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朦胧诗”的争论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凸显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朦胧诗”群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对极“左”思潮进行清算和批判的思想基调，并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和美学原则，明确地终结了文学的工具化和口号化倾向，展示了鲜明的启蒙主义精神特质。张清华就曾论道：“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朦胧诗的思想内核，这一内核构成了其主题的启蒙性质，它所表达的对人性的呼唤、时人的尊严的悲歌，以及反抗迷信、专制、暴力和愚昧的理性精神，使之成为当代启蒙主义文学(文化)思潮的重要源头与组成部分。”的确，从“朦胧诗”群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在本质上是以自我觉醒为前提，通过人本主义的极力彰显，否定了神本主义的历史沉疴，并以理性的追问、质疑和批判，重塑了个体自由的精神意愿，从而与一些启蒙思想构成了紧密的内在呼应，也使其自身在巨大的争议之中，逐渐体现为一股明确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1．形成阶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启蒙主义并非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潮。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启蒙主义思潮就断断续续地存在于现代文学发展中，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渐趋消隐。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一元化革命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主义思潮几乎完全中断。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和十年“文革”浩劫的正式结束，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极“左”思想的坚冰开始融化，文化环境逐渐松动，个体意识也逐渐苏醒。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民间刊物《今天》于1978年12月23日以半公开的形式在北京正式创刊，标志着“文革”时期活跃于“地下”的文学爱好者开始浮出地表。在这份创刊号上，主创者北岛精心挑选了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三首诗，排在首位；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紧随其后；接下来是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给北岛》；最后是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与《黄昏：丁家滩——赠M和B》，共12首。这些诗歌彻底摒弃了口号式的表达形式，洋溢着诗人主体的情感和思考，带着鲜明的历史反思意味和自觉的个体生命意识。随后，从第2期到第9期，江河、食指、方含、齐云、杨炼、严力、顾城、田晓青、史康成、肖驰等诗人也纷纷亮相，他们以各自独特的审美表达，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思考，也向当时的主流诗坛发起了猛烈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虽然是一份民间刊物，但从第2期开始，便面向全国发售。“自第二期起，《今天》公布了编辑部通讯地址及联络人——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拓展刊物销售渠道。除在民主墙前公开出售外，另辟长期订阅业务，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在随后的两个月中，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陕西、甘肃、新疆、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等十七个省区市的读者来信近二百封。”这种公开发行的方式，成功地将大量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诗歌推到了全国读者的面前。时任《诗刊》编辑的邵燕祥看到《今天》之后就向北岛表示，“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

经过《诗刊》的转载，《今天》里的诗歌迅速引起了全国读者和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因为“《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从1979—1982年，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王小妮、梁小斌等这些“朦胧诗”群的主要成员的诸多诗歌，都出现在《诗刊》上。如《诗刊》1980年第4期推出的“新人新作小辑”中，就包括了顾城、王小妮等“朦胧诗”群的诗作，严辰还专门撰文对这些诗人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评述：“今天成长起来的新秀，经历了波诡云谲的激变，信赖受到了欺骗，狂热受到了挫折，痛定思痛，爱做冷静的思考，穷究的探索。发而为诗，感情真挚而深沉，意境宽阔而蕴藉；冷静思考常含有哲理，思想解放常笔触锋利。他们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因袭、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1980年7月20日到8月21日，江河、顾城、梁小斌、舒婷、王小妮等人参加了由《诗刊》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诗刊》第8期集中发表的青年诗人诗作中，舒婷、王小妮、北岛位列其中。

在《今天》和《诗刊》的共同努力下，“朦胧诗”群逐渐形成。他们以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高度自觉的个体意识，既对传统的诗歌形式发起了挑战，也对极“左”的历史意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高度赞赏。当然，与此相关的各种争议，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其中较典型的，就是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在此文中，面对一些年轻诗人发表的意象“朦胧”、意义模糊、风格晦涩的诗歌，作者一时间很难接受，便讥之为“朦胧诗”，认为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诗歌创作。“也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该文发表之后，便获得不少老诗人和传统批评家的认同，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朦胧诗”的争论，而“朦胧诗”这一命名，也被争论双方共同接受下来，成为描述以《今天》为主要阵地的诗歌创作的总称。“朦胧诗”群也开始以真正的、群体性的姿态浮出历史地表，并呈现出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思潮化发展倾向。

