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读书班

陈美兰

1982年初春，天气仍是乍暖还寒，我从武汉到了北京，揣着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通知走进位于香山的昭庙，向在这里举办的茅盾文学奖评选读书班报到。记得首先接待我的是作协创研部主任谢永旺，他除了表示欢迎外就是向我交代读书班的任务，接着，就分配一批让我读的长篇小说。

于是，我还来不及环视一下周围的环境，也来不及打听一下读书班内有哪些成员，就开始了工作——因为我是最晚的一个报到者。

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兴奋，又是那么陌生。

其实，在接到参加读书班通知之前，我就从报刊上获知了设立“茅盾文学奖”的消息。1981年春，我们所尊敬的文学前辈茅盾先生，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的文坛巨匠，在他临终之前留下遗言：“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记得我获悉这样的消息时，心中确实难以抑制的激动，这位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园地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的作家，在离开我们之前，仍然对我国文学事业寄予厚望，作为文学后辈能不为这种博大的胸怀所感动吗？

当年秋天，中国作协就做出了启动评奖的决定，并将这一奖项定名为“茅盾文学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部门批准设立的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文学奖，可知它的意义非凡；而长篇小说又是被人们称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平标志的重要文学门类，所以这个奖的重要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真的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奖项的初选工作。尽管我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留校任教，涉足当代文学领域，也写过几篇肤浅的小评论，但经历了“文革”的10年寒冬，却使我在春天到来之际不得不重新起步。“文革”刚结束，由于接受了教育部编写当代文学统编教材的硬性任务，迫使我那几年重新系统地读了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也满怀兴致地读了一些七八十年代之交新创作出版的长篇作品。或许是对两个时段小说创作的同时接触，更激起我对当时新近出版的长篇新作的兴趣和敏感，也就情不自禁地写了好几篇评论，大概这就是我受到邀请的一点缘由吧。而在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心中自然是既紧张又兴奋，能有这样的条件集中时间阅读作品、接触最新的创作态势，这种难得的机会又怎能轻易放过呢？

在我稍稍整理好该读的书籍后，我才开始环视一下周围陌生的环境。原来我们住宿和工作的地方并不是正式的招待所，更不是什么“宾馆”，实际上是一座藏汉混合式的喇嘛庙。经打听，我才知道这个昭庙原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了迎接西藏六世班禅来京祝贺乾隆七十大寿而建的，故称班禅行宫。200多年来，遭受过两次大破坏，早已是残垣断壁，后来修复的一些房舍也已变得破旧不堪。不过周围环境倒也十分清静，特别是周边耸立的几棵高大繁茂的古油松，似乎在显示其历史之不凡。作协把读书班放在远离京城的这里，我想大概是为了节省京城宾馆的昂贵开支，更主要的是可以排除外界干扰，让我们在这里闭门潜心细读吧。当时一心想为我国刚刚复苏的文学事业重新振兴尽把力的我们，哪里还会去讲究什么住宿环境和工作条件呢！我记得当时我和王超冰住的是大堂偏旁的一个小房间，两张窄窄的硬板床，中间放着的是一张油漆斑驳的旧书桌；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湖南作协理论研究室的冯放先生。大概是优待我们两个女同志和年纪稍大者吧，其余十多位读书班成员，都住在大堂外面隔着一条通道的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这排低矮的平房，可能是当年班禅行宫杂务人员的宿舍。我还记得，当时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望过去，这里晚上常常是灯火通明，而且不时还会传出激昂的、热烈的争吵声——那是为讨论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观点而争论不休。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那样的情景，我都会无限感慨：一群“文学志士”为了迎接文艺事业的新春，可能根本就忘记了去计较自己是身处高楼大厦抑或低矮简陋的平房了。

