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恩师、一级教授陈鸿逵先生
在庆祝陈鸿逵老师105岁寿辰之际，学生又回忆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考进浙大时的情景。当时我到杭州上了不多时间的课，即随浙大西迁於潜（现为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后到建德梅城，再到江西吉安，结束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在泰和继续。1938年秋又迁广西宜山。1939年冬再迁贵州遵义。1940年春，农学院首先搬到离遵义东75公里山清水秀的湄潭城，从此再也没有受到日本飞机的侵扰，安安耽耽地读了一年半书，就匆匆完成我四年大学课程。陈老自1938年春起就是我们病虫害学系的系主任。毕业后我留任浙大昆虫组助教，后再没有离开过学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夏复员到杭州，1949年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被分到浙江农学院，1960年改为浙江农业大学，一直在系任教到1987年陈老退休后三年我也退休。所以与陈老相处，有半个世纪。在校求学时和陈老接触不多，毕业后在系里，虽不在同一专业组，但陈老的谆谆教导和他的工作常给我深深启发和帮助，鼓励我们年轻人德行上进，学术和事业不断迈进和攀登，努力为祖国服务。陈老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治学严谨、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关心同事、热爱学生，数十年如一日献身祖国植病事业，成果丰硕，贡献卓著。在抗日战争期间艰难的环境下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教授，如杨新美、王铨茂、葛起新、蔡淑莲、方义、王就光、陈吉棣等等都成为植病界的大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培养的学生更是举不胜举，布及全国，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我受益于陈老之处殊多，酌述数点，以表崇敬之意。
1．指导学生选课
当时实行学分制，四年修满138学分毕业，必修课数目不多，需要修多种选修课程来凑满138学分。病虫害学系分昆虫、植病两个组，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的课程是一致的，都是必修的。昆虫、植病两组的专业课有的是大家必修，有的则是两组各自选修，但亦能互相选修。此外还可选修不在专业课程设置所规定的他系课程，真所谓自由选修。四年中，一、二年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弹性的，也就刻板地进行选课；但到三、四年级就有更多的灵活性，这时就要和系主任多做沟通了。所选课要得到系主任的认可。记得二年级时的第二外文，我选了德文，农学院大多数学生选日文。三年级时我选修了生物系贝时璋先生的无脊椎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因为昆虫属于无脊椎动物，知道一些近缘动物作为基础更好。我又选了动物生理和细菌学，但教师没有到湄潭，所以半途退了动物生理，而细菌学由畜牧教授接着授教。四年级加修了法文一年。一学期学分不允许多，所以旁听了细胞学。另外增修了生物学技术一门课，这些生物系的课程对我后来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2．鼓励旁听有关课程
毕业留校后陈老希望我们一辈新助手，除复习原学过的课程外，要多听生物系的课程。我曾旁听过组织学和胚胎学两门并参加实验课，还听了研究生的实验形态学两年以上，都是贝时璋先生教的。还听了王葆仁老师教的有机化学一年。甚至王淦昌老师的光学我都旁听过。后来我教普通昆虫学时，在昆虫形态学、解剖生理和胚胎发育的教学中，这些课程的知识提高了自己的理解深度。在昆虫研究法的教学中，生物学技术和光学的知识使我对组织切片和显微镜使用以及照像学的讲授更为透彻。这些都是陈老对教学重视和对我们的关心。假使没有多选课程和积极的旁听进修，在后来的教学上肯定不能取得优良的成绩。
3．陈老的科研精神感人至深