2．发展阶段

随着“朦胧诗”群的不断壮大，“朦胧诗”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一场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也迅速展开。在争论初期，有人就已经注意到了“朦胧诗”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认为这些诗歌过于突出诗人个体的生命情感与体验，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如公刘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中就指出，顾城的一些诗歌虽然情感上存在着“消极的甚至颓废的一面”，但也体现了他们确实是“思索的一代”。“坦白地说，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青年同志们对我们诗歌创作现状的不满意见，也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要真想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小路，关键还是在于引导。要有选择性地发表他们的若干作品，包括有缺陷的作品，并且组织评论。既要有勇气承认他们有我们值得学习的长处，也要有勇气指出他们的不足和谬误。视而不见，固然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听之任之，任他自生自灭，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随后，《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配发了“编者按”:“公刘同志提出了当前社会生活和文学事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对待像顾同志这样的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肯于思考，勇于探索，他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或者是可以争议的。如果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大树来。这些文学青年一代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影响所及，将不仅是文学而已。我们深信，后面的办法不失为一良策。本刊特转载《星星》复刊号上的这篇文章，请文艺界同行们读一读、想一想。”《文艺报》一向是文艺运动或者文艺争论的风向标，它以如此郑重的姿态配发“编者按”，让人们意识到确实应该好好地对待这一“新的课题”了。很快，一些官方刊物，如《诗刊》《安徽文学》《福建文艺》开始持续关注这一新的诗歌现象，特别是《福建文艺》，于1980年第2期开辟“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开始集中讨论舒婷的诗歌创作。

1980年4月7日到22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讨论的焦点便是青年诗人所创作的“朦胧”“古怪”的诗歌。会上，闻山、晏明、沙鸥、方冰、凡尼、谢冕、孙绍振、刘登翰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交锋。这是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对“朦胧诗”的探讨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这就是著名的“三崛起”之一。在该文中，谢冕认为这些新诗的探索者“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相对于一些人的“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作者认为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最后，作者满怀激情地呼吁新诗接受挑战，勇敢地往前迈进。“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应该说，这是一篇较为全面地肯定“朦胧诗”审美价值的文章，有力推动了“朦胧诗”争论的发展。

随着争论的继续，《诗刊》1980年第9期在“问题讨论”专栏中刊发了李元洛的《鉴往知今一议》、孙绍振的《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杜运燮的《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三篇文章，依然分为正反两个阵营。1980年9月20—27日，《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诗歌理论座谈会。不久，《诗刊》便在第12期上集中刊发了13篇会议论文，主要有吴嘉、先树的《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丁力的《古怪诗论质疑》、谢冕的《失去了平静以后》、严迪昌的《各还命脉各精神——关于新诗的“危机”与生机的随想》、尹在勤的《宽容·并存·竞赛》、何燕平的《为青年诗人说几句话》、阿红的《1与109——我所想到的关于大我与小我的笨理》、黄益庸的《诗艺乱弹》、李洁的《“表现我”有罪？——就教于闻山同志》、丁芒的《谈晦涩》、钟文的《还想象与诗歌》、孙静轩的《诗，属于勇者——从诗的“朦胧”与“晦涩”谈起》、刘祖慈的《借鉴、创新及其它》。这些争论文章虽然阐述问题的方式、重点各有不同，但总体看来，主要还是针对“朦胧诗”的“懂与不懂”作为讨论焦点，探讨诗歌创作的标准。不过，也有少数文章开始触及“朦胧诗”群的思想内核，诸如“大我与小我”“表现自我”等问题，只是尚未从文学思潮的层面上进行归纳和提炼，也没有意识到“朦胧诗”群在本质上已呈现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特质。

