要重点实施“1234”战略。这里所说的1是指“建设一大枢纽”，即建设面向东南亚、背靠华南腹地的航运枢纽。2是指“打造两大基地”，即全面建设“南海发展战略基地”和“南海综合服务基地”。3是指“发展三大产业中心”，即南海丝绸之路旅游经济带中心；南海能源开发、加工、物流和交易中心；海南现代海洋渔业产业中心。4是指“构建四大战略支点”，即构建三沙前沿战略支点，临空自贸区战略支点，以洋浦为重点的油品加工出口和交易战略支点，以博鳌为中心、面向东盟的对外交流合作战略支点。文章认为，“从南海维权、南海开发以及三沙市设立两年多来的实际情况看，没有中央层面的战略支持，‘南海基地’建设很难取得突破。”因此，“把海南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基地’，既需要海南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区位和政策优势，以海洋强省务实推进南海基地建设，也需要中央层面的战略支持，统筹协调，形成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基地’的合力”。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南海基地”建设的时间表：近期（2—3年），加强以海上互联互通和海洋旅游为重点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中期（3—5年），在利益交集较大或利益冲突较小的领域开展区域合作。重点开展渔业资源开发、海洋科研、海洋环保、海上救援、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解决敏感问题创造条件；远期（5—8年），采取多种模式对南海油气、可再生能源、矿产资源进行共同开发；打造“南海利益共同体”，真正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达成“南海基地”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和战略性目标。
彭京宜在《把海南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一文中回顾了海南岛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并且认为海南应当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文章对“桥头堡”作了这样的界定：“此处所说的‘桥头堡’，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是排头兵作用，即抓住机遇，率先实现全面开放；其二是服务基地作用，即为过往的人们提供生活补给和相关服务。”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具体措施有：更好地发挥博鳌论坛的引领作用，率先打通与有关国家的海空通道，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强化与有关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把推进边境贸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黄飞舟在《搭建丝绸之路桥梁打造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一文中则明确提出，应当把海南打造成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文章认为，这一目标的可行性在于：西南腹地进出口需求量巨大，通过政策引导可转化成为海南省港口的间接经济腹地；依托南海油气资源优势，打造船用保税油供应中心，为建成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提供坚实保障；海南港航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建成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的一定条件。文章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打造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必须找准自身优势，打造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建立宽松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吸引船舶集聚海南；实施好启运港退税政策，为打造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增添砝码；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延伸港航产业链条；建设智慧港航，提高航运信息服务能力；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注重交流合作。文章还认为，打造泛北部湾物流中转枢纽，必须整合海南港口资源，差异竞争，凝聚合力，具体进程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推进海口港和洋浦港两大港口的资源整合；第二步是，以海南主要港口为主导吸纳其他港口企业或相关企业加盟，通过参股、控股、互换股权等形式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海南港口经营集团公司，以产权合并、重组为先导，以资产为纽带，建立现代化大型组合港。
傅国华等人所写的《海南对东南亚八国出口的多层贸易引力研究》一文，运用多层引力模型研究海南对东南亚八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孟加拉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且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1．进口国的贸易开放度、南海周边国家、出口方GDP、进口方GDP和贸易双方的距离是当前直接影响海南对东南亚出口的主要因素；2．进口国贸易开放度、南海周边国家、相近语言、CAFTA成员通过调节效应发挥作用；3．出口方GDP和贸易双方的距离对出口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异质性。根据这些结论，文章就促进海南对八国的出口贸易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1．海南当前要抓住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建设），开辟更多的外贸航线，尤其对于距离是阻碍海南出口因素的国家，更是要有针对性地开辟航线，提高海运贸易运输效率，探索高效、节约、低成本的运输模式，努力降低贸易运输成本。2．注重与海南具有地缘优势、相似文化的国家发展贸易，与隔海相望的东南亚国家合作建立跨境或跨国贸易通道。对于不具有地缘优势和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积极主动加强贸易双方的沟通了解。海南应积极主动地与CAFTA成员国建立长期互惠互利的贸易制度安排机制，共同努力降低双边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3．提高贸易伙伴对海南的贸易依赖度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强化进口国对海南出口产品的依赖度和不可替代性。需要培育和支持具有独特性与竞争力强的出口产品，优化本省出口产业结构，发挥海南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建立出口优势产业集群，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建立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使其进口市场更多面向海南。4．构建跨国产业链是增强贸易依赖程度的另一有效措施。比如海南与东盟农业国在农业资源、产品结构、生产技术、市场拓展、人才培养、引进资金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依托各国地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内在互补性，构建热带农业跨国产业链，将海南与各国零散的产业片段、断环、孤环链接在一起，有效整合跨国各国资源和生产要素，强化海南与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合作和对接，实现产业一体化发展，加深贸易双方互相依赖程度。
（三）关于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广东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则是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省份。2015年，探讨关于广东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主要有：广东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新经济杂志社课题组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新思路》（《新经济》2015年第4期），李飞星、罗国强、郭丽珍的《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选择》（《开放导报》2015年第1期），李泽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发展新机遇》（《广东经济》2015年第3期），刘妍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的岭南文化传播》（《探求》2015年第4期），卢文刚、黄小珍、刘沛的《广东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选择》（《经济纵横》2015年第2期），杨久炎、林涛、陈少华、李启华的《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地位与作用》（《广东造船》2015年第3期），张科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南海因素思考》（《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5期）。
在这些文章中，李飞星等人的《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选择》可谓观点新颖。该文认为，广东沿海经济带上有三个“三角”形成头肩形状，担负着“丝绸之路”的建设重任。这三个“三角”分别是以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珠海、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市组成的“珠三角”为头部；东部的潮州、汕头、汕尾构成一个待开发的“银三角”，成为经济带上的左肩；西部的湛江、茂名、阳江构成一个正在开发的“金三角”，成为经济带上的右肩。文章提出，广东应当通过头部“珠三角”来支撑国内腹地经济和沿线腹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内陆经济上新台阶；粤西“金三角”应当参与印度洋方向的商品、能源的交换和文化交流；粤东“银三角”应当参与太平洋区域的商品、能源的交换和文化交流。珠三角、金三角、银三角在广东省内形成完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三角”又可向外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贸易线路和运输通道，开拓国际市场。
卢文刚等人的《广东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选择》一文认为，广东省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优势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绝对的地缘优势、经济规模和产业基础雄厚、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密切且不断升级的商贸往来、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之一、强大的华人华商群体和影响力。不过，文章也指出，广东省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产业等方面政策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科技投入不足，部分企业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市场认识不够，华侨华商助力作用仍需有效发挥。文章就广东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规划；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推进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搭建方便经贸往来的合作平台；切实加大科技和人才投入；积极引导侨商侨资参与建设。
张科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南海因素思考》一文中则明确提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发展思路需要围绕保卫南海，发展南海的战略坐标。”作者写道：“作为南海之滨的广东省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要把南海因素纳入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从而实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综合效益的提升和竞争能力的持续性增长。”
2015年，还有不少文章是专题研究广东各城市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的。其中关于广州的文章最多，主要有范娜娜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现代商业》2015年第1期），顾涧清、李钧、魏伟新的《广州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目标与对策思考》（《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胡惠丹的《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打造广州国际物流中心》（《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年7月下），金永亮的《“一带一路”强化广州核心枢纽功能》（《城市》2015年第5期），李世兰的《以海上丝绸之路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优势的战略思考》（《探求》2015年第4期），孙爱群、林洁、张林的《文化国际传播助建海上丝路》（《新闻战线》2015年第11期），唐松、宋宗宏、祝佳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广州的战略选择与关键问题》（《城市观察》2015年第1期），姚宜的《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背景下的广州文化对外开放战略重点思考》（《城市观察》2015年第1期）。
