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朦胧诗”群的启蒙主义思潮特质

作为一个独特的诗歌创作群体，“朦胧诗”群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自觉承担了启蒙主义的历史重任，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挥舞着启蒙主义的思想之旗，甚至在具体创作中还不可避免地表达了历史英雄主义的人生理想，但是，从这一诗群的思想追求和审美诉求来看，诗人们都在创作中自觉地表达对人的生存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强烈吁求，突出了对以往的神本主义伦理和极“左”思想的反抗与否定，并试图重新确认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在现代诗学的维度上体现了诗歌对个体生命存在尊严的强力维护。通观“朦胧诗”群的具体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质。

首先，体现了人道主义立场与人性关怀的伦理观念。

“朦胧诗”群在崛起之时，就是面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历史重压，虽然“文革”刚刚结束，但神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和阶级论的思维并没有消失。人道主义、以个体自由为基石的人性复归，尚属敏感领域。但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朦胧诗”群就已发出了反抗的声音：“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挡住自由的风//从星星般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北岛《宣告》)在反抗强权的同时，他们对自由美好的人性更是给予了积极的张扬，如舒婷的《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都洋溢着一种温馨醇厚的情感之力，而顾城的《生命幻想曲》《游戏》《弧线》等，则营构了童话般纯美的世界。在人性遭到全面摧残的年代里，他们呼唤人性、人道、人格尊严的复归。在个人被压制，最终消融在面目模糊的群体中时，他们全力彰显自己的主体情感。他们渴望爱，渴望关怀，渴望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打破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坚冰，渴望从非理性的狂热中解放出来，从神权意志中摆脱出来，在自由与人道精神的照耀之下，真正恢复丧失的人性。于是，做一个正常的“人”，表现“溶解在内心的秘密”，成为这一代“朦胧诗”群集中表现的主题。

北岛的诗以强大思想穿透力、冷硬的意象著称，面对非人性的时代，他除了以挑战者的姿态，庄严地喊出“我不相信”之外，还表达了对做一个正常的人的渴望：“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结局或开始》)。

舒婷则以女诗人特有的温婉与细腻，传达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他人的关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这在被人们反复吟诵的《致橡树》《神女峰》等诗中，就有着集中的表现。“如果我爱你——/绝不像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致橡树》);“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追求和向往，一方面又在相爱的过程中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这显然是在充分的自由意志下才能做出的选择。《礁石与灯标》这首诗共分三节，每一节的开头都采用相同的句式“站在我的肩上，亲爱的——/你要勇敢些”“站在我的肩上，亲爱的——/你要温柔些”“站在我的肩上，亲爱的/你要快乐些”，在循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效果中，表达出了暖人心灵的柔情蜜意，同时，也表达了共赴苦难、不离不弃的人性之美。在《惠安女子》中，诗人从“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的美丽的惠安女子身上，看到的是“令人忽略了的：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无奈，诗人显然不愿意看到惠安女子成为凝固在封面和插图中供人欣赏的“风景”，或者成为被讲述的“传奇”，而是更愿意人们走进一个真实女子的心灵，感受她们的希望和痛苦。

顾城则试图用纯洁的孩子般的心灵，构筑起一个“童话王国”，与丑陋、残暴的世界隔开，从而获得人性的温暖与关爱。诗人带着天真的童心，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在这个不受干扰的世界里，享受生命的丰富与安宁：“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生命幻想曲》)；像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孩子”那样，“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但诗人又时时刻刻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僵硬而暴虐的现实世界对生命的逼迫与褫夺，“总有人要变成草原的灰烬”“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使生命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颂歌世界》)。这种清醒的认识从来未曾离开过顾城的世界，现实的残酷与梦幻的诗意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诗人对美的世界的向往，对美好人性的憧憬。