20世纪40年代浙大病虫害系搬到了湄潭，那时整个县没有电，所以从杭州运来的电气设备只能做摆设。没有培育箱怎么办？陈师就亲自以木炭为能源试制成土温箱，因而成功地完成银耳的人工接种研究。野外挖浅坑埋青杠木接种，在农场系大楼（当时称病虫大厦）前的斜坡上，培养出朵朵雪白的银耳。银耳是四川、贵州的特产，过去都是野生的。经过陈老和杨新美先生的悉心研究，终于得到人工方法的突破。同时陈师还研究了除虫菊的课题，试制了除虫菊蚊香，给大家生活上提供了方便。此外，当时对食用菌大脚菇的培养也获得成功，这也离不开那只土温箱。陈师每天下午一定到实验室办公和工作。当时浙大教师没有上下班制度，可是他风雨无阻地来农场，要步行半小时以上，为全系员工做了表率。当时昆虫组在病虫大厦的东面一半，我经常走过西一半，所以在走廊上一定看得到陈师在实验室。预制的人造木炭条也摊在走廊边地上晾干。他对试验改进的执着和毅力，激励着年轻人。1942—1944年我在蔡邦华老师的指导下，研究贵州湄潭的特种土产五倍子的种类，整年在湄潭城郊20里范围内（因步行，远了当天回不了）调查五倍子生长情况。6—10月则隔天上山，定点观察采集。当时山区乡村治安不好，幸好农工清吉轩带路少去许多麻烦。后来我熟悉了，就一个人独往。有时偶遇星期天，好友葛起新也陪我野外工作。两年中共发现9种五倍子，包括：盐肤木上当时已知的角倍蚜和倍花蚜，两个新种倍蛋蚜和圆角倍蚜，一新记录种红倍花蚜，红麸杨上的四个新种蛋铁倍蚜、枣铁倍蚜、红小铁倍蚜和铁倍花蚜。这是中国五倍子蚜虫分类上的一个突破。此外在室内进行一些人工越冬的试验，并在病虫害系大楼前栽植了盐肤木和红麸杨，人工接种过冬蚜虫，得到产结的五倍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复员就终止这项试验。我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种种努力是受到老师们的教导和工作精神的影响，因而工作踏实求是而取得成果。1944年中英文化委员李约瑟、碧丹两位教授来湄潭考察，见到贵州特产银耳和五倍子的研究大为欣赏和赞许。为此，在蔡邦华老师的指导下我把五倍子研究成果写成一文，并请陈师审阅和文字润饰，寄重庆中英文化委员会转往英国，刊于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会刊。这些成果也是病虫害系和老师们的光荣。
4．组织建立病虫害学会
浙大当时以系成立的学会很多，即由学生组成的学术团体，主要是联络感情，切磋学术，锻炼工作和活动能力。学会定期开会，举行迎新、送旧以及学术讨论报告等各种活动。原先也有副系，所以也吸收旁系的学生参加。昆虫学会是1936年前就成立的，到1938年因学生过少，且病虫害系两组总的学生也不多，系主任认为可以把昆虫学会扩大为病虫害学会。主席一般为三年级同学担任。因为四年级课程忙，而且有专业讨论课和专业论文工作。我三年级时担任主席，但不知为何，四年级还由我担任。更特别的是，在我毕业留校后，系里仍指定我当了好几年。在贵州时学会办了一个刊物——《病虫知识》，由竺校长题刊名。学会有一野外采集标本兼郊游活动，这时诸多教师一起参加，可以在野外指导采集标本，可及时知道标本所属分类地位，有的标本可以马上知道所属的生物属种，有些标本携回经过饲养或接种培养才能进一步鉴定。我记得在广西宜山时，曾到过城南和城北各地；在贵州湄潭时，则曾到过城北的桃花江和瀑布的深潭峭壁处，城南的观音洞和城东南的党家沟亦称风云乡等地。在这些活动中，既采了标本，又使得师生打成一片，十分和谐，可以无所不谈。系主任每次要首先讲话，为学生各方面的成长做重要教导，各位老师亦有所表达，甚至还有歌唱、余兴等节目。记得在1941年春，那时我是大四下学期，我在实验室借到一只英产的Thompeon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和一些已过期的Ilford硬片底片（还是1937年由杭州带到贵州的），因底片已过期就试试照了一张像，结果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各位师生的轮廓。这是当时浙大病虫害学会郊外采集于风云乡党家沟河畔的留念。拍照那天学生没有到齐，缺了许多人，但这是浙大西迁内地时全系仅留下的一张模糊照片，也是历史的见证。因为是我拍摄的，所以照片上找不到我。照片上前排由左向右为：袁嗣令（当时大三学生，现为北京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蔡邦华教授（39岁，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后任中科院动物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已故）、蔡小丽（蔡邦华之女，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已退休）、张慎勤（当时昆虫学助教，后去美国马里兰州Beltsville国家农业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已故）、蔡师母（蔡邦华夫人，已故）、杨新美（当时植病学助教，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鸿逵教授（41岁）、陈健宽（陈鸿逵之女）、李小妹（湄潭中国农民银行行长之女）、刘淦芝教授（当时湄潭中央茶场场长，后去台湾糖业试验所）、陈家祥副教授（后去安徽农学院，已故）。后排由左向右为：闻葭（当时大一，后去华东农科院，已故）、王慕旦（大三农经系学生）、王铨茂（当时植病助教，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陆鉴熙（当时大一，现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定居）、王宗溥（大一，现在台湾台北市商检局）、张大镛（大一，后为西藏农科院院长，退休定居四川成都）、王就光（后为华中农业大学植病教授）。
5．支持帮助其他单位工作
