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增长中的消费角色

2.1.1 经济思想史中的消费与增长

在理论史上，如何理解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视角，由此也形成了对消费—增长的不同分析。

（1）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威廉·配第（1662）主张在消费上“少消费多积累”，重商主义特点比较突出。他认为，消费过多会使人们变得懒惰，工人的个人消费只是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费维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生产过程就能继续进行。总的来看，威廉·配第对消费的认识体现了“一切为了积累”的时代特征。

（2）亚当·斯密的消费思想。斯密（1776）首次提到，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但不能用货币来表现消费力的实质，而应该是人们以自己的收入能够获取多大的消费品价值量。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条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增长的源泉实质上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斯密提出增长的源泉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里所谓的“市场规模”等同于“消费规模”。以19世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的海外殖民为例，受国内狭小的市场限制，机器化生产的大批量商品无法在国内消化，使得这些国家产生海外殖民的动机，大举开拓国外市场。将“市场规模”解释为“投资规模”，使得经济增长的思路脉络被锁定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上，就形成了斯密—李嘉图—马歇尔—新古典的思想线路。其中，消费的因素并没有得到有效分析，投资被置于分析的核心。尤其是在新古典的一些模型中，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需要抑制消费、增加储蓄。

（3）“萨伊定律”和马尔萨斯的“有效消费”。萨伊（1803）认为，消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获得满足。他提出了萨伊定律，即“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不足”。马尔萨斯（1788）强调“有效消费”，即指人们愿意且能够支付一定的价格，购买用于消费的产品。这种价格保证了生产商的利润，也使得消费者有能力持续消费。

（4）西斯蒙第的消费理念。西斯蒙第（1819）重视人的需求。他将消费界定为人的需求，认为消费在增长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西斯蒙第对萨伊定律提出了批评，并首次提出了“消费不足引致经济危机说”。对于消费不足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财产分布过于集中，贫富差距过大。

（5）大卫·李嘉图的消费思想。李嘉图（1817）认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由于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李嘉图将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他同时认为，由于“收益递减律”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律”共同作用，经济最终会进入静止状态。在这个逻辑推理下，李嘉图认为增加积累是扩大生产的必然选择，而这就需要压缩相应的消费。

李嘉图还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他认为，长期内政府采取预算赤字和减税对刺激消费的效果是相同的，现期的赤字和减税将导致未来的高税收预期，家庭在现期会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高税收，消费则不会发生变化。不少学者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做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巴罗（1974）的《政府债务是净财富吗》一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做了进一步证明并提出了财政政策无效性的结论。

（6）马克思的消费思想。马克思把消费放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他认为，作为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马克思（1859）认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既需要耗费资源和能源等，也需要消耗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只有通过个人消费，才能使个体的体力和脑力得到恢复，才能使个体有能力抚养后代，形成当代和跨代劳动力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所谓“生产媒介着消费”，是指生产创造出消费品即消费的对象，没有生产，消费没有对象，消费也就无从谈起了。所谓“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是指消费为生产的产品创造出消费者主体，没有消费主体就无所谓产品。生产和消费是一种相互媒介运动。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消费公平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消费不公平。不同阶级的消费能力与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大量低收入、低消费者的存在，形成了生产无限扩大和全社会消费能力不断下降的矛盾，带来了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化解这一危机的重要出路之一就是消费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1891）提出了实现消费公平的重要举措，即为社会全体成员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

（7）马歇尔的消费理论。马歇尔（1890）将经济学分为消费论、生产论、交换论和分配论。他重视消费者需求，认为社会再生产是由消费者的需求扩大引起的。马歇尔在数量上论证了售价与需求数量成反比的需求规律及需求的价格弹性作用。

（8）凯恩斯“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凯恩斯（1936）在《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消费理论。凯恩斯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流动性偏好的三大基本规律，为有效需求不足提供了支撑。三大基本规律使得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收入以货币形态保持在手中，减少了消费和投资，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在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三大支柱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最为重要。他认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两个方面，但角色不同。由于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唯一对象，资本离开消费就很难存在。反之，一旦消费倾向减低，就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习惯，资本需求也将持续减少。因此，投资不足实质上是消费不足的派生表现，消费不足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在凯恩斯的理论基础上，其他学者相继提出了消费与收入的理论，比如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

