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印历算关系及佛教艺术之东传

后汉及三国时，天竺、安息、月氏僧众，验多来华宣扬佛法者，且能与吾国之“道家者流”或“阴阳家者流”相融合。如汉安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史称其“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及鸟兽之声，无不综达”。三国时，天竺僧昙柯迦罗“向善星术”，康僧会“亦知图谶”。安世高以外，汉季刘洪有“七曜术”、晋末徐广有“既往七曜历”；南北朝时，七曜历尤为盛行，《隋书·经籍志》历数类载七曜历书二十三种，凡六十卷，著撰人七。七曜之名见于《摩登伽经》，吴沙门竺律炎与大月氏优婆塞支谦译，曰：“今当为汝复说七曜：日、月、荧惑、岁星、镇星、太白、辰星，是名为七。”时在孙权黄龙二年（二三〇）。安世高亦译有《摩邓女经》。《晋书·天文志》有“七曜”一目；陈自天嘉（五六〇）迄祯明（五八七）并用七曜历。

南北朝时，中国算学所受印度之影响有“三等数法”，即万以上之十进、万万进及倍进三法。晋时所译《华严经》，所举数法为“倍倍变之”；陈时所译《俱舍论》，则为“十十变之，百百变之”。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有拘梨（Koti唐译俱胝）、不变（Ayuta唐译阿庾多）、那由他（Kayuta唐译同）等，据唐译“一百洛义（Laksa）为一俱胝；俱胝俱胝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为一那由他……”天竺小数记法，亦元魏以后输入中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宝积经》等皆可见之。北魏、周间著名天文历算家甄鸾，字叔遵，通七曜历，精释典，校注算经甚多，亦颇受印度影响。

佛教艺术亦即所谓印度希腊艺术，实由大月氏传入中国。盖大月氏崇信佛教，而大月氏其时受希腊文化之影响已深，故传入大月氏之佛教艺术，遂染浓厚之希腊色彩。大月氏王迦腻色迦之货币，近年出土者颇多，雕刻之人像及纹饰，无一非希腊型。盖迦腻色迦之全盛时代，南至印度，东越葱岭而达于阗，建所谓犍陀罗国，称雄一时。

大夏亦希腊殖民地，有希腊工匠建造庙塔，雕刻佛像，故造型艺术非常发达，即世所谓“犍陀罗艺术”，亦称“佛陀艺术”，以其几乎全部为佛教作品也；故初期佛像，衣饰面貌无不具有希腊风格，作宙斯（Zeus）、阿波罗（Apollo）式。且因受希腊裸体像影响，佛像亦著薄衫，以表现人身之肌肉美。卷发，即所谓“螺髻”。佛像以外，则有少数工艺品及货币。

及婆罗门教在南方得势，佛教北移，大月氏遂成为佛教之中心地，迦腻色迦王更努力于佛教统一运动，大月氏之艺术遂伴同佛教，东越葱岭，传于中国，南则传于印度，乃产生印度希腊艺术，在东方艺术史上为一大变化，不仅在佛教艺术史上为然也。其后则更由中国而传至朝鲜、日本。

犍陀罗，法显《佛国记》作犍陁卫国；《洛阳伽蓝记》作乾陀罗城；《三辅黄图》作千涂国；《大唐西域记》作健驮逻；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犍陀罗或建驮罗；《慈恩传》与《吴船录》皆作健陀罗；《魏书·西域传》作乾陁；《拾遗记》作含涂国；又有作乾陀卫或健陀越者，皆梵语Gandhara之异译；Ganda香也，故《唐高僧传》卷一作香行国；慧琳《一切经音义》作香遍国；其他尚有作香风国或香洁国者。

犍陀罗艺术以外，又有萨山朝伊兰艺术，或称波斯化艺术。波斯即古称安息，为希腊亚历山大王征服之地，故有希腊、罗马系之艺术。古波斯至公元二二六年而绝，代之者为萨山朝新波斯国，但艺术上仍保留古波斯之风格，即在欧罗巴系统以外，再加其他民族艺术而成，尤以萨山朝初期之艺术为然。此种艺术作品，见之于经典中之插画、大建筑物之藻饰、象牙雕刻、货币、绣品、织物及毡毯等。

以上两种艺术遗物，经英、德、法、俄及日本人发掘研究后，已大显于世；在中国则后汉、三国、西晋时代，皆有流传。至公元三世纪后半，佛教自大月氏传入后，寺、塔及千佛洞已渐次建立。千佛洞为中印度作风。