在交往中，我逐渐熟悉在这里的十多位“班友”，他们都是当时文学界的非等闲之辈。其中有来自北师大于今已是终身教授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有来自《上海文学》后来在评论界有很高声誉却英年早逝的周介人，有《文学评论》的资深编辑蔡葵、《文艺报》评论部的孙武臣，有来自陕西作协的资深评论家王愚、河南作协理论室的孙荪、江西作协理论室的吴松亭，有来自山东师大的宋遂良、中山大学的黄伟宗，来自杭州大学的吴秀明是读书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阿秀”。这几位大学的同行，后来在当代文学领域都成了知名的教授。来自南通师院的吴功正，在美学界也颇有名气。读书班上还有当年北京的中学教师、后来进入中国作协评论部至今仍活跃于文坛的著名评论家何振邦！吴福辉则是一位身份颇特殊的成员，他那时是作协创研部的工作人员，既参加读书班研讨，又是读书班的资料总管，20多年后，他除了研究成果丰硕，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我笑他这回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总管”了。当时就是这样一批中青年评论家，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严冬，现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沐浴在我国文艺领域的早春气息中，怎能不让自身的青春活力尽情释放？对于拨乱反正时期文艺问题的探讨、释疑、争论、交流……往往从会议桌上延伸到饭桌、寝室、延伸到香山昭庙四周的宛转小道上。也许每个人都把文学当作自己最心爱的事业，所以一旦汇聚，很快就成了熟悉的朋友，加上被我们称为“老板”的谢永旺，既是一位资深的评论家，更是一位富有经验且性格风趣、平易近人的行政领导人，由他所带领的这个临时集体，除了严肃的研讨外，更少不了欢声笑语！而这个时候，王愚和宋遂良往往就成了“主角”，这两位在“文革”中因文艺问题而吃尽苦头的正直善良的“书生”，一唱一和、绘声绘色地说起“文革”中所遭遇的种种荒唐事，常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当然，这种笑声自然也夹杂着辛酸和叹息。

这次读书班的任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并不繁重，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范围是1977至1981年之间出版的长篇小说，那时的年产量根本不像现在那样的数以千计，所以当时由全国各协会、出版社、大型文学杂志编辑部推荐上来的作品只有134部，但是，如何在这134部作品中挑选出代表这个时期创作水平的作品，对当时读书班来说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认识：一定要仔细研读作品才能做出高下、优劣的判断。经过一段日子的“挑灯夜读”，才开始作第一轮淘汰，在反复交换意见后，134部作品中有两人以上阅读认为可考虑的作品是26部。在进入第二阶段工作后，研讨活动就更频繁了，为了认清一部作品的价值或问题，大家常常会把话题拉开到对当时整个文学态势的谈论，为此，读书班还专门举行了多次规模较大的研讨会，除读书班成员外，特别邀请了冯牧、唐达成、刘锡诚、阎纲等同志与会，希望在交流中扩大视野，从而评选出在当时来说最有价值的作品。

对我来说，那样的交流实在太难得了，它不仅让我在鉴别作品时更有把握，同时更引发了我对当时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思考。至今我还保留着对“班友”们一些发言的深刻印象。蔡葵从小说的内容、人物塑造的多样性、丰富性、表现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比较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创作与“十七年”文学的许多不同点和所显示的一些“新质”；也对当时一些作品缺乏时代精神做了认真分析。童庆炳从“真”与“美”的角度，谈到了那几年长篇创作的不足，他特别强调长篇小说应具有很高的审美素质，而不止于写生活的具体过程，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美。应该把社会生活内容溶化到审美的内容中去，写出人情美、道德美、伦理美。周介人也指出，过去总喜欢用“史诗”的规模来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排除了用个人心灵历程来映衬时代的可能性，现在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说明，通过个人的命运、家庭的悲欢离合同样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时代风云、社会世态，而且往往更为动人，毕竟，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书写的。这样一些见解，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在进行中，自然显得十分“前卫”，其实即使到了今天，它们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当时在参评作品中，历史小说有着相当数量，像《李自成》《金瓯缺》《戊戌喋血记》这样一些作品大多创作于“文革”的动乱时期，反映了作家们在文化专制的环境下借用历史所抒发的人生感悟和爱国情怀。当时吴秀明、宋遂良即以高度的敏感对这批作品的艺术经验做了认真的概括。他们特别指出，这批作品在熔铸历史时所体现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人物形象内涵复杂，融进了作者丰富的感情寄予，许多作品迸发的是一种从低谷中奋起、逆流而上的民族精神。他们当时中肯的发言也预示着两人后来确实成了研究历史小说的著名专家。

在昭庙里所进行的这些研讨和交流，它的意义无疑远远超出了孤立地选出某一两部作品。因为那时正是中国文学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的文学不仅要走出10年文化专制主义和“帮派文学”的阴影，更要面向未来选择自己新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这个时候所进行的文学评奖，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们的文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基准和理论追求。记得唐达成同志在研讨会上就曾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许多理论认识应该要用创作来回答。这种观点也更坚定了我后来的科研追求：不搞那种空对空的理论演绎或阐释，理论研究一定要认真关注创作实践，关注具有创新活力的创作实践，要着力于在创作丰腴的田野上去发现、提升理论的亮点。

