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企业发展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宁波市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改革开放前，全市几乎没有大型企业，小企业一统天下，包罗了全部工业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仑港大规模开发建设，先后兴建了一批港口及电力、石化等临港工业大型企业。即便如此，小企业在宁波市国民经济发展中仍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宁波市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调研宁波小企业发展现状是正确认识宁波小企业发展本质和主要构成要素的过程，是科学分析小企业成长能力、实际水平并全面了解企业竞争的优势和弱点的重要基础。小企业发展状况研究是推进小企业问题解决的首要步骤。从实际应用层面，科学评价宁波小企业的发展现状，是揭示影响宁波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症结所在的前提和保障；从学术研究层面，科学评估小企业发展现状是进一步研究小企业发展因素作用机制分析的基础性工作。企业发展理论是国外经济和管理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内部因素，又涉及企业外部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企业成长的理论在不断完善，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众多关于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学派。综观这些理论流派的形成过程，可以肯定，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改变决定了理论的更替。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是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早期，这个要素可能在企业外部，如掌握一个关键原材料，就可能使一个企业具有竞争优势。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个关键要素就形成于企业内部，形成了企业资源能力理论，并且这一理论不断在深化。关于企业发展理论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总结如下。
一、企业发展理论
国外对企业发展成长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以下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
（一）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经济学企业发展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国富论》在论证国富之源时，客观上也剖析了企业成长问题。斯密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创造的生产力是工厂存在的主要原因，单个企业成长与分工程度呈正相关。随着企业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业会不断形成。斯密思想的核心是一国经济中企业数量与分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斯密的理论认为影响或制约企业成长的几个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已经十分清楚，企业是在市场范围的影响中成长，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受限于市场范围。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个古典企业成长观点的同时，试图把企业成长问题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其观点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他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这三个因素，把稳定均衡条件与古典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得出以下观点：企业成长靠的是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企业家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企业成长是竞争作用下优胜劣汰的结果。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企业灵活性下降，使企业的竞争力减弱，当企业成长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时，企业开始衰退。企业的成长与衰败遵循大自然普遍规律，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二）新古典企业最优规模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技术的角度开始对企业进行研究。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在技术和市场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一家厂商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出增加而保持不变（规模报酬不变）、上升（规模不经济）或下降（规模经济）。一个产业中的企业规模和数量与规模报酬程度相关。企业发展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根据新古典经济企业理论，企业发展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而决定规模经济的主要力量来自外在的因素（既定的技术条件、要素价格等方面）。所以，企业的发展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对企业性质的研究，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就可以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科斯理论强调了合适的制度安排及制度创新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企业科层组织可通过组织和流程再造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成长性，并用交易费用分析了企业的最佳规模。但科斯理论过于重视交易，而给人以交易重于生产之嫌，因而忽视了对企业自身培育资源和能力的研究。
（四）熊彼特的企业成长理论
熊彼特认为，企业的成长是一种非连续性的、突发的动态过程。在动态论的研究框架下，熊彼特的核心思想在于企业家与创新理论。他认为，企业家才是企业成长、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社会的经济体系的中心轴是企业家。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任务在于用不同以往的全新的方法把生产诸要素组织、综合起来，进行经营。企业家是实行创新的人。而创新将会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提出新的生产力的曲线，其创新概念实质就是对于新生产函数的设定。总之，熊彼特认为企业成长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成长过程具动态性、非连续性特点，企业家的出现和其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源泉。模仿使创新导致的超额利润不可能永远存在，其成为企业持续成长的障碍。但是，这种理论轻视了市场和技术以及外部规制对企业家创新的制约。
（五）爱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说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流行的一种企业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也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转衰的过程。组织生命力问题1965年就有学者开始研究。W.G．戈登尼尔的《如何防止组织的停滞和衰老》一文认为：一个组织在经历了停滞之后，完全可以持续不断地完成自我更新，恢复生机。1975年，组织变革管理大师伊查克·爱迪思博士创办阿迪兹学院，推广其独创的“爱迪思疗法”，协助客户进行组织变革。