2.1.2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研究与争议

（1）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迟福林（2009）是国内比较早就呼吁消费主导的学者。他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消费是经济体增长的最终目的与结果。消费释放情况决定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课题组（2012）提出，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既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根本出路，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要求。刘尚希（2007,2012）提出，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衡量改革成效要以国民“消费状态”为基本标准和出发点。汪海波（2013）指出，衡量投资消费关系合理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居民消费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消费得不到改善，不符合中国社会生产目的。夏斌（2009）鲜明地提出了“以消费为纲”的主张。他认为，高储蓄、低消费这一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增长因素”，在于以国内消费为主导推进结构性变革，不能继续走投资出口主导的老路子。只有“以消费为纲”才能“纲举目张”。刘世锦（2011）认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很明显。

不少学者通过计量分析，探讨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的测算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消费的增长效应大于投资的增长效应，扩大消费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王延军（2007）在利用H-P滤波法分离经济变量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的基础上，运用ADF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消费、投资以及净出口等需求因素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消费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辛鸣（2010）认为，在发展初始阶段和经济衰退时期，投资可以起到启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启动后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消费拉动。袁建文和蒙明忠（2011）通过构建诱发系数模型分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论是，消费平均每增长1%, GDP增长0.786%；投资平均每增长1%, GDP只能增长0.239%。消费诱发的GDP总额、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效率等效应是投资诱发效应的3倍左右。刘金花和高艳（2011）指出，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保持同向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最终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赵振全和袁锐（2009）认为，消费对GDP的拉动能力更强。现阶段中国通过提高消费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效果较好，而提高投资增长率的经济增长的效果较弱。曾令华（1997）建立了Y d＝CeI（1－e）模型，把消费增长纳入经济发展分析中。他认为，中国消费的合理增速是消费收入弹性保持在（0.72,1）的合理区间内。

有学者从消费需求变动引导投资需求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分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许月丽、战明华和史晋川（2010）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由于非农部门内部投资存在严重的非同质性，中国的投资与消费不具有一般理论所认为的替代关系。沈恒林（2001）认为，民间投资扩张往往是在消费回升、市场转旺的预期下发生的。消费释放可以带来市场繁荣，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在投资与消费的互动关系中，是消费需求在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投资需求起主导作用。郭斐（2010）通过定量测算认为，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中，投资弹性系数为0.55，比集约型增长方式中的投资弹性系数0.20大了0.35；而消费弹性系数为0.45，比集约型增长方式中的0.89小了0.44。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下，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献大于投资需求的贡献。郭其友和芦丽静（2009）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发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上述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时，形成了以国内消费为主导，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释放消费，在扩大消费中实现“经济再平衡”。保罗·克鲁格曼（2013）认为，中国过去30余年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但这一模式已经到达极限。中国消费投资明显失衡，出路在于尽快释放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3）认为，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关键时期。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质量效益型的增长，需要尽快从投资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马丁·沃尔夫（2012）认为，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要使投资率从50%左右下降到35%而又不出现严重衰退，就需要大幅度增加消费。史蒂芬·罗奇（2014）在《失衡》中提出，中国需要加快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而美国则需要更加注重储蓄，要把消费扩张建立在储蓄的基础之上。

（2）消费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有学者认为，消费虽然是增长的目的，却不是增长的动力，消费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华生（2011）提出，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不一定带来经济减速。我国这么多年来都是消费不足，但经济照样实现了高速增长。刺激消费不一定能带动长期增长。相反，提高收入可以刺激消费，但如果工资增长过快，就可能出现消费膨胀。朱天和张军（2012）、徐诺金（2012）等均认为，储蓄是投资的源泉，投资才是增长的动力；消费是增长的归宿和目的，但消费不能带动增长。中国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主因是投资速度过快下滑。徐滇庆和李昕（2011）认为，消费的改善是供给增加、物质财富存量扩张的结果，如果产出没有得到有效增加，想提高消费水平只能是空谈。林毅夫（2013）指出，提高消费水平确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尽管短期内刺激消费能带来经济增长，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只能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依托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依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也就是说，投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放弃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改为通过消费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他甚至提出，一旦在增长动力上放弃投资而依赖于消费，中国将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黄育川（2013）认为，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实现。中国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进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改革。如果人为地刺激消费，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很可能会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

