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意义与局限

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首个重要文学思潮，以“朦胧诗”群为载体的启蒙主义思潮，是从神本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并对极“左”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文学对于人道与人性、自我与自由的顽强吁求。正因如此，孙绍振才认为它是一种正在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之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他们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这种美学追求，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以启蒙主义的核心思想作为诗歌表达的主题，将表现内心深处的秘密，真诚地呼唤人道主义，作为创作的重点。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代新诗创作所遵从的美学原则，主要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为指导，强调诗歌的政治性与民族性相统一，“表现时代，对祖国伟大事业的强烈的信仰，正是我们的美学原则中所最不可缺少的因素”。而这，恰恰成为“朦胧诗”群的反叛目标。“朦胧诗”群始终将创作的焦点对准到“人”的身上，一边呼唤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一边在“自我”的天地里，抒发“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其次，它以启蒙主义的自由精神作为艺术基石，不断探寻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空间，使文学表达与个体生命意识之间形成紧密的共振关系。“朦胧诗”群果断地颠覆了一元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美学伦理，在吸收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技巧的基础上，大量运用暗示、象征、通感等修辞手段，强调对瞬间形成的意象的捕捉，对一些固化的意象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如对“太阳”这一意象的创造性运用，就颇具代表性。在传统诗歌中，“太阳”是光明与温暖的象征，永远散发出思想的光芒。而在“朦胧诗人”笔下，“太阳”却成了暴烈与晦暗的象征。“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掠夺”“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等等。诗歌中这种反常规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开放性与多元性，造成了诗歌整体上的“朦胧”与多义性。

最后，它以启蒙主义的理性批判作为立场，对人性的自由、真理和正义发出了强烈的呼唤。作为“文革”结束后最先觉醒的群体，“朦胧诗”群在面对精神荒芜、人性扭曲、心灵麻木的现实，明确地展示了自己的理性批判立场。“他们批判任何外在的权威、现成的经典、流行的偏见，并对既存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以及从前无可置疑的种种观念信仰，重新加以审视、检查、诘难、辩驳、求证，以验证所有这些对象历史存在的合法性、真理性、有效性以及发展变化的可能性。这种理性态度和批判立场，在朦胧诗从民间汇入新时期文学主潮之后，研究者很容易找到它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共同之处。”正是这种具有现代理性的批判意识，使他们的诗歌在不断否定中，始终与真理、光明、自由、人道交织在一起，展示了启蒙主义应有的内在力量。

当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学思潮，这股以“朦胧诗”群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思潮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也未能获得广泛的思想认同和观念提升，导致它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便迅速消融于其他文学潮流之中。这种过渡性的特征，使它一直深陷于各种意识形态化的争议之中，未能在理论上很好地承续“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精神，也没有对新时期诗歌发展在思想启蒙上明确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这一思潮在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历史英雄主义的理想，反复彰显无所畏惧的殉道主义精神，这与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仍然存在着暗合之处，也折射了“朦胧诗”群受集体化价值观念深度规训的尴尬情形，因此，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随着“第三代诗人”的崛起，新一代诗人便自觉地高喊“PASS北岛”，坚持让诗歌回到平民化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