1989年他在著作《企业生命周期》中提出了生命周期概念，描述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企业行为特征，提出了预测、分析及诊断企业文化的工具，以及改变企业文化的爱迪思诊疗法。爱迪思认为，生命周期的概念不只是适用于生命体，也适用于企业这样的组织。企业的成长与老化同生物体一样，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这两大因素的强弱决定的，成功管理的关键不是排除所有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企业目前的生命周期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上，这样企业才能成长并成熟起来，去面对下一个生命周期阶段的问题。企业年轻时充满灵活性，但控制力却不一定总是很强；企业老化时，控制力增强了，但灵活性却减弱了。规模和时间都不是引起成长与老化的原因。一家有传统的大公司不一定就老，一家没有传统的小公司不一定就年轻。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10个阶段：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期。企业稳定期之前统称为成长阶段，之后统称为老化阶段。从成长阶段转变为老化阶段，企业会出现微妙变化。
1995年，美国学者高哈特和凯利又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形象地称为“企业蜕变”过程，他们还将企业体形象地称为“生物法人”，号召企业家创造各企业独有的基因结构，并通过塑造独有的12对染色体来确保企业健康成长。企业组织体系随着生命周期不断演变的时候，将会展现出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在迈向新生命阶段时，组织体系都将面临某种危机。此时，组织若能通过程序的制定以及有效的决策来进行变革，促成转型的成功，则所面临的问题均属过渡性的正常现象；反之，如果组织只是一味地走老路，那么更多的异常问题将随之而来，而且一旦重复，将妨碍组织的发展能力。
（六）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重大突破。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黑箱”，企业之间没有差异。1986年，Barney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提高了企业资源基础论的核心内容，形成了著名的“战略要素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格能够反映所有的信息；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供给无弹性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吸收所有的利润。企业为了获取经济租金，就必须在不完全的竞争性战略要素市场上获得资源和能力。
资源基础论打开了企业的“黑箱”，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独特的资源所组成的，而大多数资源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积累，因而企业间才会产生差异；并提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或能支配的资源。
沃纳菲尔特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资源基础论》中提出，资源一般包括品牌名称，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知识，有技能的雇员、贸易合同、高效率的工作程序等。科里斯和蒙哥马利认为，资源可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能是在竞争性的交易中广泛存在并且很容易购买到的一般要素投入，也可能是高度差异化的、需要多年积累且很难复制的资源，如品牌。他们把资源分为三类：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资源基础论认为，这些资源必须“是战略性资源”，也只有战略性资源才是持续竞争优势的现实来源。战略资源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特性：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不可替代性。资源基础论有两个假设：一是某个产业内的某个企业所控制的资源是异质的；二是企业所控制的资源不能完全流动，而且资源的异质性能维持较长的时间。巴尼认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那么它们对于竞争优势的创造与保持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有一些资源基础论的代表认为：企业为了进一步获取持续的“异质性资源”，就必须对竞争对手可能存在的模仿行为进行“隔离”或“绝缘”。即形成“隔离机制”，通过设置能够组织或缓解市场竞争并能有效保护稀缺资源的各种形式的时滞、信息不对称和壁垒，以获取静态的竞争优势。
美国学者杰伊·巴尼是资源基础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资源定义为企业的资产、知识、信息、能力、特点和组织程序，把它们划分为财务、实物、人事和组织资源几个种类。巴尼认为资源的价值是由可以得到的开发资源的机会决定的，这些机会有时会变化，使资源从有价值到无价值；关系到竞争的重要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竞争者也具备了相同或相似的资源与能力，该企业就失去了竞争优势；竞争性重要资源的另一个标准是难以模仿，巴尼认为，许多实物资源容易模仿，而基于团队工作、文化和组织程序的资源和能力则难以模仿，这些资源通常是由一段时间内企业自身复杂的历史和难以计数的小决策造成的，它们对特有能力的发展做出贡献。
（七）核心竞争力理论
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能力》一文，掀起了围绕企业核心能力的研究热潮。他们认为核心能力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核心能力具有充分的用户价值，可以创造价值降低成本；二是核心能力具备独特性，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三是核心能力具备一定的延展性，能为企业通向多个市场提供支持。在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内部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核心能力理论认为，积累、保持和运用核心能力是企业开拓产品市场的决定性因素。核心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企业间的效率差异，这种差异又使不同的企业产生不同的收益；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核心能力，它来自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各种技能的有机融合。
核心能力应当具有：（1）价值性。核心能力应该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说核心能力可以使企业在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从而给最终用户带来新增价值或提供根本性的好处。企业环境的改变会威胁到核心能力的价值性。（2）异质性。核心能力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价值的创造还以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运用不同种类的其他资源为基础。（3）不能仿制性。核心能力通过两种独立机制阻止仿效，一种是与资源的特殊性质（如社会复杂性、因果关系模糊等）有关；另一种是通过采取多种战略措施（如专利、品牌、保护性合同条款、商业秘密等）来保护其有价值的资源。核心能力一旦被仿制，与此有关的企业竞争优势就会减少直至消失。（4）难以替代性。替代品常常会威胁到核心能力，使企业间竞争优势重新定位。
