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曲折求学

邵廷采出生后仅六个月，母亲陈氏便离世，廷采主要由祖母孙氏夫人抚育成长。孙氏对廷采教养甚严，且常对廷采讲起祖上忠勇节烈的事迹，这对廷采日后思想的形成，或许起了重大作用。而廷采的读书为学，则始受教于祖父邵曾可。邵曾可初名邦琳，字林玉，后改名曾可，字子唯，号鲁公，就学于姚江书院创始人管宗圣及史孝咸，与子邵贞显同是姚江书院派成员，且被称为书院高第。五六岁时，廷采便开始秉承祖父之训，“教以孝悌忠信、为人之方”，六七岁时，祖父便带着廷采出入于姚江书院：“孙廷采甫六七岁，率诣书院翻示先儒书，曰：‘小子今未能读，异日庶沉思静观之。'”八九岁时，祖父已开始教廷采读书之法和学问宗旨，廷采回忆道：“八九岁从王父鲁公府君受阳明《客座私祝》，府君即欲教以圣贤之学，非儒者之书勿使见。是年，始记周、程、张、邵、朱及白沙、阳明、曰仁、绪山、心斋、东郭诸君子姓名。”这应是廷采接触经学及浙东学术之始，并且日后他对浙东和姚江学术的深厚感情，也应该是由此时奠基而来。不仅如此，这年祖父更带着廷采拜见过姚江书院的元老史孝咸和沈国模，并受到了沈国模的亲口教诲，对此廷采自言：“自幼九岁，从鲁公府君至城南姚江书院。及见求如沈先生，谓曰：‘孺子治何经？’对曰：‘方受《尚书》。’沈先生摩其顶曰：‘孺子识之：在知人，在安民。'”不仅祖父、父亲皆为史氏高足，现在廷采又得到史氏的亲口教诲，这种经历是姚江学派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这既是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结缘的起始，也是他日后一生都对姚江学术感情深厚的原因。

清顺治十五年（1658），邵廷采十一岁，祖父邵曾可到皇山的翁氏山庄教书，廷采跟随祖父一起前往，并开始跟祖父学习制义，祖父为廷采作《蒙说》，且亲自讲解教导。万经在所做廷采传记中说：“十一岁，从鲁公讲业于皇山翁氏庄，书课制义。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皋，训以孝悌忠信，夜则共卧。宽严得中，诵说有法。”然而不久，因为史孝咸病重，邵曾可敬重恩师，每天往来十余里进行探望，且不食而回。如此一个多月，在史孝咸病故之后，邵曾可的身体也终于承受不住而病倒，这年冬天的十一月二十二日，邵曾可也最终不治而卒，终年五十一岁。祖父的去世，不仅使邵氏的家庭受到沉重打击，更给邵廷采带来无尽伤痛，廷采自幼跟随祖父，不仅学业始于祖父，与祖父之间的感情更是深厚，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及祖父，对祖父的学问人品充满敬仰，为了表达对祖父的怀念和敬仰，后来廷采将自己的字更为念鲁，由此也可见他对祖父的深情。但现在祖父的去世，不仅感情上悲伤，更重要的是廷采的生活与为学之路也出现了曲折。

祖父去世的第二年，邵廷采十二岁，祖父的去世使得家里的生计显得日益窘迫，因此廷采的父亲邵贞显决定到浙西的石门（今桐乡）教书。邵贞显的人生也颇为不幸，在儿子廷采出生刚六个月时，贞显的妻子陈氏便去世，当时陈氏只有二十一岁，贞显也只二十三岁。两年后邵贞显续娶了夫人章氏，并在第二年生下廷采的弟弟行正，章氏对待廷采十分疼爱，视如己出，邵贞显和家人对章氏十分满意，但同样不幸的是仅过了八年，就在廷采祖父去世的前一天，章氏夫人也因病而先逝。这时的邵贞显也只不过三十三岁，却已连续失去两位妻子，因此他对婚姻有些心灰意冷，无意再娶，再加上为生计想，便决定到石门。因为父亲离家，缺人照料和教导，邵廷采只好到了外祖父陈正衎家，从外祖父学习经义，“从先生学经义，遂受《左》《国》、马、班文”，并开始接受史学教育。陈正衎乃南宋宰相陈康伯之后，其曾叔祖陈有年则是明朝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历任御史、贵州巡按、河南巡按、松潘巡抚、应天巡抚等职，累官至吏部尚书，且陈有年为官清正，颇有政声，被赞为风节高于天下。陈正衎颇受其祖上遗风影响，入清后布衣终身，不为清朝效力，“衣冠汉仪”，“言及祖德国恩，涕泗交下”，是一个讲忠孝、有气节的明末遗民。此外陈正衎“博览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旁及《昭明文选》，穷竭硃墨，以致自娱”，也是一个对史学情有独钟的人。自十二岁起直到十六岁，邵廷采在外祖父家寄居了有五年之久，可以想见这期间外祖父的学问思想肯定也对廷采产生了很大影响，廷采一生重史，且致力于对明史的研究，这与外祖父的言传身教应该是分不开的。

