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
陈桥驿教授所著《水经注研究二集》（以下简称《二集》），日前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这是作者继1985年出版《水经注研究》（以下简称《一集》）之后，又一批治郦硕果问世。同时，读过是书，觉得《二集》之与《一集》，绝非只是数量之加，而是又有其全新的特色。如果说《一集》作为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水经注》的专集，在前代郦学界以传统地理学方法治郦的基础上，进入了用现代地理学方法治郦的新阶段；那么《二集》则是作者在用现代地理学方法治郦基础上，又进入了一个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治郦的新阶段。陈氏《二集》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赋予郦学以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具体说来，我认为陈书值得阐扬者，首推以下诸点：
第一，对郦学全面的系统的宏观研究。
《一集》对《水经注》侧重于微观的研究，《二集》则在坚持微观研究的同时，着力于宏观的研究。《一集》收入的43篇论文，包括了就《水经注》本身所含各类地理内容的研究37篇，占全书的80%（强）。诸如《水经注记载的水文地理》、《水经注记载的伏流》、《水经注记载的瀑布》等等。作者在《一集》里显然是就《水经注》全书所含不同地理属性的专题，纵横爬梳，分析综合，可说是对《水经注》的基础研究。《二集》收入的20篇论文中，除了有少数几篇类似《一集》的专题抑或是继续做《一集》尚未完成的基础研究外，有12篇即60%是属于对《水经注》的宏观研究。诸如《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近代郦学研究概况》、《港、台水经注研究概况评述》、《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胡适与水经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等等。这是作者从宏观角度对整个郦学和郦学发展史进行的高层次研究，是海内外郦学界首家作此项研究的。
例如，《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一文，指出历史上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本来属于戴震个人是非枝节问题的争论，竟至于长期替代了正规的郦学研究，浪费了多少学者的宝贵精力，到头来于郦学本身无多裨补。作者指出，时至今日，这场论战在大陆虽基本结束，港、台却尚未见穷期。并认为应该撇开两个世纪以前的那种其实属于枝节间题的旧账，把主要力量用到促进《水经注》本身的研究和发展上去。
在《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和《近代郦学研究概况》等文中，作者再三肯定和赞赏法、英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郦学界在《水经注》研究中立足于地理学，重视地理学上的应用的风气。对于日本许多大学开设郦学研究专题课程，作者认为，这是郦学研究中的优秀传统。并建议我国大学在历史、地理、旅游和中文等专业开设郦学课程，出人才出成果，恢宏祖国流略学，阐扬中华学术，繁荣民族文化。
第二，以严格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治郦。
作者在《二集》诸文中，始终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和方法，这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对郦学发展中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代表论著乃至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论论证多么棘手，均通过缜密的分析，做出历史的评估，给后学以镜鉴与启迪。
《〈水经·江水注〉研究》一文指出，《水经注》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古籍，除了辗转传抄中诸多失误之外，郦注本身错误尤其地理学上的错误亦不乏其例。诸如郦氏承袭了前此地理书所云本属虚词多数的“三江”、“九河”之类，误作数词实数，以致派生更多疑窦，令后世治丝益棼。又如《水经注记载的南亚地理》一文指出，郦注记载的印度河流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如说蒲那般河流迳摩头罗国而下会印度河。作者于此加按说，蒲那般河与印度河之间隔着早在地质时代就已形成的偌大一片塔尔沙漠，蒲那般河从来就不是印度河的支流。