这些文章侧重点各不相同。唐松等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广州的战略选择与关键问题》通过分析广州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现有的基础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这篇文章写道：“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地位独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中国通过各地的重要海上交通枢纽，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起航点，在延续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枢纽作用。”文章认为，广州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合作基础薄弱，面临巨大的国际国内竞争压力，部分沿线国家持疑虑和观望态度，企业“走出去”能力不强。文章提出，广州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定位应当是：我国面向东盟、南亚开放的主要门户和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中心；探索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先行示范区。为此，作者提出了广州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策建议：抓好重大平台和合作交流机制建设；以各方分歧较小的领域为突破口推进合作，着力夯实合作基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推动经贸投资合作；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支持。类似的文章还有李世兰的《以海上丝绸之路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优势的战略思考》。李世兰在文中写道，广州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具有这样一些良好的基础条件：悠久的商贸业历史和商贸传统，独特的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强大的城市群带动和辐射力，良好的区域合作基础和前景。文章同时认为，广州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风险挑战，主要有：金融安全风险，能源资源安全风险，产业安全风险，贸易安全风险。文章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优势的对策思考，主要内容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协作和产业转移，开展主题商贸旅游，放松贸易规制，提升文化影响力。
顾涧清等人的《广州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目标与对策思考》一文则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为广州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途径和重要机遇，为广州深远谋划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供了大好机会，为广州增强国际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快捷路径，为广州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提供倒逼机制，为促进广州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提供了活动平台。文章提出，广州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目标应当是：致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增长极，海陆统筹发展的战略枢纽，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社会文化交流中心（简称“一堡一枢五中心”）。文章最后提出了广州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对策：1．尽快完善广州全面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并与国家和广东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相衔接；2．敢于创新，抢先布局建立海洋经济开发园区；3．抓住重点，加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互联互通建设方面的合作；4．先走一步，优先推进以下五大领域（金融，经贸，制造业，农业和矿业，科技）的合作；5．加强研究，加大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贸、人文交流力度。
姚宜的《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背景下的广州文化对外开放战略重点思考》一文，重点讨论了广州文化的对外开放问题。文章提出，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广州要以东盟地区为战略重点，加快重点领域开发，推进与重点区域合作，打造若干重点文化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一批重点文化交流合作项目，提升文化对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些重点领域包括：文化创意与设计，文化传媒，文娱演艺，文化旅游。文章认为，广州加快文化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应当是外国的首都城市、友好城市、古海丝历史文化城市、侨资源城市。在文章作者看来，广州加快文化对外开放的重点平台有：“广交会”平台、“广州奖”平台、“演交会”平台、“金钟奖”平台、“留交会”平台、“国际纪录片节”平台、“中国国际漫画节”平台。文章还建议，广州应当加快建设一批对外开放的文化重点项目，包括：海上丝路文艺精品创作展演工程、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工程、国际版权贸易推广工程、城市形象海外推介工程、文化旅游吸引力工程、全球广州学研究网络工程、文化对外开放人才培养工程、海外华文媒体合作工程。
1980年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一直以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无疑有着独特的作用。2015年，讨论深圳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主要有陈朝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改革与开放》2015年第22期）和《海上丝路的深圳机遇与作为》（《开放导报》2015年第3期），申勇的《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深圳湾区经济开放战略》（《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年第1期），吴思康的《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的几点思考》（《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伍凤兰、陶一桃、申勇的《深圳参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路径》（《经济纵横》2015年第12期）。其中，伍凤兰等人在《深圳参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路径》一文中写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充足的要素资源，同时也为下一步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深圳在参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地理、交通、制度等优势。作者认为，深圳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路径应当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明确城市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破传统同质化发展路径，积极拓展差异化合作；以前海蛇口自贸区为载体，探索以开放促制度创新的试点；以湾区经济为依托，构筑更高层次开放性经济体系。申勇的《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深圳湾区经济开放战略》则提出，在国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下，深圳要充分认识自己的湾区资源丰富、开放创新活力充足和城市群经济发达的优势条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大力发展湾区经济，构建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依托深圳湾区构筑“二带一平台”，促进深圳全面发展。
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有的还讨论了广东省的其他城市，主要有黄建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思下，探索汕头特区发展新路径》（《广东经济》2015年第6期），赖明明、陈能军、蔡志刚的《汕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SWO T分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刘仰的《一带一路与潮汕优势》（《潮商》2015年第5期），孟飞荣、高秀丽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湛江港口发展策略分析》（《物流技术》2015年第5期），王世红的《粤东沿海城市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思考》（《城市》2015年第1期），杨伦庆、刘强的《湛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思考》（《当代经济》2015年第1期）。这些文章根据各个城市的特点，讨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例如，赖明明等人在《汕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SWO T分析》一文中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全面铺开，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汕头，如何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文章写道，汕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过也有两大劣势，即汕头经济总量短板、汕头港吞吐量短板。作者认为：1．汕头的竞争优势大于劣势；2．汕头面对的发展机遇大于威胁；3．汕头具备在“海丝”建设中发挥重要门户作用的条件。文章最后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选择增长型发展战略，向改革要动力，向投资要动力，向政策要动力，向创新要动力，向侨资要动力，向文化要动力。孟飞荣和高秀丽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湛江港口发展策略分析》一文认为，湛江港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港口格局良好，是我国西南的重要港口；湛江应该立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现代化物流港口体系，将湛江港建设为大型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现代港口，成为辐射大西南、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沟通国际航运市场的物流中心和区域航运中心。这些文章，对于各个城市更主动地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
（四）关于福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这个要求对于福建来说是既是挑战，更是良机。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了《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研究报告》（《发展研究》2015年第6期），针对福建实际，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
