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制，是近年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少研究借助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沿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产业集聚及其效应—地区收入差异主线展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揭示，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内生性关系。Krugman（1991）最先提出，当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经济活动主体厂商就会在几个有限的地区集聚，以便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促使集聚地区商品需求不断增加，形成所谓“本地市场效应”（HME）。而后者又反过来刺激外围地区厂商及劳动力迁入。包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研究揭示，当经济集聚达到长期稳定均衡状态时，中心地区的“本地市场效应”及“价格指数效应”会促使该地区居民生活成本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外围地区由于需要大量输入消费品，生活成本趋于上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趋于下降。国外不少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流动及其集聚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Crozet（2004）使用欧盟多地区数据分析证实，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具体来说，地区市场潜力指数与劳动力迁入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地区市场潜力指数每上升10%，劳动力迁入率即上升1%～13%。

新经济地理学虽然为解释劳动力空间流动的集聚效应和收入效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该理论下有个暗含的假定，即流动劳动力的同质性或无差异性。现实世界中，流动劳动力之间存在普遍的异质性现象，这种异质性首先表现在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或技术熟练程度的不同。一些人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或技术熟练程度较高，另一些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较少或属于非熟练劳动。按照推论，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流动会引致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Almeida and Kogut,1999），知识的溢出是有地理局限的，其溢出范围随着距离的增加迅速衰减。知识溢出是促进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拥有较多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动具有“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以及知识溢出的三重效应，可称为高技能劳动力，而拥有较少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动仅有前两种效应，可称为低技能劳动力。从异质劳动力流动的视角探讨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显然属于一个新的视野。这样一种研究的理论意义是不难推断的，通过修正流动劳动力的基本假定，扩展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对异质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地区收入差距的内生性关系进行诠释，可深化这一论题的研究，进一步丰富空间经济理论。

研究中国异质劳动力流动问题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性。由于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力区际流动规模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地区间收入差距也持续增大，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效应，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类问题引起了众多中国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蔡昉等，2001；姚枝仲、周素芳，2003；王小鲁、樊纲，2004）认为，劳动力流动确实是地区收入收敛的一种机制，但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仍受到制度的限制，导致地区劳动力市场部分失灵，以至于这种机制未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另一些学者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将劳动力流动的集聚效应与收入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范剑勇等（2004）研究了劳动力区际流动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了产业在东部地区的集聚，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又吸引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入，两者表现为一种正反馈机制。此种正反馈机制导致了沿海与内地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研究均从某个方面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就是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过程来考察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由劳动力流动促进的。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存在两种劳动力管理体制，一种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管理体制，另一种是针对具有干部资格的人事管理体制。这两种管理体制互不相容，并因此发展成两个相互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即一般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劳动力流动客观上也形成了两种模式，一种是低技能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另一种是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流动。由于两类市场受到的制度约束不同，异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会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区域收入差异产生重要影响。尽管2005年以后这两类市场已在逐步整合，但是长期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不容易迅速消除。而围绕着地区收入差距这个主题，从流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入手进行研究的文献，则属鲜见。因此，从产业空间均衡的视角研究异质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利于正确认识异质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判断及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对于地方政府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