1981年，孙绍振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篇文章已敏锐地意识到，“朦胧诗”群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种美学原则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 “回避……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 “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二是他们提出了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三是他们进行了顽强的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做斗争”，摒弃“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应该说，在这篇文章中，尽管作者没有提及启蒙主义思想，但它的几个核心论点，都指向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人本主义的追求，并将之上升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由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正面探讨了“朦胧诗”群中有关启蒙思想的内核，便迅速引起了部分传统文艺理论家的注意。要知道，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一切与启蒙相关的思想，包括自我、自由、人本主义等，仍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思想话题。事实也是如此。在孙绍振的文章发表不久，便相继出现了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洁珉的《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后》、宋垒的《追求什么样的心灵美》、李准的《理论讨论要注意概念的明确性和科学性》、傅子玖和黄后楼的《认清方向，前进！——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及其他》等批判性文章。像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新的美学原则”，实际上是“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 “把艺术规律说成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产物，否认艺术规律的客观性，就使得他提出的那个美学原则具有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批评，本质上就是要回避有关启蒙主义的话题，并否定“朦胧诗”群对于个体生命意志自觉捍卫的价值意义。

随着“朦胧诗”群的创作不断发展，争论仍在持续。1983年，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发表了《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再次回应了人们对于“朦胧诗”的有关批评。在该文章中，作者对这种“朦胧诗”的精神追求、美学理念、写作技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析，认为：“一些中青年诗人开始主张写‘具有现代特点的自我’，他们轻视古典诗中的那些慷慨激昂的‘献身宗教的美’；他们坚信‘人的权利，人的意志，人的一切正常要求’；主张‘诗人首先是人’——人，这个包罗万象的字，成了相当多中、青年诗人的主题宗旨。他们的‘自我’，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现代公民。”这些阐释已完全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对“朦胧诗”群的启蒙思潮进行了充分肯定，被视为新时期现代诗歌的宣言。随后，程代熙在《给徐敬亚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你在文章里引用了一些写诗的青年人的话，把它们说成是‘新的诗歌宣言’。其实你的这篇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篇宣言，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如果你能恕我直言，我倒想说是一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尽管此文仍然以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对徐敬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明确的自由思想。而这，也是启蒙主义的重要内涵。

从相关的论争过程来看，围绕着三篇“崛起”文章，这一阶段的争论双方都超越了“懂与不懂”的表象问题，不断探入“朦胧诗”的思想内核。其中一些言论虽然免不了上纲上线，但大多都触及了“朦胧诗”群中有关个体意识、自由理想、反抗神本主义等启蒙性话语，也激发了“朦胧诗”创作对启蒙思想更加自觉、更加积极的表达。

3．消融阶段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中全面深入地展开，意识形态领域也逐渐完成了对“文革”极“左”思潮的清算。从1984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快车道。人道主义、思想自由、人性之类的启蒙性话语，已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关注的命题，并获得了长足的讨论空间。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有关“朦胧诗”的争论也逐渐平息。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或文学爱好者，也高度认同了“朦胧诗”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观念，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大规模地承袭了“朦胧诗”的基本元素，使之成为一种诗歌表达的常态。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领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随着一波又一波历史批判浪潮的涌现，以否定“文革”、清算极“左”思潮的审美表达，渗透在不同代际的作家群体之中，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共同表征。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集体性的审美表现策略之下，各种充满个体探索精神和自由意愿的现代实验性作品，也开始陆续亮相，并最终促使1985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加快了“朦胧诗”群的迅速解体，也导致这股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迅速消融于后来的文学变革之中。当然，就“朦胧诗”群来说，最直接地推动它在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中快速消融的，还是“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大约从1984年开始，以韩东、于坚、海男、杨然、万夏、杨黎、李亚伟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以更为极端的个人体验和精神探索，高举着“PASS北岛”的大旗，在反抗“朦胧诗”群的历史英雄主义情结中，明确地彰显了诗人作为平民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诉求。他们故意摒弃了北岛们的历史理性和英雄情怀，极力讴歌平民化的普通生活，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在创作中力图使诗歌世俗化、平民化，切近最凡俗的人生。在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追求中，“朦胧诗”群开始解体，有关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潮也逐渐消融于其他文学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