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的中国经济有点冷，“十三五”期间会好些吗？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转换。

首先是出口下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国际市场明显萎缩。同时，2008年前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传统的低端工业制造业成本优势迅速消失，货币成本（人民币单边升值）、劳动成本（民工荒和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等快速上涨。

其次是投资的变化。一是支持中国经济30多年的企业投资正在下降，尤其是民间投资；二是支持前10多年快速增长的房地产全面进入去库存的阶段，房地产不但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反压力量。同时，政府主导的“铁公基”投资也在减少，投资方向正在转换。

更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市场供求关系完全逆转。这一特点在2008年的上半年已经确立。

理论上说，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极佳的时间窗口。但是随之而来的极其宽松的政策阻止了这一进程。

政府出台的救市政策当然属于政府理性。当经济学家说经济主体是“理性”的时候，通常是想表达如下两层意思：①主体在行事的方法上是理性的，即他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出于情绪、偏见或者习惯（甚至不是出于道德）；②主体知道其行为的后果，并且总是追求最有利于其自身的后果。事实上，“理性人”正是为了追求最有利于其自身的后果，才会对其选择做出考量。

经济学在分析政府理性的时候，存在三种角度：第一，政府由具有一定自利动机的人或者团体构成，他们要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如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他们就会将其行为锁定在这个目标本身，从而为其实施的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第二，将政府的行为看成是一种预测。第三，理性的政府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但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政府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为，则政府就有可能用各种方法去大兴土木，从而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服务。所以，当我们讨论政府理性的时候需要把握这些不同的角度。

2008年之后，政府把维持经济增长率锁定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很自然地开始了以拉动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强大的宏观调控政策，耽误了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时间，保护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并使诸多“僵尸企业”起死回生，我们失去了最佳的调整、转型和升级的时间，导致现在依旧处在“前期政策调整期”。

需求管理的政策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形成的凯恩斯主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确立了政府利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稳定就业、干预经济的基本原则，这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垄断以及外部性等原因，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这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具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相对于总供给而言，总需求太少了，并且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可能会长期存在，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也许能重新使经济恢复平衡，但是经历的时间会很长，从而造成持久的痛苦，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制度和体制模式下，这种鼓励净出口，同时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进而保持供求均衡的政策不但效果越来越有限，反而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问题，如货币超常规发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因此，当需求侧已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供求关系的另一侧——供给，在努力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侧重从调整总供给着手使供给与需求保持均衡就成为非常务实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

首先，我们相信市场是有效的，市场的有效性体现为竞争机制的作用，即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消灭“僵尸企业”。由于市场行为本身有“滞后性”的特点，所以市场调节一定会带来经济波动。但是，这种波动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其次，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不能排除政府的作用。例如，市场调控可能导致高失业长期存在，这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如引导过剩产能进行跨国投资、引导国内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和服务业投资。

第三，引导传统产业进行创新，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建立和维护民族品牌，提升整个工业制造业的品质。

第四，通过体制改革，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的体制与社会环境保障，减少制度成本、社会成本以及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初级产品如电、煤的价格；改革税收制度，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是低失业率、低通胀率、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然而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在经济学内部则存在着激烈、频繁和持久的争论。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经济学家就诸如以下问题进行争论：中央银行是否要加息？如何制订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要进行改革？国家是否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如果需要进行调控，那应该是调节供给还是调节需求？等等。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争论？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经济运行模式的看法并不一致。如经济是否在竞争中运行？竞争是否受到限制？限制程度有多深？由于经济学家不可能掌握相关的全面信息，因此各自就会有不同的分析结果，而且即使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的模式有相同的看法，在数量上也会有分歧。

第二，价值观的不同会影响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判断。例如，效率和公平往往不能兼顾，有些人主张效率优先，另一些人则主张侧重公平。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经济科学的研究和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利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我们认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扮演了双重角色：医生和辩护师。作为医生，经济学家必须对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并开出医治疾病的药方，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这时，经济学家是冷静和理性的，其提出的学说才可能是科学的。作为辩护师，任何经济学家都代表了某一阶级的利益、某一集团的利益，另外还有纯粹的个人利益，因而其分析必然带有感情色彩，有时甚至是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所以其研究成果一定带有非理性的成分，难免有不科学之处。因此，我们对待不同的经济学说应该注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比较两种不同的政策建议，一种政策可能对一些人有利，另一种政策则对另一些人有利。哪一个政策更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更关心谁的利益。本书的作者当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局限性，但我们仍将尽我们所能，提供我们认为客观公正的分析。

本书将通过回顾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动能，帮助读者了解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从而把握经济转型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

冬来数度雪，草木已知春。

作者

2016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