作者论及郦学发展问题时，《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近代郦学研究概况》等文指出，隋、唐、宋时《水经注》的研究，学界多有分类剪辑资料者。此类工作对郦注本身并无所考核发明，却对扩大郦注的社会影响具有作用。明黄省曾刊本、吴琯刊本，经注混淆，错漏歧出，却为后学研究郦注创造了条件，特别对郦注的这种校勘和注疏的研究方法具有倡导作用。朱谋
撰《水经注笺》，黄宗羲以为属毛举一二传写之误，无所发明；陈氏则指出《朱笺》是有明一代所有郦注版本中的翘楚，“促成了我国郦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的诞生”。这个学派至清乾隆间的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成就达于鼎盛。他们各自通过精湛的考据奉献的《水经注》佳本，成为郦学史上无与伦比的瑰宝。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虽然考据学派的事业在厘正郦注往昔辗转传抄中的错讹，复原注旧观，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为日后郦学所有学派的工作提供了基础，以至在今后郦学研究中，考据仍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学派的校勘注疏的研究工作，并不是郦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更不是归宿，《水经注》毕竟是地理学专著，要以地理学方法进行地理研究。明末，文学家钟惺、谭元春有评点本《水经注》问世，刘献廷批评它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而已；作者则指出钟、谭二氏创立了郦学研究中的辞章学派（欣赏学派），其着力于对注品词评句，虽多所糟粕，唯对郦注的文学价值做了有益的阐扬。他写道，由于郦注本身在文学上具有精深的造诣，对造就后学的文学素养具有重要价值。他还指出，郦注有不少卷帙采用游记体裁，更是宝贵的旅游资源，“随着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郦学研究中的这个学派，必然大有可为”。
作者认为，清初以来，从黄宗羲、刘献廷、黄仪开始，以杨守敬、熊会贞师徒为代表，创立了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实用学派）。其《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的诞生，标志着地理学派的成熟。作者指出，地理学派是郦学研究中最后一个学派，由于它的后起，由于戴、赵相袭案论战的长期牵制等原因，迄未得到长足的发展，远未达到乾隆年代考据学派那样盛极一时的局面；同时指出，地理学派的研究工作，运用地理学方法治郦，或云郦学与地理学的结合，赋予郦学以新的生命力，使郦学面目为之一新，有待大家进一步努力。
作者在《近代郦学研究概况》、《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等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郦学研究首先值得称道者，是杨、熊《水经注疏》两钞本于1955年和1971年分别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和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其次是十年动乱之后，在祖国科学的春天，学界一扫多年沉寂之状，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研究《水经注》的成果大量涌现出来。作者就《水经注疏》北京本与台北本而言，指出北京本是未经熊会贞校订的早期钞本，错讹千出，台北本是熊氏随身一再校阅修订的本子，因以远胜北京本；北京本出版后，钟凤年氏潜心勘误二十余年，但北京本的错误在台北本中早已由熊氏自己作过订正。作者对钟氏的重复劳动不胜惋惜，同时也指出其业绩，不仅在1971年台北本刊行前具有价值，而且迄今对于大陆难以读到台、港本的大量读者仍不失实际意义。至于近年郦学研究迅速发展中某些论著出现的一些粗糙之处，作者诚恳指疵，又寄予殷切的期望。
在《港、台水经注研究概况评述》一文中，作者指出：香港郦学界著述首推吴天任，吴氏潜心郦学研究，数十年于兹，成绩斐然。他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是晚近集我国及日本郦学著述之大成。吴氏具有代表性的郦学巨著《杨惺吾先生年谱》，不拘泥于我国历来人物年谱的传统格局，而有其独特的创新，即杨氏物故后，年谱并未中辍，而择郦学研究中有关重大事件加以赓续；同时逐一指出其赓续中之错误和疏漏。