与物质资本不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不会在使用和共享中丧失，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由于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难以模仿性等特征，对于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获取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八）知识基础理论
企业拥有核心能力时会出现核心刚性。核心刚性指在快速的环境变化中，核心能力常常无法随之改变，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非但不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反而成为企业竞争发展的桎梏。因此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企业能力与环境的融合进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企业知识基础论。
能力基础理论所指的核心能力主要是指企业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概括为不断创新的能力。企业各种资源发挥效用程度上的差别、创新能力的差别，都是由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所决定的，能力差别的背后实际上是知识存量的差别，能力是知识存量的显在表现。
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所具有的知识应是难以模仿的，即企业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它具有三个特性：一是过程性，如果竞争者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很难体验到这种知识的存在的，更是难以模仿的；二是完整性，企业中明晰的知识是与默会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竞争对手只能模仿明晰知识，而没有认识到默会知识；三是不明确性，在模仿过程中，竞争对手总希望发现并模仿核心因素，但默会知识往往起关键性的作用，使那些想模仿的企业不能确切知道模仿什么，如何模仿。企业知识基础论还认为，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或历史依赖性。
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企业配置、开发利用与保护资源的能力。但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的又是什么？研究表明，隐藏在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能力的是企业掌握的知识。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知识基础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知识积累的组织或者说知识的集合体，企业间的绩效的差异来源于知识的不对称和能力的差异。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效应的实现取决于企业管理者拥有的知识和管理能力，所以组织的知识以及相应的企业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企业培植资源等创新活动的能力，从而在企业最终产出及市场力量中体现出竞争优势。知识又具有难以模仿性，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所以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是竞争优势的根源。由企业知识决定的企业认知学习能力是企业开发新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
（九）产业集群理论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尔·波特在《簇群与新经济学》一文中认为，“簇群”是位于某个地方，在特定领域获得不同寻常的竞争胜利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簇群既促进竞争又促进合作，竞争是为取胜和保留客户，合作则大多是垂直的，介于相关产业内的公司和本地机构之间。竞争与合作能够并存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发生在不同的参与者身上。一个由相互独立而联盟的公司和机构组成的簇群，代表着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具有效率、有效性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波特进一步指出：现代竞争取决于生产力，而非取决于投入或单个企业的规模。生产力取决于公司如何竞争，而非它们在何领域竞争。如果公司运用熟练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就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所有产业都能够运用先进的技术，所有产业都能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波特还认为：簇群一旦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这个循环能促进它的发展，尤其是当地方机构持支持态度和地方竞争富有活力时更是如此。
企业集群论彻底打破了“规模经济”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企业集群论认为，由相互独立而又非正式联盟的公司和机构组成的簇群，代表着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一个簇群的成员之间广泛联结而产生的总体力量大于其各部分之和，故由中小企业组成的专业化簇群同样较易获得规模经济。这样，就将“规模经济”一词的内涵、外延及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强化和拓宽了。更具意义的是，企业集群论将中小企业存在的形式、存在的领域及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调的理论研究，引入了一条新的途径。
一般说来，当产业集群形成后，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并形成一种集群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是非集群和集群外企业所无法拥有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集群将比非集群更具有竞争力。可见产业集群现状制约着集群内企业的发展。
二、小企业发展理论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创新日益重要和活跃；产业结构向以尖端技术为先导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轻薄短小型的软产业转移；消费需求转向以多品种、高性能的质的需求为主，消费结构逐渐多样化、高级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以至服务经济化；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个性化消费，弹性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替代少品种、大批量生产，大众化消费，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竞争加剧，出口产业向高增加值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由于科技创新和消费需求变动加快，产品乃至产业生命周期缩短，对企业的灵活性、适应性的要求提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生活方式广为渗透，地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通过治理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大规模集中经济所恶化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与自然的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正是由于上述变化，小企业在很多方面较之大企业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小企业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社会分工论
