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代佛教传入说之商榷

吾人由《汉书·地理志》而知汉时有由合浦、徐闻直通印度之路线（详后），然此线之交通仅限于贸易及纳贡，文化之影响不大。至印度佛教传入，中印两国间，始发生纯本国文化之关条。然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之途径，乃由陆道。

或谓佛教传入中国，始于秦始皇时，其根据：一为上节所引隋时费长房著《历代三宝记》。然其书晚出，欲以证秦代之事，殆不可能。二为民国十六年，日本藤田丰八在《东洋学报》第十六卷第二号，发表《中国石刻之由来附不得辞》一文，谓《史记·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不得”为Buddha（佛陀）之音译。当在祠字下点断，读为二句。民国三十三年有撰《秦史纲要》者，自序谓《史记》此语乃彼在民国三十年所发现，宁非奇事？

藤田之说既出，学者反对者多。民国三十三年二月重庆出版《真理杂志》一卷一期有《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以为“不得”为“吠陀”（Veda）之音译，而非“佛陀”。时则《秦史纲要》之撰人亦已有《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一文，油印问世。

《秦史纲要》自序曰：“抑予因之而有感矣！读书之道真不易言。予治秦史，其最基本根据，即为《史记》。《史记》者，乃幼而习之之书也。即以发心治秦史之年起计之，至今亦已有十二年。钻研于《史记》之中者，何止百千万遍！乃逾十年，至三十年秋，始识‘禁不得祠’之‘不得’即为‘浮屠’。又逾二年，至本年（按即民国三十三年），始识‘羡门’即‘沙门’, ‘安期’即‘阿耆尼’。”

然此后反对者仍大有人在。盖明星即太白星或金星，俗谓此星出，天下当有大变，故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陈槃庵先生有《禁不得辞举例》，载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第十期，在先秦及汉代载籍中钩稽“禁不得”三字，证明其为两汉三国间，诏令书史所习用：如《汉书·王莽传》《吕氏春秋·淫辞》《御览》卷九一八引魏武帝令及《史记·张苍传》。此外以“毋”代“不”者及以“无”代“毋”者各一例；又有在“禁”字下置一宾位然后再加“不得”二字者四则；更有止言“禁无”者。

在语言学上，“不”字个性非浊声、浊调，与“浮”“佛”不相类；自上古音资料至古音资料主要元音非“u”，亦非“吠”之韵类。

“得”字个性为入声，而非“浊调”，自非“浊声”，主要元音无对读开口“a”之史实，与“屠”“图”“陀”不相类。

至在藤田论文发表后十四年，而始言“不得”为“浮屠”，谫陋已极。又按“沙门”之梵文原文为Sramana，巴利文作Samana，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曰：“沙门，梵语讹也。正梵音云室啰末拏。”（《大正大藏经》卷五千四，页四二〇上）但据今人梵文专家研究，“沙门”并不“讹”，盖“沙门”一名并非直接译自梵文，而系从吐火罗语翻译而成者。在吐火罗文甲（即焉耆语）梵文Sramana变为Samam，而在吐火罗文乙（即龟兹语）变为Samane，中文“沙门”，即由吐火罗语而来，绝不能译为“羡门”。

“阿耆尼”之梵文原文作Agni，为火神，在印度古代极受尊崇，中译“阿耆尼”，颇合梵音，“安期”则不然。据高本汉著《中国文法》（Grammatica Serica）, “安”字发音为an/an/an; “期”字发音为Kiag/Kji/Ki，与Agni，完全不符。

此外，亦有谓秦始皇遣徐福求仙及求不死之药，可能受佛教影响；又其时阿育王在位，教化大行，设传舍及医药救济，后因战事中杀人过多而皈依佛教，并大加宣扬，不遗余力；曾派人至埃及、缅甸，《历代三宝记》遂谓其曾到中国，皆佛家渲染之词，不足置信。

《大藏经》谓阿育王之子曾至秦中，然《大藏经》原本已失传，是否有此事实，亦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