陈师一贯助人为乐，经常能看到本系和他系的师生来请教，陈师总不嫌其烦地讲解或指导。陈师的资料和藏书十分丰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在搬迁中，图书不能及时运到出借，陈师就主动将书刊借给大家阅读。记得一次园艺系一叶姓学长，将蓝墨水染污了整页；也有时借阅人常常将书页折上一角以当书签。为此陈师的书中往往夹有一油印笺，详细介绍翻页的正确方法和阅读抄摘时，不能以书刊做垫底等等，内容非常仔细。我阅后对自己的学生亦提出严格的要求。以后在图书馆看到阅读书刊的不良习惯时，我也会给予指出纠正。
在我任教期间，常有外单位来我校我系商请代为开课之事，陈老就要我去完成。如：1942年湄潭中学缺动物学教师，1943年湄潭职业中学缺茶树病虫害任课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在杭州去省高医检验科教医用昆虫两年，去在六和塔的浙江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昆虫学两年，1958年为杭州开展消灭白蚁运动开办培训班，省教育厅、省军区开办白蚁培训班，等等，我都是由系安排前往，保质完成教学任务。另外受系领导的指派，我参加了杭州市发展规划研究，任浙江省爱卫会顾问、省轻工厅顾问、省卫生实验院特约研究员，参与浙江省反细菌战运动，去宁波、台州进行野外考察等。我担任浙江省粮食厅和省粮食科学研究所顾问、浙江省医药管理委员会顾问等兼职工作，也都是学校和系里的决定，受陈师的委派，使我有机会为社会、为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6．陈师的爱护和关心
1944年和1948年陈师两次为我职务晋升主动向学院和校方提名，并将升等论文送校外中央研究院评议，均得好评。新中国成立后，在陈师的鼓励下我开展“白色砻糠硅细粉杀仓虫的试验”。在省工业厅轻工业管理处和省粮食厅的支持下，两年内完成3篇论文，也是在陈师任系主任期间，我开展了白蚁的研究。1959年我又接受国家科委下达任务，开展人工繁殖五倍子的研究。1960年我到浙江仙居县萍溪林场蹲点两年，对角倍蚜的生物学、生活史及其在夏寄主（盐肤木）和冬寄主（提灯藓）上的转换做了详细的观察。发现采用人工辅助或保护可以使非产地结出五倍子，提出原产地提高蚜虫成活率和结倍的措施，在国内首先明确繁殖五倍子的措施和途径。1961年在仙居开五倍子人工繁殖基地选点现场会时，系主任陈鸿逵先生亲临主持。届时他已61岁，仍登上海拔700米的凹头坞现场，使我深受感动。他对我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山区蹲点两年多，给予了肯定。1962年冬，我在华家池养虫室周围进行了试验，人工结出的五倍子在盐肤木上累累可观。从此全国来校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同时我亦应邀赴西南各省产地指导或开现场会，并为商业部、外贸部、林业部开办五倍子培训班，为校系做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起我还参与全国种子培训班，讲授种子害虫一课，计29期，学员遍及全国各地。
1966年前陈师任系主任时，指派我担任过卫生昆虫、昆虫研究法、经济昆虫、特用昆虫、森林昆虫、昆虫学、仓库害虫、普通昆虫等各门课程。我完成了系里安排的教学任务，对各门课总是认真备课和讲解，还编写了种子害虫和普通昆虫的讲义以及实验指导，指导年轻助教进行实验课的准备工作。在系的推荐下，我还参加了全国昆虫学教学大纲的制定。
1966年以后陈师不再担任系主任职务，但他的榜样还是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特别是他以娴熟的外文知识帮助过学报的英文编辑，也帮助过系内不少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交往逐年增多。当时学校开设英语口语班，系里派我参加教学，我也帮助系里同事，一起收听中央台的英语教学录音做辅助讲解。另外收录国外的生物学新课程，根据录音记录成课文，打印出来请陈师审定改正后，再打印给同事。
“文革”后，1978年我被提升为教授（已是61岁，一般60岁为退休年龄），委我做硕士研究生导师，从此开始在小船台上造大船的艰难工作。所幸在陈师30多年的领导下，委过我许多工作任务，从中得到胜任的能力，解放了思想，大胆接任，并逐步创造了建立昆虫博士点的条件，因而到1990年才退休，又返聘了3年完成了博士生的指导工作。这些成绩与陈师一直以来的支持、培养、关心和鼓舞是分不开的。记得20世纪50—60年代，解放军医科院、中科院昆虫所、复旦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多次洽商要我去工作，陈师每每好言挽留，并规劝我在系继续工作。陈师的教导，永远铭记在心，我在系里的成就，应该就是陈老的成绩。
2005年6月
（作者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本文原载《陈鸿逵教授105华诞庆贺文集》，标题为编者所拟。2015年2月在“唐觉教授百岁华诞庆贺会”上，作者又深情地追忆陈鸿逵、蔡邦华等先辈大师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