《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福建而言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报告认为，福建之所以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历史上的福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发祥地之一；福建是“鲜活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和重要支点；福建是少有的“五通”俱全的省份；福建在“海丝”建设中的人脉优势突出；福建是南太平洋南岛语族的主要发源地。这份报告提出，福建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总体目标是，“根据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依托福建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海外华侨华人众多和民营经济发达等优势，找准定位，积极融入，通过‘一个枢纽、六个平台和三个基地’建设（即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对外开放的先行平台、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金融创新的试验平台、政策沟通的对接平台、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深度融合的示范平台，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东南沿海重要的能源基地、国家重要的海洋开发和科研基地），发挥泉州一个先行区和福州、厦门、平潭、漳州、莆田、宁德六个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一区六点’的龙头引领作用，以及南平、三明、龙岩‘南三龙’的腹地支撑作用，以陆上、海上、海外‘三个福建’为载体，统筹经贸与人文、官方与民间、走出去与引进来，实施项目带动，推动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劳务技术合作、海上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努力把福建打造成为海陆联通、内外兼济、特色突出、服务全局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桥头堡和核心区，成为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关于福建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基本思路，报告写道：全方位推进“一个枢纽、六个平台和三个基地”等十大工程建设；充分发挥“一区六点”的龙头引领、“南三龙”的腹地支撑作用；推进陆上、海上、海外“三个福建”联动发展；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员往来全方位交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
黄继炜在《发挥福建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中认为，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从构想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文章写道，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特色主要有：历史优势，经济合作优势，华侨华商优势，差异化优势。文章提出的关于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有：统筹布局全省对外发展战略，加强“一带一路”上的经济合作，拓展面向“一带一路”的地方外交，充分利用华侨资源，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国际关系研究和教育合作。
黄茂兴、季鹏的《福建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基础与战略方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首先论证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福建的重要意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为福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也是福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建设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利于福建进一步开辟对外交流的海上平台，推动与沿线国家在港口、能源、经贸、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为福建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指明方向，开辟新的对外开放通道。同时，也有利于福建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华侨的人缘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福建在更高水平的开放条件下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接着，文章列举了福建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基础：福建的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完美对接；福建有效充当了连接与东南亚各国深度合作的桥梁纽带；福建具备较为完善的互联互通条件和设施。作者最后提出了福建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重视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港口资源整合，发挥交通枢纽的通道功能；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沿海腹地连片发展；积极拓展与周边省份的密切合作，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特色发展；重点推动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实现与东盟国家产业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平潭投资环境，打造海上丝路新窗口。
何军明的《福建参与海上丝路建设的挑战与对策》（《开放导报》2015年第2期）认为，福建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基础比较好；区位优势明显，海洋资源丰富；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海洋渔业产业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走在全国前列；具有明显的人文优势，特别是华侨华人优势。文章同时认为，福建本身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本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与东盟产业的竞争性较强而互补性不足；与东盟南亚等国家相互投资和规模较小、产业合作不够深入，制约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问题，文章共提出了11条对策建议，包括：加强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战略的研究和宣传；集中力量先重点推进一些优势领域；积极发挥福建的对台优势，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区分东盟不同国家的特点，有所侧重；加强同南亚国家的合作；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政府高层交流互访；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争取打造新的福建、台湾同东盟五国三方的交流平台；加快港口合作网络的建设；发挥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方的主动性；加强文化交流。
杨雪星在《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对策思考》（《福建金融》2015年第6期）一文中首先指出，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这样一些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强人文沟通交流，增强尊重互信；有利于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文章认为，福建应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文章分析说，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这样一些优势：海丝历史渊源深厚，基础设施条件优越，经济贸易不断发展，区位人文优势明显。文章还提出了关于福建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一些对策：强化顶层设计，创新政策沟通形式；完善互联互通，打通经贸合作通道；实施差异化战略，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版；统筹陆海资源，发展海洋蓝色经济；深化人文交流，实现心灵沟通对话。朱鹏颐、施婉妮在《“一带一路”战略提振福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中提出，“福建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主要省份之一、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理当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发挥优势，提高福建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文章认为，福建省在发展“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优势有：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丰富，“海丝”历史文化背景悠久，海洋经济不断发展。文章提出，福建要善用华人华侨资源，引导本土企业“走出去”；要打造“海丝”文化品牌，发掘“海丝”旅游资源；要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培养海洋型专业人才；要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推进出口品牌战略。
林昌华的《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省际比较及福建对策研究》（《社科纵横》2015年第6期）通过比较广东、浙江、甘肃、新疆、云南等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的具体做法及经验，提出了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突出对台定位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优势，发挥闽籍华侨资源作用助力区域经济合作，搭建对外合作平台拓展人文经贸交流空间。汪威毅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福建的战略配合》（《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文章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破解美国主导的T PP对中国形成的排斥与挤压，修补T PP可能对现存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所造成的‘裂痕’，并且能够使中国进一步向西推进国际经贸合作关系”。文章写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破解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国际困境的同时，可以为福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福建应善于利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积极配合国家的战略，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福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体地说，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产业领域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合作：发展海洋运输业，建设太平洋东岸重要的海洋运输枢纽；参与能源项目投资，促进石化产业发展；发展海洋产业建设海洋强省。
杨诗源的《“海丝”背景下福建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策略研究》（《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1．促进福建省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2.助力福建省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3．助推福建省内企业向跨国企业发展壮大；4．推进福建省港口的转型升级；5．构建福建省海洋蓝色通道。文章提出了福建省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策略：1．制定适合海洋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2．加大对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3.构建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平台；4．提升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的影响力；5．增强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机构的专业化。张蕙、黄茂兴则将福建自贸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发表了《福建自贸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融合发展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一文。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福建自贸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战略将成为福建经济发展新引擎。福建自贸试验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福建经济的开放性，利用这一平台，福建开放优势将获得更大程度的发挥。福建被定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将可以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福建经济新增长。因此，福建自贸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具有战略融合性，将释放战略叠加效应的‘新活力’，推动福建自贸试验区特色优势的充分发挥，有望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新高地’。”
