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意义与局限

新民歌运动的存在时间很短。1958年底，毛泽东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对泛化的全民写诗现象开始进行纠偏。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他批评《红旗歌谣》中的一首民歌：“‘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在1959年3月郑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否定了自己一年前提出的“收集民歌”口号，表达了对诗歌“大跃进”的不满。“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此外，随着“大跃进”运动、走向尾声，以其为题材的新民歌运动也逐渐偃旗息鼓。

今天来看，这场全民造诗运动虽然有诸多荒谬性，其所体现的“左”倾化也对文学造成了影响和破坏，但这一思潮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有一定的意义。首先，新民歌运动出现在“反右”运动之后，是在文艺荒芜时期对民间资源的一次调动。它的艺术水准虽然不高，但民间蓬勃旺盛的劳动热情、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戴，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的国家建设的信心。如描写宝成铁路的建设，“两拳打开老秦岭，/一脚踢倒剑门关”，有夸张色彩，但在条件艰苦的川陕地区，这种“人定胜天”的信念有助于铁路建设的推进。勘探队、钻井队、煤矿队，还有在悬崖上、隧道里、铁塔上、长江上工作的开山工、筑路工、电焊工、装卸工、妇女运输队等等，都在新民歌中得到了展现和书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们视为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侧面、一个特写。

其次，“左”倾化文学思潮对民众的鼓动构成了新中国群众文化艺术的一次尝试，显示出文学大众化潜在的生命力。在新民歌运动中，诞生了《工人诗歌一百首》、石油工人的《井场诗》、刘章等农民诗人，这是对第一次文代会提倡的“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的重要实践。同时，这种创作对李季、田间、闻捷等诗人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尤其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激励和鼓舞。在这一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被糅合进了工农兵的力量，部分地实现了“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这一开国初期的文艺理想。

当然，这一文学思潮的弊端性和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其一，它以政治化、激进化和阶级化的“左”倾姿态否定了“百花时代”的文学成果，否定了文艺创作的个性化、自由化、多元化等基本价值观，使得文学界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失声”。这种文学思潮以政治为导向，无视文艺创作规律，导致文学创作的单薄、无内涵；它提倡群体化的“合唱”，不允许“异质”的声音，统一化的表达后面是一体化的思想；它不提倡个人创作，新民歌大多没有个人署名，导致文学创作的个人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它将超脱现实的“乌托邦”视为“真实”，使得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陷入凌空蹈虚的窠臼。“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在这一历史虚假性的罩护下，这种文学思潮红极一时，却伤害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种特点与结果，都使得这一思潮成为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清理文艺领域的重要推手。

其二，它以“左”倾激进的方式介入文学领域，以急迫姿态组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为“文化大革命”率先打开了一条通道。在1958年以周扬名义发表、经毛泽东重点修改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曾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线索，“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为异端被清理。文章指出：“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用“无产阶级”驱逐其他“异质”阶级，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的、干净透明的文艺格局，这种“无产阶级文艺”是对中国艺术能量的透支和有害干预。“政治—文学”文艺体系愈益精粹和封闭，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是一种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