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与罗马之通使与通商
《后汉书·西域传》谓：“大秦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读上引《后汉书·西域传》语，似汉与大秦从无直接之外交关系可言，但实际又有罗马帝安敦遣使来华之叙述，不知其何以如此自相矛盾也。
史家或疑安敦所遣之使，实为叙利亚商人所伪托者。但早在公元九十七年，即和帝永元九年，有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安息西界而止之事，见上节引《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兹据中西史籍所记中国与罗马通使事，不论是否成功或是否正式使节，列表于后：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二七年）罗马史家弗劳罗斯（Florus）谓奥古斯多于是年即帝位，万国来朝，中有赛来斯（丝国）使者。
和帝永元九年（九七）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枝，临大海欲渡，为安息人所阻而罢。
安帝永宁元年（一二〇）掸国王雍由调遣使献乐及海西国大秦幻人。
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
以上见于中国史籍之后三次，本书均分别论及，不另详。公元一六二年，罗马与波斯战，三年后战事结束；波斯既征服，即无人从中作梗，故桓帝延熹九年，罗马使节之到达中国，其可能性为最大。
中国与罗马帝国之关系，不论其为间接的、直接的，亦不论其是否曾有正式使节往还。罗马之得自我国者，以丝为大宗；我国之得自罗马者，则为珍奇异物。
《史记·大宛传》谓葱岭东西各国“其地皆无丝漆”。据一九三八年西克斯（Sir percy Sykes）所著The ouest for Cathay（德译本三十五页），中国丝之出现于罗马，当为公元前一世纪之事，乃由陆路运至底格里斯河之塞琉基亚城（Seleukia）及叙利亚之安底奥基亚城。
在西克斯前六十年，里希霍芬著《中国》（China）一书，第一册五〇三页谓：“中国丝虽在公元前一世纪已发现于罗马，但丝之贸易，则须迟至公元后一世纪。且因西域交通中断，故由海道经印度而来。乃公元后一百年左右，班超征服葱岭东西各国，于是陆上交通再兴，不里尼乌斯谓中国输往之货以丝铁为大宗，即指此时；由罗马东来者，则为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
不里尼乌斯曾谓罗马每年须以三千五百万至一亿之罗马币Sesterces付与中国，此数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之美金二百万至五百万之数。不里尼乌斯曾叹曰：“此即吾穷奢极欲之妇女所付出之代价！”但男子亦有用之者，底倍利乌斯（Tiberius）朝曾下诏限制之，盖目为巾帼之气太重也。不里尼乌斯所拟奢侈品及贵重物品表，丝亦被列在内。脱拉耶奴斯（Trajanus）出，虽禁止一切靡费，而丝之贸易如故。且有叙利亚妇人在罗马业此致富者。
尼禄虐待巴贝亚（Pappaea）至死，但行火葬礼时，丝及丝服，用如泥沙。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亦云：“罗马王安敦时代（一六一至一八〇年），须经辽远而迂回之路程，方能运抵罗马之丝，其价值高于黄金，然罗马人恣意妄用，财源东流，……即丝为何人所织，亦不过问。”此实为罗马帝国后日经济枯竭原因之一。
《史记·大宛传》记中国出使外国者之多，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年派往外国之使节，多则十余批，每批多则数百人，此所谓使者，盖多属求利商人，而非真正之政治性使节也。
此等伪称使节之商人，虽非全数皆以罗马为目标者，然以罗马帝国需要量之大，故去罗马者必最多。《大宛传》又记曰：“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至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
可知当时外国求中国派使，不过为“利”；中国则官吏不愿去，于是牟利之徒，遂自荐而去。然中国之丝并不能由中国商人直接售与罗马人，须经波斯商人转手，《后汉书·西域传》曰：“其王（大秦）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波斯人之垄断中国与罗马之丝绢贸易，以图从中取利，《后汉书》之言，极为显然。班超遣甘英出使罗马，终不得达，其原因即在于此，已见前述。
至于自大秦传来之商货，亦有可资探讨者。
《后汉书·西域传》曰：“其地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又：“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三国志》卷三〇注引《魏略》，所记种类更繁，除九色次玉石外，计有：
金、银、铜、铁、锡、铅、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
、五色九色首下毾、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
以上物产品中，必有附会或误传者。如“苏合”, 《后汉书》明言乃“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芸香可避书虫，至六朝尚有，宋即不知为何物；迷迭亦作迷送，魏时且有人作赋颂之。其他有今日已不知为何物者。毾为taptan音译，即地毯。洛阳西三十里古墓中，前曾掘获玻璃耳环，现归不列颠博物院，据分析，与同时期地中海附近所发现之玻璃，制法相同。盖传自西方者。据不里尼乌斯所著《博物志》[见第一篇第十三章（按：即本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当时亚历山大城所制各种琉璃，有半透明之红白色者，有色似萤石青玉或风信子者；又有用黑色玻璃制成之杯碗；罗马玻璃种类尤多，透明者有蓝、绿、黄、紫、棕、红诸色，不透明者亦有白、黑、红、蓝、黄、绿、橙、黄诸色，而以似石英之纯白琉璃为最贵。制玻璃之技术，乃北魏时由大月氏人传入，并在洛阳设窑制造。
汉时贵人皆喜胡化，灵帝亦然。今汉墓中可见胡俑，面貌服装，皆为胡人，则彼时或已有胡人为奴者。
然对于罗马出产之奇物，《后汉书》作者即曾表示怀疑。《西域传》在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献物后曰：“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可知《后汉书》所记者，皆为传闻之辞，故曰：“疑传者过焉。”但表贡无异物，乃因使臣系商人伪托，非直接来自罗马，故献仪多采自中印半岛者，汉人司空见惯，遂不觉奇，乃有此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