1．产业分工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小企业的生命力及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过去不可调和的竞争对立关系，转变为协调合作关系。从直接竞争转为协调竞争，从而出现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1965年，施太莱和莫斯对美国产业组织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不同产业适用于不同规模的企业经营，并归纳出8种所谓适合小企业经营的细分产业。日本学者太田一郎也认为，可以将经济部门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类。集中型部门往往需要大型设备或巨额投资或产品易标准化且量大品种少，小企业即使存在，其市场占有率也很低，竞争优势很小，处于竞争劣势。分散型部门包括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部门，以及与大企业相关的生产资料加工和零部件生产部门等，分散型部门更适合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企业协调论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但竞争方式却有各种选择。在发达国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垄断大企业与小企业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二战前的垄断大企业对小企业一般采取吞并、排挤和驱逐的直接竞争方式，改变为二战后的垄断大企业对小企业采取扶持、利用、协作的竞争合作方式，即竞合方式。这种方式下，市场的垄断核心层能够允许小企业的竞争周边层的存在，并同其进行有利共图的合作。
20世纪以来，出于鼓励竞争和小企业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的考虑，许多国家从资金、技术、信息、服务、培训等方面对小企业采取了扶植措施，在处理大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多数政府支持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这为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竞合创造了条件。
3．系列化论
系列化论产生于日本，提倡以大企业为顶点，以中坚企业为骨干，以广大小企业为基础而组成“垂直型”协作方式。大企业通过原材料供应、加工订货、技术指导把小企业纳入生产体系中，而小企业为其生产零部件或提供某种服务。系列化论的核心，是通过建立系列化生产经营体制，充分发挥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的优势，从而创造出大大超过各类企业独立生产经营的生产力，实现双赢。系列化生产经营体制不仅通过长期持续交易所建立的信赖合作关系，为大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新产品开发时间及费用、生产和管理成本，也减少了小企业信息收集成本和销售成本，提高了小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4．缝隙论
针对美国研究开发型即风险企业的广泛发展，霍兰德在《小企业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市场与技术变化的不断相互作用，尽管使资源和经济力量向巨大企业集中，但因为要弥补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流通之间的缝隙，给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对于许多领域，在相对参加自由的动态经济之中，某一领域大企业的巨大性与其他领域小企业的存在绝不矛盾。只要生产、流通和市场技术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而不断进化，企业合并与分化的交互作用就会继续为小企业创造出发展的机会。
小企业可充分发挥“产品差异化”形成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寻找市场的“缝隙”。由于技术革新与市场的动态结合所导致的服务经济化和科技创新的发展，为小企业带来新的缝隙市场，其结果是大企业越来越大，小企业越来越多。
（二）大规模时代终结论
日本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大型重化工业为核心的“黄金增长阶段”的结束，高速增长期的内外条件逐渐丧失，以及此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大企业的发展遇到阻力，多元化产业结构应运而生，小企业越来越具备生存条件。
对此，中村秀一郎教授在《大规模时代的终结——多元化产业组织》一书中，批判了在大企业支配和控制下，小企业将永远处于不稳定和“无力化”状态这一近代经济学中关于小企业的错误论点。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由于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动等诸多原因，大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大规模时代已经终结。相反，小企业有出现结构性大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促使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英国学者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中，主要从社会的角度指出：专业化、大型化的生产模式，看上去是解决了生产问题，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这种生产模式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并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重新选择一种发展模式。大型化与自动化的经济理论是19世纪思想遗留的产物，不能解决今天的任何实际问题。今天需要有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人为重点而不是以物为重点的体系，即大众生产而不是大量生产。要使社会“持久发展”，必须要走小型化、中间化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要发展小企业和“中间技术”。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认为，第二次浪潮的特征是长期生产数百万件同一标准的产品，而第三次浪潮生产的却是短期的、个别的和完全定做的产品。为适应这一潮流，大量的小企业发展起来，人类社会正处在分散—集中—分散的发展过程之中的第三个过程。第二次浪潮的特征是大规模生产，是先进的最有效的生产方式。而当第三次浪潮来临时，由于信息生产、家庭生活、市场地点和劳动就业都在进一步细分，上述所有观念都面临着挑战。
大规模时代终结论，主要是基于大规模生产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论证当经济、社会出现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后，大企业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相反，小企业较之大企业更具活力，也更有生命力，可能获得结构性大发展。这无疑是对上述理论的发展。但是，它对大规模经济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的本质原因也未加注意，还停留在一种就事论事的水平上。大规模在个性化方面虽有劣势，但这种劣势不足以将其一笔抹杀，因为现代经济不是前次“产业革命”经济的简单回归。它必须建立在产品较为丰富的基础之上，而大企业的存在就是产品丰富的前提之一。更何况，在很多方面，小企业的广泛发展尚离不开大企业的存在。