除了上述这些文章外，2015年关于福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的主要文章还有：蔡珍美的《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福建先进制造业人力资源提升策略》（《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陈诚的《福建港口迎深化发展新挑战》（《中国港口》2015年第1期），陈传发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厦门“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构想》（《厦门科技》2015年第6期），陈钦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海丝旅游”品牌的创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方志玉的《基于海上丝绸之路视角的福建与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对外贸易》2015年第10期），韩风春的《以“海丝”建设为契机推动福建陆海生态文明建设》（《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黄丽惠的《福州加快海洋经济强市的对策思考》（《才智》2015年第31期），黄兴华的《海外华侨华人是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巨大优势》（《福建理论学习》2015年第4期），李鸿阶、林心淦的《“一带一路”建设省际比较与福建战略选择》（《学术评论》2015年02期），李曙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助推区域共赢》（《长春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林萍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福建农业发展战略探析》（《经济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陆芸的《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渊源及对策》（《学术评论》2015年第2期），王伟、陈思扬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闽南戏曲当代发展》（《艺苑》2015年第2期），王展妮的《泉州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与利用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7期），谢昕的《福建：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中国投资》2015年第8期），杨芳、陈艳玲、惠亚冰、杨诗源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泉州与东盟旅游合作研究》（《经贸实践》2015年第7期），俞建群、王媛媛的《经济新常态下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路径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张燕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森林生态旅游的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12期），郑智敬、徐伟的《福建港口加快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步伐》（《中国港口》2015年第1期），中国致公党福州市委员会课题组的《进一步加强福州面向东盟的海丝文化软实力建设》（《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五）关于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到了要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同时还提到了要加强包括“宁波—舟山”港在内的沿海港口建设。2015年，理论界也对浙江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朱李鸣先后发表了两篇前后相关的文章，即《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定位与举措建议》（《浙江经济》2015年第13期）和《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今日浙江》2015年第19期）。《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定位与举措建议》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关系国运的宏伟战略决策。浙江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宁波港和泉州港、广州港一道，被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启运港和目的港，杭州、温州、绍兴、舟山等城市也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总体上，浙江应该发挥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强宁波－舟山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建设，以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沿海地区应有的龙头引领作用。”作者认为，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定位应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链接和航运贸易的枢纽功能区；“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安全保障和战略资源保障的枢纽区；“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合作先行区。文章最后，作者提出了具体的决策建议。在《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一文中，作者更加深入地讨论了这些决策建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合作开发（包括大力推进与沿线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合作开发，加大农业渔业资源合作开发力度）；打造陆海空联动新走廊（包括积极构建陆海空江对接的立体综合交流网络体系，将宁波—舟山港打造成“一带一路”枢纽港）；扩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搭建“一带一路”区域交流新平台；完善“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新机制。
王一峰、朱李鸣的《沿海五省（市）经济新举措对浙江的启示》（《浙江经济》2015年第7期）一文，通过比较东部沿海五省市（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山东）的经济战略新举措，提出了关于浙江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文章认为，沿海五省（市）最新经济战略举措重点是：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大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深化各项改革举措；着力构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文章作者看来，浙江省可以从沿海五省（市）经济战略新举措中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应该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开放型经济平台建设；应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突破。
更多的文章，集中讨论了宁波—舟山港的建设问题。王凤山、丛海彬、冀春贤在《宁波—舟山港对接“一带一路”的探析》（《经济论坛》2015年第1期）中写道，“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背景下提出的主导战略，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新框架，对于拓展和平发展的广阔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于宁波—舟山港来说，对接“一带一路”则有助于拓展“陆向腹地”和“海向腹地”、有助于连接“亚欧第二大陆桥”、有助于打造国际强港、有助于推动海铁联运发展。文章提出了宁波—舟山港对接“一带一路”的系列措施，主要有：加强一体化建设，优化集疏运体系，加强港口信息化与跨国电子商务建设，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无水港，充分发挥海内外浙商的桥梁作用，由内而外组建国际港口联盟。
徐莹、董文娟、张雪梅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宁波港拓展中西部腹地策略研究》（《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则从港口腹地的角度来探讨宁波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文章写道：“宁波港是我国沿海主要区域性中心港口之一，也是我国沿海20个主枢纽港和4个国际深水中转港之一。它是由镇海港区、梅山港区、北仑港区、石浦港区等组成的，是现代化多功能的、综合性的深水大港，并且集海陆河空四位于一体”“通过多年发展，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具备建设‘港口经济圈’的良好基础。宁波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会处，紧邻亚太国际主航道要冲，具有辐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战略区位，同时还是我国首批14个东南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与21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投资关系”。2014年，宁波港已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三大货运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位列我国大陆第三的港口，在世界港口中排名第5位”。文章同时指出，“一直以来，宁波港发展最大的瓶颈便是直接经济腹地小”。为此，文章提出了宁波港拓展中西部腹地的系列实施策略，主要内容有：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合作，重点推进江海陆联运服务建设；加快建立内陆无水港；深化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做好“转口贸易”的大文章；向门户港和枢纽港转型。
除了上述这些论文之外，关于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文章还有：曾繁强、赵勃艳、汤张伶、胡高福的《浅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的舟山群岛新区发展新路径》（《江苏商论》2015年第6期），陈守义的《将宁波—舟山港建设为海丝之路主枢纽港》（《浙江经济》2015年第13期），陈晓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杭州机遇与渊源考证》（《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傅婷婷的《“海丝之路”背景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研究》（《江苏商论》2015年第3期），耿相魁的《贯通江与海——建设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路径选择》（《今日浙江》2015年第8期），胡莉娜的《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中国市场》2015年第51期），李金龙、吴朝晖的《舟山：推进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思考》（《世界海运》2015年第12期），李涛、黄建钢、王宁的《“一带一路”战略下舟山群岛新区发展再思考》（《党政视野》2015年第3期），李湛、李海杰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的思考与对策》（《政策瞭望》2015年第4期），林上军的《把舟山新区打造成中国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之都》（《党政视野》2015年第11期），刘娇、吕晨的《从海上运输业谈宁波海洋经济的发展》（《商场现代化》2015年第27期），骆小平、黄建钢的《浙江的战略选择：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阮敏敏、胡高福的《基于国家战略背景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研究》（《江苏商论》2015年第11期），汪敏倩、何青的《从舟山与敦煌看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5期），王凤山、冀春贤、宋卢新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宁波—舟山港打造国际强港探析》（《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5年第1期），王坤辉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建设策略与战略考量》（《江苏商论》2015年第11期），王一峰、朱李鸣的《沿海五省（市）经济新举措对浙江的启示》（《浙江经济》2015年第7期），叶俊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的探讨》（《管理观察》2015年第31期），俞韶华、罗宁的《基于“长江经济带”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4期），张汉东的《“一带一路”的浙江机遇》（《浙江经济》2015年第3期），张汉东的《以开放理念引领浙江经济发展》（《浙江经济》2015年第22期），周晓燕的《“一带一路”战略对衢州产业、企业发展的机遇与对策》（《统计科学与实践》2015年第7期）。
