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路传入中国之伊兰动物纹艺术

周代中叶，中国尚以战车为军队主力，每一战车有士兵三人：一射箭，一御马，一持枪；周末，北方赵、秦二国皆仿效匈奴，代以骑兵。《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武灵王奖励胡服骑射。武灵王在位为公元前三二五年至前二九九年。赵土则在今山西、河北。用骑兵，则军队服饰亦不能不随之采取异族式样，废弃以犀牛皮制成之硬重铠甲，而代以铁链制成或皮制小扣串成之伊兰式铠甲。武器如短刀，亦改用外国式；于是箭鞘、刀鞘、刀柄、马具亦无不染有外国色彩。兹分述之。

一、骑术之传入中国

《说文》称“骑”为“跨马”，与“乘坐”不同。六朝以后义疏家，均谓古不单骑，盖经典无骑字。宋程大昌释《诗·緜》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始发古有单骑之说；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有“骑”、“驿”两条，以为骑射之法，必有先赵武灵王而用之者。至段玉裁《说文注》“骑”字，乃谓：“古有单骑而不用之行军，至赵武灵王始以骑射习战耳。”但苏秦游说六国，云赵、楚各有骑万匹，燕、魏各有骑六千匹；韩非子亦云：“秦穆公送重耳，畴骑二千。”则春秋及战国中叶以后，骑兵已颇发达。

按赵最近北方，深知骑兵之可畏，车战之不足恃，故必学骑射；学骑射，必先采用胡服，否则，不便殊甚。故《史记·赵世家》谓：“始出胡服令”;《六国表》曰：“初胡服”，皆不言骑射。公子成谏胡服而不谏骑射，以骑射为国防上所必需，改胡服，则为旧习所难容。然骑术实自胡传入，盖胡地水草丰饶，为良好之牧马地区；其马又多骏逸，人亦强悍，广漠千里，适于驰骋。中国骑术虽传自匈奴，匈奴为游牧民族，固易受西方影响，然匈奴骑术与伊兰系统文化无任何显著关联可言也。

二、铠与带钩之传入中国

中国骑术虽与西方无关，惟马上驰驱，护身之铠必以轻便为宜；此种随骑术传入中国之铠片与铠环，则皆为伊兰式。按我国上古多用皮甲，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铁甲皮甲水犀鲛鱼”条曰：“《国语》载叔尚之言曰：康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葛洪亦曰：屠犀为甲；贾逵曰：以兕革为大甲也。……荀子曰：楚大鲛革犀兕以为甲。”又同书卷十一《革甲》说：“吴子谓魏文侯曰：今君四时使人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灿以犀象，则知战国时但以革为甲，未用铁也。”惟自伊兰式之铠传入后，即改用铁制。但秦以前亦有用青铜制者，然其形式不可考见。

铠之外又有带钩。高去寻先生撰《战国墓内带钩用途的推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册，谓中国带钩用途，可能有三：一置于肩际，用以挂衣领或佩物；二置于腰部，或缀于腰带以佩物，或缀于佩物上，而以钩挂于腰带；三置于膝部附近，在腰间下垂一带，带末端缀带钩，以挂佩物，或以带钩缀于佩物，以钩拘腰垂之带。

带钩在周末与前后汉时，颇为盛行。《淮南鸿烈·说林篇》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条云：“遂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饰比，以傅王子也。”“饰比”《楚辞·大招》作“鲜卑”,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作“胥纰”,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作“犀毗”，高诱《淮南注》作“私头”，显系译音，故不拘一式。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曰：“《汉书》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声相近，或误。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延笃云：胡革带钩也，则此带钩亦名师比，则犀胥与师，并相近，而说各异耳。”

带钩之来源，有三说：阮元与王国维以为中国革带有钩，由来已久，但用“师比”作带钩，则始自赵武灵王之效胡服；徐中舒认为带钩乃中国名称，但既施于胡服而有胡名，故其由外传来，已无疑义，并证实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已有带钩输入；萨尔满尼（A. Salmony）以为中国之有带钩，约在公元前五百五十年，而欧亚草原之出现带钩，约在公元前四百年，故中国带钩并不效法西方（参见上引高去寻文）。

反对带钩为胡物者，谓《战国策》及《史》《汉》所云“具带”乃“贝带”之讹，《淮南子》卷九《主术篇》即有“赵武灵王贝带義而朝”之语，后汉高诱注曰：“赵武灵王以大贝饰带。”《史记》卷一二五、《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序亦有“冠義贝带，傅脂粉”之语，《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谓“義鸟名，以毛羽饰冠，以贝设带”。颜师古注《汉书》，略同。但《史》《汉》称“冠義贝带”，可知皆为头部装饰品，此贝带乃冠上之带，故其下又有“傅脂粉”之语，若腰带，则不能用冠字，亦不能与“傅脂粉”相连也。《国语·晋闾语》曰：“钩近于袪”；三国时韦昭注《晋语》曰：“钩在腹，袪在手。”可证钩在腰带。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二《阖闾内传》曰：“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故“吴钩”最为著称。