康熙二年（1663），邵廷采十六岁，离开寄居五年的外祖父家，到石门投奔在此地教书的父亲邵贞显，且跟随父亲读书。在此时廷采对史学的偏爱开始显现出来，他自己回忆说：“仆十六岁从先君读书御儿，即私取马氏《通纪》，戏为编次，立中山、开平、曹国诸传。先君觇视微哂，若为弗知而不之责。后遂贪阅《纲目》《史记》，暨《吾学》《从信》《宪章》等书，自觉性与史近。”且自此之后廷采对史学的钟爱一直不移，这也是他穷其一生进行明史研究的动力之一。

十八岁时，邵廷采在家乡余姚，因无师指导，便在家自学，当然最爱读的，还是史书，他说：“十八十九两岁，抄录明史无昼夜。”但是因为缺乏名师指点，廷采觉得自己进步并不大，“私启先君箧，纵观古今书籍。然不精专，迄无所得”。又说：“益性喜抄阅明史，然无师指授，空自劳攘。”其实邵廷采一生的学问之路，基本都是处于这种无师指导、自学自进的状态，这既和明清交替时期学术发展寥落的时代特点有关，也和廷采一生生活艰辛、疲于奔波生计，而无法专心拜师读书有关。

康熙六年（1667），邵廷采二十岁，正式拜姚江书院派前辈韩孔当为师，开始学习阳明之学。关于廷采拜师韩孔当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尚存争议。廷采自序：“年十七，始受业先师韩夫子之门，讲阳明之学。”而万经在《理学邵念鲁先生传》中，则说：“年二十，委贽姚江先辈韩孔当，孔当教以静坐。”朱筠作《邵念鲁先生墓表》，则认为廷采九岁即拜韩孔当为师：“九岁读史，即操椠为徐达、常遇春传有法……祖以为有志，即为具衣冠送之姚江书院……是时沈国模年八十矣，尚在，岁必一再至，为诸生设讲。先生立阶下听，久之，执所业《尚书》前曰：‘孩提不学不虑，尧、舜不思不勉，同乎？’国模叹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从孔当受业。”邵国麟《念鲁先生本传》，又说：“康熙初，姚江讲学诸儒若沈、史、韩辈，朔望集书院，先生均师之。”姚名达先生作《邵念鲁年谱》，认为沈国模在顺治时已故，因此邵国麟康熙初之说最误。同时又认为廷采对自己读书从学经历所述甚多，但从未提过少年时对良知之学的见解，因此朱筠九岁说也实为浮夸之说，故姚名达采用十七岁之说，认为廷采十七岁拜师韩孔当，二十岁时则是随韩孔当学习静坐之时。但同时姚名达对万经二十岁之说又未十分否定，说：“万说虽稍近情，肆诸阙疑待证之列，可矣。”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则采二十岁之说，认为廷采十七岁时为康熙三年（1664），这时韩孔当尚隐居在家，不曾公开讲学，因而不可能发生廷采拜师之事。直到康熙六年（1667）韩孔当在余姚开城隅会，出面公开讲学，廷采才在父亲邵贞显的指示下，发生拜师之事。对此笔者则以为，廷采自序十七岁之说应该最为可信。一来邵廷采对自己从学经历多次提及，而且所述甚详，再加上廷采一生从师、交游的经历其实有限，不太可能对拜师之事出现记忆错误。二来廷采拜师韩孔当是遵从父亲之命，而廷采十七岁自石门父亲处归家，归家之际父亲为了廷采的读书学业考虑，命他拜师韩孔当，因而拜师在这一时间应该是最合理的。第三，关于韩孔当在康熙三年（1664）廷采十七岁时尚隐居在家，因而无从拜师之事，笔者则以为廷采自幼跟随祖父出入姚江书院，与韩孔当早已熟识，因此拜师之事即使韩孔当当时隐居在家，于廷采来说也应该是无碍的。第四，至于廷采自序十八九岁在家读书时无师指授，及二十岁才出现随韩孔当学习静坐之事，笔者以为正可以用韩孔当康熙三年城隅会的讲学来解释。廷采十七岁拜师，当时因韩孔当尚在隐居，所以即便拜师之后廷采基本也是以自学为主，而到康熙三年韩孔当公开讲学时，廷采便也开始跟随在韩孔当身边，正式学习阳明之学，这一解释应该是合理的。

据上所述，笔者以为十七岁之说最可信。而之所以将此事放在廷采二十岁时来讨论，是考虑对拜师诸说进行综合的排列、梳理与分析后，再来进行最终的探讨，以求得最后的结论，并候教于方家及后来者。

康熙六年（1667）到七年，是邵廷采跟随韩孔当学习的主要时间，也是廷采集中学习阳明之学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廷采的学习非常认真，“月赴小会，归治经书，竟日闭楼，默不出声。或家事棼杂，则走读四明山楼，越溪渡冈，不以为疲”。并且这段时间廷采经学的进步也是非常大的，“一日，孔当问曰：‘尧、舜之道在孝悌。孝悌亦不易尽，夫子尚言未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其说云何？’先生对：‘孩提之不学不虑，即尧、舜之不思不勉否？’孔当怡然悦曰：‘良知宗旨，被汝一语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只此，子归而求之，真有余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