应当指出的是，与研究广西、广东等省份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相比，关于浙江的文章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出类拔萃的佳作更是难得一见，有些文章的观点甚至牵强附会、缺乏常识。理论界的这种状况，与浙江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需要进一步改进。
（六）关于其他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但学术界关于上海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的文章很少。生长于上海的美籍华人张友信为此发问：“难道上海与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关系吗？”他的回答是：“不！上海古代青龙镇，唐时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一个港口，到了南宋晚期及元代，上海港也参与了海上对外贸易。”杂志《净水技术》在2015年第5期和第6期上连续刊登了张友信的文章《海上丝绸之路与上海》。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上海港口对外贸易的发端起始于青龙镇，唐宋时期是青龙港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由于吴淞江淤塞日益严重，海船渐渐无法循江航行至青龙港，至南宋晚期，航至上海地区的海船改为停靠上海黄浦旁的码头，即后来的十六铺码头。于是黄浦旁的上海港兴旺起来，替代了青龙港，青龙港这颗唐朝升起的港口之星随着吴淞江的淤塞而陨落”。
对于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专门撰写了《上海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科学发展》2015年第78期）。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上海在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必须主动服务、有所作为”。文章认为，上海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具有这样一些优势：区位优势，制度创新优势，经济优势，产业优势，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优势，文化优势。文章同时指出，上海在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时，也面临着一些瓶颈障碍，主要有：安全保障问题，内外协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电子商务问题，企业动力问题。在文章作者看来，上海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一带一路”最大首位城市；“一带一路”服务业中心；“一带一路”先进制造业基地；“一带一路”交通枢纽中心；“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人文合作交流中心。文章提出了上海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战略路径：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拓展全球贸易投资网络；线上线下结合，提升国际贸易的规模和能级；加强与沿线国家经贸机构的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兄弟省市和沿线国家，为他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各项支持。文章还认为，上海应在经贸投资领域、金融合作、基础设施、人文交流、制度创新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
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江苏，但在2015年，也有一些学者讨论了江苏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江苏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基础雄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地，理应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徐康宁：《把江苏打造成中国面向亚太开放的重要门户》, 《群众》2015年第7期）
张建民、赵鸣在《江苏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路与对策》（《港口经济》2015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是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加速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契机、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引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平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机遇。这篇文章认为，江苏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优势、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经贸合作的先行优势、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支撑有力的环境优势。而江苏所面临的挑战则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内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不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短板，省内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还比较突出，自身对外开放平台支撑不足。这篇文章不仅提出“江苏要为打造充满活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探索道路”，而且还列举了具体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江苏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目标任务；突出互联互通，着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陆海空联动走廊；强化区域合作，打造长三角区域科学发展新引擎；发挥海洋优势，加快江苏海洋强省建设步伐；拓展发展载体，搭建江苏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新平台；打造两个“共同体”，探寻开展先行先试的新路径；加快有关人才培养，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才建设新高地；坚持改革创新，完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合作体制机制。
曹晓蕾、张远鹏、张莉在《江苏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对策研究》（《群众》2015年第7期）一文中也认为，“作为全国领先的开放型经济发达省份，江苏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抢抓机遇，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推动江苏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做出应有贡献”。文章分析了江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经贸合作规模显著，产业发展基础扎实，载体建设成效突出，金融创新业务领先。文章提出了江苏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对策建议，主要有：突出互联互通建设优势，提升立体通道功能；确立重点合作对象，促进对外开放合作；突出制造业优势，提升产业合作水平；突出金融创新优势，加强金融合作；突出文化教育优势，深化人文交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好对内对外政策对接。徐小兰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江苏经济发展的SWO T分析》（《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一文中则写道，江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是：区位优势明显，开放程度较高，物质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人文历史悠久。劣势则是：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港口建设成效不显著。文章建议，江苏应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创竞争新优势，通过完善陆海通道建设新平台。
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陈雯、李平星共同撰写的《江苏如何抢占“一带一路”战略先机》（《唯实》2015年第4期）。这篇文章认为，“在当前国际国内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地理格局剧烈变化的背景下，江苏虽然仍具有较强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先发开放优势，但也开始面临一系列危机与挑战”，主要表现在：因全方位开放，江苏沿江和沿海兼具的独特区位和先发开放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固有开放模式的路径依赖根深蒂固，对外开放的思路亟须重塑；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不强，尚不足以应对全球生产与贸易竞争。文章提出，“应对国家战略转变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变化，江苏应进一步提升发展功能定位，进一步增强江苏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一是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具有较强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北翼核心区，从‘跟踪区域’走向‘创新区域’，提升改革创新能力。二是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从‘世界工厂’向‘智造和服务’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竞争能力不断提升，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三是东部沿海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和‘一带一路’战略对外对内开放的重要门户，促进‘物流运输型’枢纽向‘资源配置型’转型，构建‘面向国际、承东启西、辐射南北、高效畅通’的航运服务体系，提升发展品质”。文章具体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改善交通软硬环境，降低生产和生活的物流成本，增强资源配置能力；转变对外开放和合作方式，培育“走出去”的企业主体，培育开放的新优势；以市场和创新为导向，推动产业集群及组织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国际竞争强劲的行业；协调和优化区域及城乡空间，缔造空间要素的竞争优势；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多元贸易与合作，开创对外贸易新格局；加快政府考核机制改革，推动政府工作重大转向。程帅杰、钱珏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江苏省海洋产业经济调整分析》（《才智》2015年第22期）则重点讨论了江苏海洋产业的发展问题。