作者认为，台湾省郦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首推台北本《水经注疏》的影印刊行。他指出，此书底本既不是熊会贞当年的最后定本，又是最接近最后定本的本子，“因此，此书的影印出版，在郦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在《胡适与水经注》一文中指出，胡氏是我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现代学者，后半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有关论著百余篇，在郦学研究史上，就论文言，无出其右者。同时指出，胡氏这些成果既不是就郦注进行校勘注疏，又不是就郦注作地理研究，是以积二十年勤力，却于《水经注》本身的研究几无裨补。即使如此，作者又云，在历来的郦学家之林中，胡氏仍有其独胜处，即在于《水经注》版本的研究。胡氏于1948年曾假北京大学举办《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郦注版本达41种之多，成为郦学史上迄今搜罗版本最富的学者。
辩证唯物史观认识事物，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
，臧否人物，则是“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显然，作者在治郦中是严格地遵循了这些哲学法则的。
第三，郦学基础研究中严谨不苟的典范。
前文说到作者治郦，在《一集》中侧重基础研究，于《二集》中则着力于宏观研究。在《二集》尚包括的少数几篇基础研究的专题中，如同在《一集》一样始终保持着严谨不苟的治学风格，就各个专题研究看，作者引述运用的各项资料，无不从郦注这部浩莽巨著或有关大量原始史料中，逐一精筛细选而来。
作者在《〈水经注·地名汇编〉序》一文中写道：“《水经注》记载的地名，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往的其他地理著作。”作者依靠精读《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并通过全面、系统地精筛细选，在厘清了诸书记载地名《禹贡》为130个左右、《山海经》为1300个左右、《汉志》为4500个左右、《水经注》为20000个上下而后才立论的。这正是古来我国学人著书立说为自己负责为他人负责的“一句三年得”的优良传统。他在《〈水经注·地名汇编〉说明》一文中，还进一步就郦注所含20000个上下地名做出详细交代：对这20000个上下的地名，依不同性质又分列为65类。以河川类1389个地名为例，包括了江、河、川、渎、渠、溪、涧、沟、流、究等通名，不仅逐一澄清数字，更就古代使用的这些地理称谓逐一根据现代地理学的要求做出科学解释。
《〈水经·江水注〉研究》一文，作者所云“长江是一条源远流长、支流众多的大河，… …《水经注》中与《江水注》有关的就达十四卷，共五十三篇”等，作者要毫不含糊地说出“十四卷”、“五十三篇”两个指数之前，当然必须先审读多少卷帙，厘清多少水道的蛛丝马迹，乃至核对多少古今地名的衍化！
作者不只对郦注本身的研究一丝不苟，即对旁见附出的有关文献也是如此。如《〈水经注·地名汇编〉序》一文，讲到历来研究《水经注》地名的著述时，以清人张匡学的《水经注释地》中《浊漳水注》为例，全注有各类地名700余处，张氏所释94处；再以《渐江水注》例，全注有各类地名约400处，张氏所释76处。作者指出各篇大率如此，从而得出结论张氏对郦注地名研究尚甚粗略。或许有人以为此类问题对郦注本身的研究无关宏旨，其实它对我们了解我国地名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郦注地名研究的发展，甚有裨益。
作者上述这类研究，是郦学研究史上考据学派、辞章学派所不曾做过的，即使传统的地理学派前辈学者也未曾做过。作者对前人和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则又既珍惜其功，亦不盲从其事。作者《〈水经注·文献录〉序》一文提到《水经注》引书的研究工作，前已有之。他指出，《水经注》到底引用了多少文献？明嘉靖版黄省曾校本《水经注》卷首所列引书目录计164种，王国维校明刊本卷首所列为169种，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所列郦注引书375种，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包括若干碑铭所列为436种。作者《水经注·文献录》全然不含碑铭即已达477种，而另编《水经注·金石录》，收金石碑铭凡357种。这样，文献、金石累计则达到834种。其郦引文献的研究又远胜前代的研究。
作者在《排印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的说明》一文中说，他采用的底本是出自上海涵芬楼从武英殿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是所有不同版本的殿本中之最佳者。他指出殿本问世后，从同治迄光绪间各省书局翻刻之湖北刊本、江西刊本、浙江巾箱本、苏州刊本、福州刊本、广州刊本等，“均无对勘的价值”。他不只博览了上述群书，而且通过潜心逐一对勘，发现原本有讹者，各本均同其讹，原本未讹者，各本因校对不精而致讹者亦在不少，从而认定它们在翻刻前均未曾下过校对功夫。
作者书中这类精华之处，不胜枚举，引此数例，可概其余了。读过《二集》，益觉作者治学之勤之严，这正是一代学人之极好典范。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第19卷（1989年）第2期，第147—150页。