三、国内学者对小企业发展理论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小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较晚。刘万元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认为企业层面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人才水平与规模、营销规模、研发技术等，以及政府层面的政府观念、政策措施、法律和政府职能等因素都对企业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刘刚（2003）以演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入“主导逻辑”这一概念，分析了企业主导逻辑演进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刘刚认为：主导逻辑是惯例化的企业核心知识，在既定的惯例下，主导逻辑推动了企业的扩张，并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主导逻辑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需要通过知识创新来构造新的主导逻辑，通过主导逻辑的推广普及、差异化、知识重组和新主导逻辑的形成等演进过程，企业将获得持续发展。
孔冬（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变迁理论的角度来诠释小企业软环境供给创新，通过对我国小企业软环境供给创新过程的分析，认为我国小企业软环境供给创新作为一种重要的内生性资源，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几次变迁，已经成为促进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孔冬提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速小企业软环境建设，促进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姚军、陈晓鸣（2004）针对政府规制问题，提出了解决起步阶段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建议，指出：政府要强化服务功能，疏通小企业融资困难，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为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且重点规范小企业的经营行为，提高其财务的透明度，引导小企业提高信贷水平；放宽限制，鼓励企业进行直接融资，减少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
尹柳营、杨凯云（2002）则运用战略资源学派有关竞争优势理论，从资源的角度将企业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分为对企业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战略逻辑与公司远景层面、核心能力层面、价值链配置层面和对企业短期生存举足轻重的最终产品与细分市场层面这四个层面。
储小平、李怀祖（2003）通过对家族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论证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约束，进而概括了华人社会三种信任资源产生的机制，并分析其对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提出华人社会独特的泛家族信任既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又对其成长形成制约；泛家族信任的运作成本高于理性制度信任，它在企业融资的广度和效度上的功能低于市场经济中理性制度信任的功能。
曹利军（2008）认为，从企业成长的要素看，企业组织可划分为资源、流程和价值观三个层次。动态地讲，成长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行业，三个层次要素对企业成长所起的作用不同。与此相对应，企业成长的内涵也经历了从更大到更强再到更好的演变历程。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追求增量型成长与跳跃型成长之间保持平衡。首先，后者须以前者所提供的资源和稳定性为基础和条件；其次，在保持增量型成长的同时，必须积极创造条件，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机会出现，尽全力实现跳跃型成长。事实上，正是两种成长方式之间的有机平衡，铸就了基业长青型企业。
张大海（2005）认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来自创新，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一种组合比率，也就是说，创新是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通过市场谋取潜在利润的活动和过程。
梁嘉骅、葛振忠、范建平（2002）认为：（1）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自适应复杂系统；（2）组成企业的人是自适应契约人，并且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并且会利用自身掌握的私有信息实施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所以决定了企业内部具有不稳定性；（3）企业同样是自适应契约人，它对环境具有自适应和创新改造环境的能力，它会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并且会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决定了企业的竞争性；（4）企业间的竞争性、自适性、创新性和有限理性决定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5）企业研究必须从竞争的角度，从企业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把握，企业研究的根本内容：一是如何维持企业内生态环境的动态稳定性；二是如何使企业适应竞争的生态环境；（6）企业管理是制度安排，是设计和执行一种合适的制度，以确保企业内生态环境的动态稳定性和适应竞争的外生态环境。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学者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就小企业的影响因素问题，创建了各种分析框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芳华等提出的十个管理诉求范式，认为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十个管理诉求，即今天的管理孕育明天的事业，求发展不求生存，创新力与控制力的动态效率统一，以竞争力而不是风险承担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努力使竞争优势异质化、复合化和连续化，核心理念的真实性、统帅性、恒久性和渗透性，做强重于重大，战略与细节的统一，无形资产重于有形资产，制度选择企业家；范明等人提出的四力维度结构模型，认为产业力维度、技术力维度、制度力维度和市场权力维度构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四力维度结构，中国企业必须重视产业、技术、制度和市场权力的培育及其交互作用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曹建海等的企业成长三维模型，认为小企业成长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是否选择合理的成长方向、成长速度和成长动力三个方面维度。
总体讲，国内外学者对小企业的发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的许多经典之作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学术界对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归为三个方向：第一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发展的内部问题，如家族制、员工激励、私营企业主；第二方向主要研究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政策支持、投资软环境、融资渠道问题；第三方向主要分析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把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也有学者将其分为企业因素、产业因素和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