连云港是江苏的主要港口，因此，有些文章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连云港的发展问题。桂迎宝在《连云港建设“一带一路”交汇枢纽的建议》（《港口经济》2015年第4期）这样写道：“从世界经济版图看，连云港沟通东西，向东与日韩隔海相望，向西连通中国中西部地区、中西亚直至欧洲；连接南北，南面是长三角经济圈，北面是环渤海经济圈，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十’字结点位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在汇聚海陆、融合中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认为，连云港具有国家赋予的战略优势、沟通东西的出海通道优势、陆桥过境运输第一港的优势、开放合作的载体平台优势。文章提出了关于连云港加快建设“一带一路”交汇枢纽的许多建议，包括：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加快建设国际出海大通道，积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着力增强载体平台功能。蒋红奇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给连云港发展带来新机遇》（《城市》2015年第1期）分析说，连云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具有政策优势、区位绝对优势、港口优势、地缘和物流优势、独特的理念优势。在此文作者看来，目前连云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沟通协调机制滞后，缺少省部际协调机构，在国家层面系统的专项战略规划还未形成；连云港本身“港、产、城”联合发展融合程度还不够高，港口作为区域发展龙头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经济总量偏小，城市竞争力偏弱；由于北有青岛，南有上海，所以连云港处在两大港口的夹击中，发展有些尴尬；连云港市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临港大工业、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发展还较弱，几大产业体量均小。为此，作者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可以在顶层设计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先试先行；建立市级层面利益协调机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用好用足现有的有利于连云港发展的国家政策；将连云港建成“一带一路”的综合交通枢纽、经贸合作枢纽和综合保障服务基地；推动建立区域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构建区域科技与人才合作机制。相关的文章还有薛继坤、张斓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徐州连云港同城化研究》（《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3期）。
除了连云港之外，太仓也是江苏的一个重要港口。钟鸣在《太仓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港口经济》2015年第12期）和《太仓港立足长江经济带、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物流技术》2015年11月刊·下半月）这两篇文章中，专门讨论太仓港的发展问题。文章作者认为，“太仓港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长江入海口南岸，位于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作者提出，太仓港应当立足长江经济带，主动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动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江海联运枢纽港基础设施，建设“铁、公、水”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构建江海河交汇航线网络体系，打造高效便利的口岸服务体系，构建高度集聚的特色物流体系。
在江苏的城市中，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青舟、顾菁、李钧的《江苏港口城市沿“一带一路”交汇的历史渊源与前瞻》（《城市观察》2015年第1期）主要从历史上探讨了江苏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卢宁、沈智清、谭槊、刘光东在《苏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考》（《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讨论了苏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这篇文章追溯了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丝绸之路贸易的起点虽然不在苏州，但苏州是中国丝绸的重要产地，苏州丝绸必定凭借丝绸之路行销国外”；更加重要的是，“苏州是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力量。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巅峰。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在如今苏州太仓港，太仓港古称刘家港，自古漕运万艘，四方商贾毕集，史称‘天下第一码头’，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文章作者看来，苏州开放型经济优势明显，与沿线各国经贸关系良好，陆港交通条件比较优越，双边及区域合作经验丰富。这些都是苏州主动对接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所在。文章同时认为，苏州也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认识不够充分；苏州在国家政策上不占优势；苏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切入点比较难找。为此，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明确角色定位，彰显战略交汇优势；优化交通条件，提升立体通道功能；拓展合作对象，促进对内对外开放；丰富合作领域，发挥支撑带动作用；深化合作方式，创新区域交流模式。
关于山东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的文章不多，主要有于慎澄的《沿海城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以青岛市为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王爽的《“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山东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王爽在文章中认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为山东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机遇，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和领域的机遇，优化产业发展格局的机遇，深化省际区域合作的机遇。文章分析说，山东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具有诸多优势，包括：海陆交汇的互联互通优势，东西开放的桥头堡优势，蓝色经济发展优势，经贸合作基础优势。文章提出的山东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是：突出海陆交汇，打造区域性国际物流交通枢纽；突出双向开放，强化与重点板块的互动；突出经贸合作，推进与沿线国家形成新的经贸增长点；突出海洋优势，打造国家海洋开发合作核心区；突出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大通关的贸易便利化链条。
刘西良在《全力打造“五通”示范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港口经济》2015年第1期）一文中，专门讨论了日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文章认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日照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文章提出，日照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强化海陆统筹意识，以‘五建’促‘五通’，着力构筑互联互通合作交流体系，积极打造‘五通’示范区，切实把日照桥头堡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节点和综合枢纽，打造成为鲁南经济带的发展极，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这里所说的“五建”促“五通”，具体内容是：1．快建设对外开放合作新机制，促进政策沟通；2．加快建设海陆空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设施联通；3．加快建设便利化、自由化国际贸易物流中心，促进贸易畅通；4．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业务体系，促进货币流通；5．加快建设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东方起点，促进民心相通。此外，安伯平、王继国在《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上发表了《山东暨日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一文，但此文实际上与发表在《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4年第12期上的同名文章内容相同。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是在2013年，当时很少有人关注天津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到了201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下一些文章：姜坤、赵娜的《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推动天津发展的几点建议》（《天津经济》2015年第3期），柯娇的《滨海新区应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契机》（《港口经济》2015年第3期），李乐的《“一路一带”与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现代经济信息》2015年第11期），李文增、冯攀、李拉的《天津参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港口经济》2015年第2期），天津市科技思想库“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家组的《关于天津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建议》（《城市》2015年第1期），吴湉的《天津港建设对“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辐射作用的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15年第36期），张磊、龙磊的《天津港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策略研究》（《港口经济》2015年第12期）。
在上述文章中，天津市科技思想库“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家组撰写的《关于天津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建议》一文认为，“天津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历史上与‘一带一路’区域联系紧密，是其重要的节点城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天津进一步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文章认为，天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这样一些重要的优势条件：天津国际港口和交通枢纽区位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天津的优势，天津滨海新区和天津自贸区等政策优势。文章同时指出，天津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未将天津作为重点；天津的国际港口功能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天津市重大发展规划中缺乏应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研究。文章最后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为契机，积极争取天津市纳入国家相关发展规划；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争取将“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功能向天津疏解；以天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提升扩展天津的国际港口经济功能。天津市科技思想库“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家组的主要成员李文增、冯攀、李拉在《天津参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港口经济》2015年第2期）一文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姜坤、赵娜在《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推动天津发展的几点建议》中写道，“天津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节点，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兼具区位、港口、产业、海洋经济等综合优势，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区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完全有基础有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认为，天津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具有许多优势，包括交通港口优势、经贸合作优势、广阔的腹地优势、面向东北亚的区位优势、自贸区优势。作者提出了关于天津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发展的具体建议：构建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一带一路”战略通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创新丰富区域合作形式，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内省区市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重点面向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流合作，努力成为“一带一路”海上枢纽城市；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积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营商环境的领先区。