日子一天天过去，读书，研讨，没有外界电话的干扰，更没有什么“饭局”的诱惑，安静的昭庙里仍然是一片繁忙。当我们对文学创作发展势态有了全面的观照，有了对文学作品价值基准的共识，在选拔作品时就顺利多了，意见也很容易统一。经过读书班的讨论，26部作品又进行了一次淘汰，留下了17部。这时，各人如何从中选出六七部获奖的推荐作品，自然就需要更加审慎了。这段时间，从昭庙透出的灯光在夜空中也更加漫长——大家都在准备拿出自己的推荐意见。

翻阅一下我当年所做的笔记，我个人当时比较推崇的是这么几部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沉重的翅膀》《冬天里的春天》《漩流》《黄河东流去》《李自成》和《金瓯缺》。

我选择这几部作品是基于当时这样的认识。反映“文革”时期社会动荡生活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和《芙蓉镇》（古华），前者把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被政治风暴所撕裂、亲人的爱被践踏，把一批善良的农村人对走出生活阴霾的渴望，写得相当感人；后者则以一个清纯、勤劳的农村女性在极“左”思潮笼罩下悲惨的命运和叛逆抗争，不仅反映出政治斗争的残酷，也写出了人性尊严之不可侮。它们在当时大量涌现的反映“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显得异常突出。《将军吟》（莫应丰）是以军内生活为背景，相当真实而直接地描写了一批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我军将士对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及其路线所做的激烈斗争，体现出刚烈无畏的凛然正气，尽管作品艺术上稍微粗糙，但作者能在黎明前的黑暗日子里如此秉笔直书，其胆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在反映20世纪上半叶历史生活的作品中，我特别喜爱《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这可以说是长篇小说中最早吸取意识流艺术手法的一部作品，30年的时间跨度和历史事件，是以主人公希望破解当年在游击战中妻子被谋害的疑团所做的3天行程为基本线索，并以主人公的意识流动穿插其中来组结作品的，这种叙述方式在当时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在意识流动中所传递的阵阵情感热浪，更强化了读者的阅读感受。《黄河东流去》是李凖在电影《大河奔流》题材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以黄河决堤阻挡日军进犯从而造成1000多万民众流离失所的大灾难。我之所以推荐它，是因为我感到作者是力图跳出以往那种以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方式组结作品的思路，力图还原为生活的原生态来表现人物、家庭的命运遭际，在浓郁的生活汁液中让人们感受到时代的动荡，历史的无情。我认为作家做这样的转型实践，是值得鼓励的。《漩流》（鄢国培）也是以20世纪30年代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在当时引起关注，是因为他选择的题材有所突破，正面地描写了长江航运上民族资本家朱佳富为振兴民族企业所做的艰苦拼搏和所受的磨难，这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仍以工农、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创作中无疑独出一格，作者对航运生活领域的熟悉和细致的描写更使作品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

《沉重的翅膀》的作者张洁是当时最当红的作家之一，所以她的第一部长篇自然让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最切近现实、最直接反映当时社会情绪的作品，描写了“十年内乱”后，我国社会重新踏上现代化建设途程所遇到的错综复杂矛盾与起步的艰辛，笔锋犀利，情绪激越，很容易引起渴望迅速改变旧有体制束缚的读者的共鸣。我读了也是激动万分，所以毫不犹豫地推荐它。

至于反映古代历史生活的作品，我当首选《李自成》（姚雪垠）。记得还是1977年夏，在《李自成》第二卷刚出版风靡全国之际，湖北省作协就曾邀请我在当年李自成遇难的九宫山，参加了一个作品研讨班，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研究这部小说并写出第一批评论文章。这部作品当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受到了亿万读者的欢迎，除了因为它最早满足了广大民众十年的文化饥渴外，还因为它在历史观念和创作艺术上有着明显的新意，崇祯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形象，李自成农民起义队伍中像刘宗敏、牛金星等许多复杂人等，都被他塑造得真实可信、意蕴丰盈。加上作者在长篇小说艺术结构上的刻意创新，使它在当时大量涌现的历史小说中稳占鳌头。