出现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的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上就存在争议。新古典经济学从供给的角度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从理论史来看，这些要素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最早的土地、资本二要素生产模型，到后来引入技术、教育、制度等要素，形成了形式各异的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但这些模型大都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而基本上没有把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在配第—斯密—萨伊—马歇尔—新古典综合这条思想线路中，消费基本上没有被纳入模型中分析。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要扩大投资就要抑制消费，提高储蓄。

消费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这条线路演进的。凯恩斯的“三驾马车”主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三驾马车”的分析模式并不适用于中长期的分析，用来分析转型时期的中国更要慎重。吴敬琏（2013）指出，用生产函数作为理论框架分析中长期增长更为合适。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增长潜力，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林毅夫（2013）指出，长期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国高增长的基本原因在于对后发优势的利用。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2～3倍。蔡昉（2013）认为，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亟须推进政策调整，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中央政府应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这一指标，替代GDP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

2.1.3 投资消费关系的研究与争议

（1）我国消费率偏低。汪海波（2013）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存在投资率从略高走向过高、消费率从略低走向过低的趋势。迟福林（2013）认为，消费快速增长与消费不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可以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从年度间纵向看来，消费规模可以快速增长；同时，横向指标相比，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可以更快，从而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不足，并不是消费没有增长，而是从社会需求变化趋势出发，还有更多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他建议，把提高消费率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约束性指标。赵萍（2010）指出，从全球消费率变化的规律看，一国的消费率存在随收入增长从高到低再从低走高的“U型”趋势。但除我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消费率都没有低于50%。

（2）我国消费率被低估。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消费不足是一种悖论，统计中的消费额被明显低估。连平（2007）提出，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GDP新增加了2.3万亿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93%。服务业增加值统计的严重缺漏表明服务消费统计存在巨大缺漏，还有相当一部分服务活动没有纳入统计范围之内，比如计算机服务、电子商务、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物业管理等。由此估算，我国消费率其实并不低。徐滇庆和李昕（2011）认为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规模并没有萎缩而是连年上升，其增长率过去1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并且快于GDP增速。消费占GDP比重之所以出现下降，是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的结果。朱天和张军（2012）认为，在宾大世界表中，1990—2009年中国平均消费率是56.64%（扣除价格因素），如果在此基础上对被严重低估的城乡居民居住消费支出进行修正，消费率有可能增加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主和管理者将个人和家庭消费开支计入公司成本，可能占到消费的10%，如果对此进行修正，消费率有可能再增加5个百分点。我国修正后的消费率将达到甚至超过60%～65%，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李迅雷（2013）认为，家庭调查数据与真实居民消费之间存在较大误差，导致居民消费支出被低估。在考虑被低估的实物和服务类消费支出后，2004—2011年我国的消费占比明显高于投资占比，消费贡献率在这8年中的绝大部分年份都大大超过了投资贡献率。徐诺金（2012）提出，由于统计方法、税收规避、投资漏损等因素，居民消费中的灰色支出数据难以收集。我国统计中的投资率可能被高估而消费率可能被低估，两者偏差可能在10%～15%。我国实际消费率可能是40%～55%，而实际投资率可能在35%～40%。不过，认为我国消费率被低估的专家，均未给出系统的消费率的修正数据。

2.1.4 黄金投资率与最优消费率的研究与争议

（1）投资偏离最优水平。一些学者试图建立最优消费率（或者最优消费率区间）的理论模型，以此判断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消费率是否合理，并判断我国是否仍然需要依靠投资拉动。分析最优消费率最常用的工具是费尔普斯的“黄金律”法则。

白重恩（2013）的测算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税后投资回报率达到15%以上，但从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下降，到了2010年投资回报率已经降到5%左右。曾铮（2010）提出，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的资本收益率在1%左右，大大低于经济平均增长率9%左右的水平。这说明当前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偏高、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偏离了黄金律。