上言大夏有犍陀罗艺术，今库车亦在其范围，库车南石洞中壁画及佛像，即带犍陀罗作风。在基色尔（Kizil）成排石洞中，一洞因有壁画，乃名“画像洞”。画上空白处，作画者画其本人肖像，深目高鼻而穿短衣，着长靴，手持画板，下签印度文名曰Mithradatta，但此名应原为罗马名Mithraldates，想因久住印度，已为印度化，乃改印度式名。斯坦因又在罗布泊之南弥兰（Miran）发现一塔，作印度式，其外有廊，可回旋而上；廊亦有壁画，其中即有长翅之小孩，作基督教天使状，其下签名曰Titta，亦应为罗马名Titus变体。故天山南路一带，已有罗马派画家之活动。斯氏记天使之特征为有大眼，全张，生气勃勃；唇小，作波浪形；翼短而富曲线美。又同一区域所发现之货币，有阿波罗、海拉格来斯（Heracles）、爱洛斯（Eros）等希腊神话中之神像。此后中国画中有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画派，曹系曹仲达，其作风在表现人身线条，故衣裳皆紧贴于身；吴指吴道子，其画飘逸，衣带如迎风而舞。此种风格以凉州为中心，然后传入中原。故敦煌壁画及六朝佛像，无不长头高鼻，足证其时中国但知输入西方艺术，而未加改造。魏都大同，故凉州艺术家亦移至大同，而有云冈造像；及迁都洛阳，洛阳遂亦有石窟，且有同样风格之佛像，皆汉代外来艺术之余波也。

佛教艺术之外，西域亦传入其他艺术。汉与六朝，神兽之图案画最多，皆呈不可思议之像。郭璞注灵兽为“狮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犎牛及狮子。”然在“海兽葡萄镜”或“舞凤狻猊镜”之钮上所见者，仅能名之曰怪兽，或称为麒麟，似鹿，狮子头，角在鼻上。

佛教传入中国后，本书第一篇第三章（按：即本书第三章）三节所谓鸟类艺术，亦一变而为印度系之“妙音鸟”，名为“迦陵频伽”（Kalavinka），传说为极乐净土鸟名，或作迦陵频，或作频迦鸟，亦为凤形。汉代孝堂山祠堂及六朝汉式镜上之孔雀，线条甚美，生动之姿态，完全为西徐亚式，但亦夹有汉代朴素雄伟与印度怪异之兴味。汉代输入“天马”后，马形之藻饰遂多；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四四），马援即铸有马式铜鼓；乐浪亦发现有汉代铜马及绿釉陶马。汉代瓦当文又有兔，但亦带翼，成为西域理想化动物，乐浪出土之镜背及漆杯上亦可见兔子捣药图案。牛羊之为汉代藻饰，并作西方型之姿态，尤为多见。东京大学工学部藏有汉山东济宁晋阳山慈云寺画像石，有犬，野性举溢，耳目四足，无不表现其敏捷与强悍；但亦有作狮子姿态者。

上言中国佛教造像立寺之确切年代，当在后汉灵帝中平五年至献帝初平四年之间，其原因之一，则为灵帝特好“胡化”，如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而尤爱赏玩胡箜篌、胡笛、胡舞；贵族亦竞效之，故西方各国之服饰与乐器，遂大量传入。

至于汉镜，则有纯粹中国式者，有在花纹中杂以西方意味者，如刻有葡萄等外来植物。盖自西域大通后，希腊罗马商人，必有将工艺品输来我国者，我国工匠遂亦参用西方图案。

至于波斯艺术之最可代表者，为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二〇九）所立高颐墓前之石狮，墓在四川雅安县（据立碑年代而假定石狮与其为同时代物）。胸之两侧，刻有翼形，为纯粹之西方艺术，乃希腊艺术之受有安息影响者。或称之为虺龙形；殷周时代之铜器上固已有夔，但加以翼形，则为西域产物。至乌孙与大宛马输入后，龙之见于图案中者，乃作龙马之状。见山东嘉祥武氏祠堂画像石刻。

外来织物中之毾，为匈奴所有。《太平御览》卷七〇八引后汉初杜笃之《边论》，有“匈奴请降，毾、罽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所谓“匈奴请降”，殆指前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之降。故前汉末、后汉初，中国上流阶层中已多有采用者。《北堂书钞》卷一三四班固《与弟班超书》，即有云：“月支毾，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太平御览》卷七〇八载马融奏文，云：“马贤于军中，帐内施毾，士卒飘于风雪。”班超谓此物出于月支，但《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引《吴时外国传》，则谓“天竺出细靡氍、毾；氍细者，谓之毾。”而《魏志》卷三〇引《魏略》，则谓其为大秦产，《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引文中，云石勒建平二年（三三一。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大宛贡献物中有珊瑚、琉璃及（当系毾之误）。《北魏书》及《隋书·西域传》则称其为波斯出产品之一。综合以上诸文献，可知其必为葱岭以西、印度北部诸国所产织物，惟大秦国所产者，色彩最为鲜明。《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引《魏略》曰：“大秦国以野茧织成氍，非独以羊毛。”又“大秦国以羊毛、木皮作毾之属，有五色九色”。同书同卷又引《魏略》曰：“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上有，远望，轩轩如飞。”读此，即令人联想萨山朝波斯与东罗马艺术之作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