其次，体现了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的殉道情怀。

在“朦胧诗”群的诗歌实践中，清醒的理性意识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理性的思考，他们指出了神本主义掩饰下的非人性的世界；借助理性的辨析，他们确立了自己反叛的目标和坚定的人本主义理想。像北岛的诗，在反叛与沉思历史的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理性思索和历史反思，从而使他的诗作拥有极为深沉的思想穿透力。在《回答》中，面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诗人以一个挑战者和殉道者的姿态，向世界大声宣告“我不相信”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并且表达了重新选择命运的勇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在《雨夜》中，诗人没有被恐怖和流血所吓倒，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他愿意承受所有的苦难，也要守护生命的自由。“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霞/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绝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在“给遇罗克烈士”的《宣告》与《结局或开始》中，诗人更是将献身真理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以显得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诗人“只想做一个人”，选择站着面对死亡，迎接“自由的风”与“黎明”。《结局或开始》中，在“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这个惨淡的现实面前，英雄为了改变“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褪色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这样的局面，不幸逝去了。但这不是“结束”，因为“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这将是另一个“开始”，即便“我”也倒下了，也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江河的《纪念碑》中，诗人将自己比喻为纪念碑，在见证了历史的沉重与沧桑之后，决定为祖国的新生和自由而斗争。“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那么/斗争就是我的主题/我把我的诗和我的生命/献给纪念碑。”在《祖国啊祖国》中，面对一片美丽却伤痕累累的土地，饱尝痛苦与绝望之后，诗人决定站起来，“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起来歌唱祖国”。在《葬礼》中，在风雨飘摇的土地上，“亿万颗低垂的头颅”生存在“无尽的悲哀”和贫困中，这里“丧失了文明和尊严”，甚至“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但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英雄最后一次/把自己交给火/在没有太阳的时候/熊熊燃烧”。在《没有写完的诗》中，欺骗、流血、监狱笼罩在人们头上，但是，诗人还是选择勇敢地直面这种惨淡的现实，“欺骗的风蒙住窗子/屠杀在进行/我不能躲在屋子里/我的血不能让我这样做”。

最后，体现了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和自由的艺术精神。

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启蒙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自由、民主和科学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对于“朦胧诗”群来说，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为诗人对集体化观念的游离，确保“小我”这一抒情主体的在场。如北岛的《同谋》就写道：“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诗人在深刻的自省中，揭示了个体生命意识被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屏蔽之后的尴尬。舒婷的《神女峰》，则从人道主义的理想出发，强烈地批判了神本主义对人性的扼杀，同时也鞭笞了传统伦理上的贞洁观对女性个体生命意识的剥夺，表达了诗人对传统女性观念的叛逆和唾弃，以及对现代女性意识的伸张和肯定。

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更加注重个人的精神空间，更加自觉地强化个体的自由探索，从而使诗歌带上鲜明的个人化审美烙印。在“朦胧诗”群中，我们看到，北岛通过凌厉的语言风格，冷硬的意象，磅礴的诗情，树立起了一个思想者的形象。舒婷则通过女性特有的温婉的语言，明丽的意象，将女性丰富的内心、细腻的内心感受、独立的人格追求很好地展现了出来。顾城则用孩子般纯净的语言、跳跃的意象，与在现实世界的压抑与隐恐相互交织，让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无法调和的矛盾与迷茫。而其他的“朦胧诗人”，如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等，也通过各自不同的语言形式，诗歌意象，构筑出一个个独特而丰富的诗歌世界。

钱谷融先生曾说过：“如果说‘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于数千年来封建传统对于人性的束缚的反抗与批判，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十年动乱’后在中国大地上会再次出现类似的人道主义启蒙运动了。这正是新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对于‘文革’十年黑暗禁锢的清算和否定。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两次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运动，首先基本上都是以人道主义为其核心的启蒙文学运动，并且，它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成为全社会的启蒙思想潮流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时代文化色彩。”的确，就“朦胧诗”群而言，他们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以觉醒者的姿态，对世界大声喊出“我不相信”，同时又用一双双“黑色的眼睛”，去寻找未来的“光明”。他们是反叛的一代，真诚的一代，为获得“人”正当权利，发出了对人本主义最真诚的呼唤，并以自身的创作，在饱受争议甚至非议的文化境遇中，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