在我考虑推荐作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当时参评的历史小说中，我还把《金瓯缺》（徐兴业）也作为我个人推荐的作品，这当中自然有我特殊的感受。这部小说以12世纪北宋抗金的历史为题材，彰显了马扩、岳飞等爱国军民为国家的完整所做的不屈斗争。小说分四册出版，当时只出了一、二两册，作者写得相当严谨但也过分冗长，艺术灵气确实欠佳。我当时不愿把它排除在我视野之外，主要是被作者的创作精神深深感动了。徐兴业早在抗战期间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的创作，其意图是明显的，以历史上军民的爱国精神来激励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我国民众，抨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但因种种原因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动笔，当时他妻子到了国外，多次以优厚的物质条件动员他离开祖国，而徐兴业却始终不为所动，他向妻子这样表白：“我写的是中国的小说，是写中国历史的小说，是写一部旨在激发中国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小说，我的主要读者是中国人，我的写作土壤在中国，我离不开我的祖国。”尽管他知道会伤了妻子的心，却仍然坚持在清贫孤独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完成了小说的第一、二卷。1981年小说出版，他专门给远在巴黎20年没见面的妻子寄上，并附上一封十分感人的信，当中有这样的话：“我的感情没有改变，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的距离都不能成为我要改变感情的理由，我的爱情是忠贞的。”当时在读书班，我在《海峡》杂志上读到徐兴业这封《给巴黎的一封信》，真有说不出的感动。这样一个凄美的传奇故事深深吸引了我，我为我们文艺界竟有如此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职责而主动放下爱情、家庭和物质享受的作家而无比敬佩，这种精神太值得珍惜了。“真希望这部小说能获奖。”那段时间我经常对“班友”们这样鼓叨。但在正式讨论时，我的意见却为大多数人所不接受。他们仔细分析了作品的许多不足，认为作家的创作精神当然可贵，但作为创作上的奖励还是应该以作品的质量为依据。这可以说是我在读书班所受到的一次教育：评价作品要更理智，不能感情用事。

读书班对作品的筛选和研讨，就是这么反复地、多次地进行着。我记得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还专门到昭庙来了解读书班的工作进展情况，听取大家的推荐意见。张光年同志的到来，自然使我这个尚属文艺领域的“新兵”无比激动。这倒不是因为见到了作协的最高领导，而是因为我立即想起了《黄河大合唱》，想起了那首歌曲在我心灵曾无数次的强烈回响，现在，这位曾用自己的笔唤起亿万民众爱国豪情的文艺领域“老战士”来到了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谈论着文学的创作，谈论着文学的理想，这种亲切感确实使人难以忘怀。我记得就在昭庙的一个权当会议室的房间里，大家坐在随意摆开的木凳上，光年同志认真地听着各人对一些作品的评价。他本人作为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巴金先生）除了强调评奖应掌握的原则外，绝无对评选的作品画任何框框。这种民主、平等的作风，是中国新文学界应有之风。可惜后来就慢慢淡漠了，记得1990年在北戴河举行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上，就听到传下来的一些既不让说理更不能违抗的“指令”：某某作家的书不能评奖，哪怕它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和读书班成员的一致推荐。这种强制性的“文艺暴力”而造成对一些优秀作品的“遗弃”，曾使我们读书班成员扼腕痛惜，甚至无言流泪。这是后话。

光年同志在昭庙的座谈和对话，更增添了我们对评选工作的责任感。临别时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当他来到我面前，听到谢永旺介绍我来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时，立刻说：“啊，你是晓东的老师！”我当时不好意思地回答：他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其实那时我还没给他儿子所在的77级上过课，所以不能随便承认是他儿子的老师。但他尊重教师的态度，却深深感染了我。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反复阅读和讨论，最后以读书班名义推荐给评委会讨论的作品，根据我笔记的记载是17部，最后自然由“谢老板”交评委会定夺。第一届评委会的评委全部是由作协主席团成员担任，有巴金、丁玲、艾青、冯至等等，规格相当高。巴金先生是当然的主任委员，据说当时已是78岁高龄的他也读了不少作品，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等等，真不容易。但后来听说许多评委因年事已高，无法阅读那么多长篇，于是又成立了个预选组，提出一个获选书目交评委会商议。至于后来更细致具体的工作程序我们就不知晓了，因为读书班早已完成了任务，成员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单位。大概到了1982年秋季，我在报上看到公布的获奖书目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自成》《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东方》等6部。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获奖作品全部在读书班推荐的范围内。而且也暗暗自喜：我个人推荐的作品（除《东方》外）都没有落空。

在昭庙度过的50天是难忘的，我们不仅认真地、负责任地挑选出能够代表当时文学风貌、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同时通过“班友”们的相互交流和对具体创作成果的探讨，使我对正在出现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转型，有更深切、敏锐的领会，这是我在书斋里很难感受到的。当我带着这些收获走出昭庙、离开香山时，那里已经是遍山嫩绿、百花盛开，这盎然的春意似乎在呼唤着我，以新的活力尽快融汇到迎接文学春天的行列中。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