杜两省（1996）认为，使消费价值最大化的投资率就是最优投资率，由这一投资率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曾令华（1997）提出，理论上存在最优消费率，理论最优消费率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消费率。吴忠群（2009）从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两个维度论证了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最优消费率是在既定条件下使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的消费率。他计算出我国最优消费率为0.8063。蔡跃洲和王玉霞（2010）测算出我国当前合意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分别为40%～45%和55%～60%。乔为国和潘必胜（2005）运用投资生产率模型估算后，认为我国合理的消费率不应该低于67.6%。彭志远（2007）运用索洛—斯旺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对我国宏观储蓄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储蓄率应控制在40%左右，净储蓄率（净储蓄占净产出的比重）应控制在30%左右。近年来我国宏观储蓄率已经超过了合理水平。Lu和McDonald（2005）运用开放经济下的拉姆奇模型模拟中国在1998—2050年的国民储蓄最优水平，发现这段时期居民时间偏好实际上为负，这表明城乡居民更加偏重于未来若干代人福利，意味着当前储蓄率过高了。张志勇（2007）以实证方法验证后发现，我国“十一五”时期的平均适度投资率应为39%左右。方戈（2010）在控制基尼系数为0.2～0.3的基础上，测算得出我国最优投资率在0.318～0.325，并且预计经济增长率为7.5%时，投资增长率为25.68%。

（2）投资率并不高。有学者认为，我国投资率高具有合理性，问题不是投资过度而是投资不足。徐诺金（2012）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投资率是否合适的标准是储蓄率。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从12.4%上升到39%，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是投资率长期大幅度偏离储蓄率。魏勇强（2012）的测算表明，1992—2010年中国总储蓄率始终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几乎都在40%以上，特别是2003年以后持续稳定上升，到2007年达到50%以上。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当前的投资率不是太高，而是还不够高。还有一些研究，如张军（2010）认为，我国投资率高的原因在于投资回报率高，只要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就会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而且，我国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以来并没有恶化的趋势，不能轻率地判定投资过多和消费不足。屈宏斌（2013）认为，从资本的回报率来看，我国资本积累尚未到达收益递减的阶段。1979—1992年我国资本实际回报率平均为25%,1993—2005年为20%左右。投资回报率没有呈现下降趋势，客观上就会使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课题组（2007）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分别测算了我国工业行业的9个资本回报率指标，并剔除了物价因素。初步估测结果显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出超越经济景气周期的长期走势，因此把“投资驱动增长”无条件等同于“粗放低效增长”的判断需要进一步探讨。梁红（2006）认为，高水平的资本回报支持了我国的投资热是可持续的。孙文凯等（2010）的测算表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在1978年的23.17%与2006年的21.82%之间波动，在过去30年中平均超过20%。而且，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说明其对投资率的解释力很强，这是影响我国高投资率的最重要因素。

针对最优储蓄率，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体的储蓄和消费会实现自动调节，而不是通过最优储蓄率的计算来进行计划。罗云毅（2006）认为，虽然理论上能计算出最优储蓄率，但要将其付诸实践还相当困难。试图人为地计算得出一个最优消费率，然后以此为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可取。要相信市场和居民部门自发形成的消费储蓄比例的合理性，这是一系列现实主客观条件作用的结果。但是，杨春学和朱立（2004）认为，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中，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并不稳定，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形成“储蓄悖论”，即个人的理性储蓄行为带来了社会的非理性结果。

一些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文献认为，中国消费上升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依赖投资来保持增长。马晓河（2010）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远未完成，因此消费上升拐点可能延迟出现，储蓄及投资还将继续上升。罗云毅（2004）认为，中国仍是一个人均产出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大国，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增量均远低于发达国家，投资尚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储蓄资源，可以说投资率不仅不高，反而偏低。徐诺金（2012）认为，发展中国家高储蓄下的高投资是宏观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赶超经济需要45%～60%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当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大低于美国和韩国，资本投入收益也远未达到资本回报率递减的阶段，这些反映的是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剩。不能把投资浪费、低效、重复、腐败等体制问题等同于投资总量问题，也不能脱离国情和历史阶段做简单的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