张磊和龙磊的《天津港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策略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天津港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天津港是连接海向和陆向的重要战略支点，是打造陆上和海上两个经济走廊的双向开放平台，是推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全球资源配置枢纽，是推动内陆地区经济大开放的新引擎。文章提出了天津港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构想，主要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天津港的国际中转功能；构建以天津港为核心的新型贸易格局；强化国际、国内、环渤海区域三个层次的港口联盟；建立基于港口供应链服务的港货、港铁、港航等供应链联盟；共建无水港、物流园区、经济大通道等多层次的物流网络合作平台；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网上丝绸之路”；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推动由吞吐量为主的发展模式向规模质量效益均衡发展模式转变。
以上这些文章，反映了中国各地主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热情。而中国各地的积极参与，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七）关于港澳台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于2015年3月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将“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合在一节中进行表述，既说明了大陆沿海与港澳台地区密不可分的联系，也说明了国家对港澳台地区的重视。这份重要文件中明确写道：“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特别重要的是，文件还专门指出，“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就学术界而言，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最初两年（2013年和2014年），几乎没有人认真讨论过这一宏大战略与港澳台的关系。2015年，这一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几篇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刘诚《香港：一带一路经济节点》（《开放导报》2015年第2期）一文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香港发展的重大契机，是香港服务内地深化改革和‘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文章进一步写道：“香港居于中国内地和东盟连接的中心位置，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理节点；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制度和人才，是一带一路高效运转的制度节点；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并与上海和深圳联系密切，是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筹集和管理的金融节点。”文章最后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香港要积极嵌入国家战略，制度和体制上要无缝对接；香港要尽快推进香港—东盟自贸区建设，并与美国就T PP展开谈判；香港要利用沪港通、深港通，与内地金融中心建立合作机制。陈文玲在《“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重大机遇与建议》（《全球化》2015年第12期）中也写道，“‘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香港在软件和硬件上具有不可取代、难以复制的特殊优势，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机遇，香港主动呼应并占据国家战略制高点，将形成全新的可持续的战略要地，重塑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文章写道：“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巨大机遇，香港的当务之急是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更好地发挥香港的重要作用、解决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文章最后“建议香港特区政府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当前重点抓五件大事”，即：抓紧研究确立香港在祖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争取在香港组建“一带一路”投资基金；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切实落实《粤港合作框架》；抓紧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立体化重要枢纽。
巴曙松、王志峰在《“一带一路”：香港的重要战略机遇》（《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9期）中指出，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将重点打造全球新的增长板块，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宽产业投资和经贸合作水平等，在金融、贸易航运、产业转移、服务业等领域蕴含着大量的机会”。文章作者同时指出，“香港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也处于‘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在金融投资、贸易航运、现代服务和跨国人才等领域的积累，与‘一带一路’提倡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核心内容高度契合，既具备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能力和优势，也能有效支持香港经济的继续转型升级”。文章分析了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独特的优势，包括独特的区位优势，与“一带一路”需求相契合的专业优势，国际化人才和多元文化优势。文章写道，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应当是：1.“一带一路”整体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一带一路”区域最大的国际融资中心，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区域内的主导性的金融机构和多边机构的全球金融合作中心；3.“一带一路”人民币区建设的主力军；4.“一带一路”沿途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5.“一带一路”产业跨境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桥梁；6.“一带一路”国际人才的孵化器和输出地。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建议：积极参与整体框架的设计及跟踪评估；构建以香港为基地的全球融资体系；巩固香港在境外人民币融资市场的优势地位；扩大香港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领先优势；加强深港合作发展海洋经济；帮助建立具有国际标准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框架；鼓励香港企业参与基建项目投资和管理；为中资企业在沿线投资基建项目提供协助；为“一带一路”输送国际性人才。
香港学者张灼华、陈芃撰写的《中国香港：成为“一带一路”版图中的持续亮点》（《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是一篇应当特别值得重视的文章。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一个构想，更是实际有效的发展规划，未来对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它至少从外交、经济和人文三个层次完整界定了中国内外联动、远近兼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为解决各方面矛盾以维护国家今后的平稳、健康、长远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文章一方面指出，“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下，香港地区若要不错失这一新的历史机遇，有必要主动适应、扬长避短，在追求香港地区自身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继续为内地的改革和开放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分析了香港的四大优势：第一，既与内地具有密切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与内地相比又与国际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区域性或国际组织与平台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非常适合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担任过渡区、沟通者的角色，可以发挥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明确“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优先关注和实现亚洲的互联互通”。香港地区本身就是亚洲最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成熟自由的市场体系、低廉透明的税率等为其赢得了高度的市场吸引力和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香港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缅甸及部分中东及非洲的国家）同样都被英国实行殖民式统治，不可否认的历史联系使其更容易与这些国家取得价值与文化的共识并形成合作；普遍而熟练的英文环境也使其具有了沟通区域内不同背景国家的凝聚力。拥有这些独特优势，香港地区最有条件把握跨国经济合作及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成为未来互联互通的亚洲市场的金融核心。第三，“一带一路”战略将伴随着内地资本对外投资的显著增加，投资的渠道与方式、风险防范和对冲的方式都将对国内现有跨境投资监管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长期实践中，已建立了稳定、密切的合作机制，可大大简化相关制度设计的复杂程度、及时应对新生问题和突发危机，并为中国政府形成可向其他国家或市场复制、推广的经验。第四，香港地区集中着全世界最多的既通晓国际金融领域知识及经验、又熟知国内经济形势与需求的专业人士，已在筹融资市场、资产管理及离岸人民币业务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和领先的世界地位，可以快速、高效地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下有关合作项目的磋商和建设，提供金融、法律、会计等方面的高水平的专业服务。文章写道：“在未来全面开放的宏大战略下，香港地区需要主动参与设计和执行国家整体的发展蓝图，努力在国家新的发展阶段扮演更加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巩固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争取成为‘一带一路’版图中一个持续闪耀的亮点。”为此，文章提出了这样四条建议：“放眼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巨大市场，使香港地区人才、资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能够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把握机会、发挥作用。在巩固现有的亚洲区域内领先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进一步争取成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后横贯欧亚的整体市场的金融核心。”“利用香港地区在法律制度、市场规则以及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优势，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领域帮助建立具有国际标准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各双边或多边的金融合作机制，争取在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为推动和落实区域的互联互通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继续借助与内地特有的紧密联系，密切关注和评估内地因‘一带一路’战略而形成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下的相关改革措施，积极了解内地发展需求，特别是主动配合内地的金融改革和开放研究设计相关方案、试点实施相关举措，借此为香港市场争取更多发展机遇，并形成香港的独特优势。”“在巩固香港金融业传统优势的同时，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开拓创新的主题，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独特资源禀赋的行业，鼓励和支持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促进其自身经济机构的转型升级。”