藤田丰八《剑峰遗草》有考证犀毗带与郭落带一文，为未完稿，释犀毗为满洲语sabi，有祥瑞之义，郭落为满洲语gurgu，兽也。满洲民族，二千年来，受外来之混合最多，以近代满洲口头语发音比附古代之汉字读音，岂有当哉？况即云犀毗郭落为外来语瑞兽之译音，而张晏于“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之下，接曰：“东胡好服之”，可知其仍为东胡之服。

或以为郭落乃译音，故或又译为廓洛、钩落、钩络，初称钩落带，其后乃分带钩为二。但此物是否为钩，有实物可按，宋吕大临撰《考古图》卷十，龙大渊撰《古玉图谱》第五十七、五十八，元朱德润撰《古玉图》皆可考，日人长广敏雄著《带钩之研究》，附图亦多。

前引高去寻先生文，自云相当赞成徐中舒观点，原因有二：一为近年在洛阳、寿县、浑源、汲县、辉县等地所发现有带钩之墓葬，最早不过在春秋战国之际，稍早于此时之墓，即无带钩出现；二为带钩在春秋战国之际，始突然出现而发达，足示当时服装上之突然改变与革新；其突受利用，可能系受外来文化影响。

吾人今日断其为外来物者，一因《战国策》在“具带黄金师比”之前，有“胡服衣冠”四字，故“具”字即或为“贝”字，“师比”即或为祥瑞之义，亦皆胡饰也。

其次，吾人所注意者为美术与工艺上之外来影响，此与瑞兽有关，即所谓“动物纹”（Animal style）。“动物纹”之图饰，入中国后而变为中国之瑞兽，此极自然之理也，但不能谓最初不受外来影响也。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胡服考》曰：“古大带革带皆无饰，有饰者胡带也。”但所谓“饰”，亦有可言者。中国古亦有动物之饰，所不同于西方者，三代古铜器上所表现者，线条硬直，姿态静止，至秦式铜器出，始变为写实的动物纹，至汉代则更近于实物，虎虎有生气，且在铜、漆、陶诸器及绢布上均有表现。此等动物纹以骑射狩猎为主，可见其必渊源于游牧民族，而此等艺术之与骑术同于周末传入中国，亦可必也。

最初之“动物型”饰品之所以与中西交通史有关，实因其直接传自东胡，间接则受西徐亚风格之动物纹影响。西徐亚位于南俄，以前为西徐亚人所居，故称西徐亚式，动物纹即其地所流行之一种装饰，亦称撒马提亚式，盖西徐亚之地曾为撒马提亚帝国所统治也。

战国时代之图案，以西域之“灵鸟”、“灵兽”为多，所谓“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真为此写照。“灵兽”似即“海兽葡萄镜”之兽，或即狮子。周末秦初，中国盛行鸟类藻饰，而所谓瑞鸟，则以凤凰为主，《淮南子》称之为“天鸡”;《庄子·秋水篇》之鹓雏，亦即凤凰之一种，《诗》疏谓“凤凰有五：多赤色者乃凤，多黄色者雏”。秦宝庙阙画像石文多孔雀，本产于中国南部，惟姿势之活跃，则为西域式。

西徐亚纹饰之特色有四：一为所有图案，几全以动物为题材；二为仅以巧小物件为限；盖在较大之壁画及雕刻上，以受希腊、埃及之影响为多，且亦经伊兰之媒介；但几经融和，改变遂多，希腊艺术之理想为安静，至西徐亚则已崇尚生动；三为小物件上之每一小空隙，亦必充满动物纹，动物身体中再有空隙，始加植物以弥补之；四为动物之姿态多属于争斗、驰驱、互啮，或反首自啮，或稍加变化，反复摩施。甚或在动物之耳、鼻、尾、躯体上，生长另一动物之头或鸟类之嘴。有时奇怪而不自然，大胆而不实际，此类形态尤以在壶或其他器物之握柄上为多。

西徐亚艺术传入中国汉族手中，大受欢迎；在西方原限于小物件者，竟亦应用于壁画及大规模之雕刻，盖其时适值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崩溃，以仪礼为主体，专重调和整齐之艺术日趋衰微，受此自由奔放之刺激，单调庄重之风格遂不能不起变化，绥远出土之青铜器，皆属此类，即所谓绥远式之匈奴文化，其种类则有短剑、铰具、刀、斧及车马装饰。然以此种文化，自西徂东，中途历经民族甚多，故染有各地特色，在造成绥远式匈奴文化之前，先有西伯利亚米奴新斯克（Minusinsk）文化，亦不可不知，惟带钩最初虽自外传入，但传入后不久，即染有极浓厚之我国色彩，此亦有人不以其受有外来变化影响之一大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