陈思敏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澳门加快打造中葡平台的建议》（《特区经济》2015年第12期）一文，专门讨论了澳门与“一带一路”的关系问题。这篇文章不长，但逻辑性很强，而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文章写道：“国家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澳门要充分利用、发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站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加大对葡语国家的辐射。”文章指出，“澳门要抓住这些机遇，需要整合自身优势，结合中葡经贸特点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当前，中葡经贸的两个特点是：一是贸易往来以葡语国家向内地出口为主；二是投资往来，以中国向葡语国家投资、并购为主，葡语国家对外投资能力非常有限。为此，对于贸易方面，澳门应重点吸引中资企业在澳门成立公司，办理进出口贸易，同时把葡语国家的企业家请到澳门办理会展以撮合中葡交易。目标是成为中葡贸易的总窗口。投资方面，重点是推动中资企业往葡语国家投资，澳门要做好全方位的配套服务。目标是成为内地‘走出去’企业开拓葡语国家业务的中心”。文章最后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加强宣传澳门的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优势；推动澳门以单独关税区身份与葡语国家签订自贸协议；为中葡间的货物贸易领域提供专属的服务配套；对澳门注册并涉及中葡经贸的服务企业予以政策倾斜；对开展中葡贸易及在葡语国家进行投资的企业进行适当退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适当对CEPA的条款进行完善及修订；引入国家资本设立澳门投资基金。
关于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的文章主要有：李义虎的《“一带一路”与台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刘雪琴的《“一带一路”拓展两岸经济合作》（《两岸关系》2015年第6期），盛九元的《“一带一路”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两岸关系》2015年第4期），王敏的《台湾地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可行路径》（《亚太经济》2015年第1期），吴宜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历史机遇》（《统一论坛》2015年第6期）。
刘雪琴在《“一带一路”拓展两岸经济合作》一文中指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对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将推动两岸经济合作逐渐走出深水区，提升两岸经济合作层次，拓展两岸经济发展空间”。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一带一路”为两岸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2.“一带一路”建设路径为两岸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支撑；3.“一带一路”促进贸易投资合作发展，这将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吴宜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历史机遇》同样认为，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为深陷政经困局的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历史机遇，开辟了台湾经济转型发展、两岸经济合作广阔空间”。其具体表现为：1．岛内企业可以借助祖国大陆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带动产业发展；2．台湾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突出地缘经济优势；3．台湾地区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区域经济参与；4．祖国大陆台商也可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实现自身转型与发展。文章最后写道：“不可讳言的是，台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政治因素干扰，尤其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台湾政局处于微妙复杂变化之中，但台湾是否抓住‘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性机遇，是否与祖国大陆进行更深层次经济融合，将对台湾未来、台湾民众福祉产生决定性影响。”
盛九元在《“一带一路”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一文中说，祖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将在更大程度上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基础和动力。台湾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创造更多商机，激发台湾经济活力”。文章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两岸不仅要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快推进协商，厚植合作基础，更应着眼未来，加快推进与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提升两岸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从而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更有效地发挥彼此优势，获得合作效益”。为此，文章作者建议，两岸应实现优势互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积极推动两岸产业形成合理分工与整合布局；加速两岸合作对外投资的规模与范畴。王敏的《台湾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可行路径》认为，新形势下台湾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1．构筑两岸经济合作新平台，增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新动力；2．有利于推动解决当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3．为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与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相衔接提供可行途径。文章指出，台湾地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历史及地缘层面的可行性、经济层面的可行性、政治层面的可行性。更加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台湾地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可行路径：1．借助“两岸经合会”平台展开沟通与协商；2．推进以“五通”为核心的两岸互联互通；3．促进闽台社会经济率先整合；4．创新合作方式参与“一带一路”的相关机制。
李义虎的《“一带一路”与台湾》是一篇很有见地的佳作。在文章作者看来，《愿景与行动》特别强调“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已经有力地表明“大陆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已将两岸经济关系、台湾经济发展考虑并纳入，将给台湾经济带来更多利好，将为两岸经济合作搭建新平台、注入新活力”。文章列举了台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条件：1.“虽然大陆与台湾处于‘尚未统一状态’，岛内政治生态仍然复杂，但《愿景与行动》的涉台部分充分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理念，表明大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积极愿望，也愿意采取让台湾经济‘共同受益’的实际举措”;2．福建的新定位和复合型优势对台湾十分有利；3．台湾天然具有‘海丝’基因。文章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将会给台湾经济带来这样一些预期好处：1．可以从大陆新一轮的国内区域经济布局和经济转型中获得较大商机，分享大陆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2．可以借助相关国家战略，形成“海峡经济”，提升台湾经济在整个区域布局中的地位和分量；3．参与大陆中西部建设，搭车借道“走西口”;4．找到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现实路径；5．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潜在商机庞大，台湾还可通过大陆西部走向中亚、中东，为台湾经济发展找到向西的重要通道。不过，文章也指出，“在政治挂帅的岛内，参与‘一带一路’和加入亚投行绝非简单的事情，受到政治因素的掣肘在所难免”。文章分析了台湾各方面的反应，认为：台湾有关部门及智库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做了一定的积极评估；学界态度比较理性客观，提出对策也显得积极；企业界希望抓住“一带一路”难得机遇并加入这个计划；绿营内部也有理性声音。文章写道，“实际上，归结起来，有关台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问题，岛内还是多了理性声音及务实回应”。在文章作者看来，就台湾是否加入亚投行来说，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加入方式问题，也就是邀请还是申请”，二是名义与身份问题，即“以什么名义与身份加入”的问题。文章最后写道：“总体而言，台湾如能顺势加入‘一带一路’的进程，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入亚投行，那么将搭上发展的特别快车，实现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的夙愿，也可以顺利解决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路径问题。而台湾若主动参与，不仅可以支持大陆经济发展战略，也可以借此增进两岸政治互信，从而推动两岸经济共同深化发展。”
庄伟光、邹开敏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粤港澳台旅游合作研究》（《新经济》2015年第16期）专门研究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粤港澳台旅游合作的问题。文章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本质又是合作共赢，因此，“以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为契机，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台旅游，合作的深化，是粤港澳台地区旅游业实现务实合作、优势互补的最佳选择”。文章进一步写道：“所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是指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作为旅游资源，依托历史遗址遗迹并新建文化设施，加大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旅游宣传，让游客认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且通过开展粤港澳台与内地之间的合作，以邮轮交通为主体，共同打造出多条国际精品‘海上丝绸’旅游路线，向内可衔接广东省内的八条‘海上绿道’，向外可辐射至大洋洲、非洲、美洲等地，旅游范围覆盖世界各地，游客可体验到‘一站多程’的便利与乐趣，领略海洋和陆地上的多种风景。”文章最后提出了粤港澳台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的对策及措施，主要有：平等互惠，利益共享，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组织；整合资源、深挖内涵、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知名旅游旺区；求真务实，创新方式，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的深度合作；强化保护，科学开发，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可持续发展；加强交流、增强互信，营造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的大好环境。
上述关于港澳台地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15年学术界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